第195章 东边的门（1/2）

一封来自北京外交部的加急电报，打破了东北局办公楼的宁静。电报内容简明扼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照会，请求中国协助其建设或改造一批被服、鞋帽及日用橡胶制品工厂，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经济自主”。朝方特别提及，“中国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和战后恢复建设中，积累了宝贵的军需民品生产经验”，希望“学习借鉴”。作为交换，朝方愿意提供其国内富集的矿产资源（如无烟煤、铁矿砂）或“其他符合双方利益的技术合作”。中央批示：“此事关乎兄弟国家情谊与地区稳定，责成东北局牵头，联合轻工部、外贸部，尽快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援助方案，报中央审定。”

电报在东北局高层中传阅，引起不同反应。主管计划经济的副书记有些皱眉：“我们自己的轻工业还在补课，重工业更是嗷嗷待哺，哪有余力大规模援外？朝鲜能拿出的矿产，我们东北也不缺啊，运输成本还高。” 主管外交联络的委员则强调政治意义：“这是体现国际主义精神、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政治任务，不能只算经济账。”

赵刚仔细阅读电文，手指在“学习借鉴”、“技术合作”以及“改善人民生活”这几个词上反复停顿。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项政治任务，也可能是一个战略机遇，甚至是一步可以盘活多方棋局的好棋。

他立即召集了一个小型核心会议，与会者只有李云龙、程佩珊，以及东北局负责对朝联络和工业技术的两名可靠干部。

“大家都看到了。”赵刚开门见山，“朝鲜同志开了口，中央下了任务。我们首先要明确几点：第一，这是国家行为，不同于我们之前大连的试点，政治属性强，必须办好，不能出任何纰漏。第二，朝方的需求，集中在被服、鞋帽、橡胶制品，这恰恰是我们大连试点这半年多集中探索和积累了一定经验的领域。第三，朝方提出用资源或技术交换，这是个可以深入谈的切入点。”

李云龙立刻接话：“这是好事啊！咱们大连那摊子，正愁怎么把经验推广出去，这不就送上门了？帮朝鲜建厂，咱们出人、出技术、出管理章程，他们出地皮、出原料、出劳力，最后还能换回点咱们需要的东西！我看能干！”

程佩珊思考得更为细致：“李组长说得对，这确实是我们试点经验系统化输出和验证的绝佳机会。但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厘清：第一，援助的规模和深度。是派遣几个专家指导？还是包建整个工厂（交钥匙工程）？这涉及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完全不同。第二，技术标准和管理模式的移植。朝鲜的工业基础、工人素质、管理体制与我们差异很大，我们的这套办法，能否适应并有效运行？第三，交换条件的具体化。朝方提出的‘技术合作’，具体指什么？是否有我们感兴趣的内容？比如，朝鲜与苏联、东欧技术交流密切，是否可能间接获得一些我们需要的、非敏感的通用技术或设备信息？”

赵刚赞赏地看了程佩珊一眼：“佩珊同志考虑得很周全。这几点，正是我们制定方案的核心。我的初步想法是，**我们要争取将这个援助项目，做成一个‘系统性输出与双向获益’的样板。** 具体来说：”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的东北亚地图前：“第一，定位上，不以单纯援助或换取资源为目的，而是要将其作为我们自身轻工业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帮助朝鲜建立现代工厂，全面梳理、完善、系统化我们在大连试点中摸索出的技术规程、管理规范、培训体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我们自己能力的淬炼和提升，相当于办了一个更大的‘国际培训班’。”

“第二，模式上，采取‘技术与管理总承包，关键设备中方提供或指导采购，朝方负责土建、普工和本地化运营’的方式。 我们派出精干的技术团队和管理骨干，不仅仅是去当老师，更是去当‘项目经理’，全程负责从工厂设计、设备选型、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到初期生产管理的全套服务。这样，我们掌握核心环节，确保技术标准不走样，也能最大程度地控制投入成本。”

“第三，交换条件上，要跳出简单的‘资源换援助’思维。”赵刚的手指轻轻点在地图上中朝边境，“朝鲜的矿产，对我们东北而言，并非不可替代。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朝方提到的‘技术合作’。这可以是一个很宽的范畴。比如，是否可以要求朝方，在其与苏联、东欧的正常技术交流与设备引进项目中，为我们获取一些公开的、非保密的工业技术资料、产品样本或二手设备信息？ 甚至，是否可以探讨，在中朝边境地区，建立某种‘技术展示与交流窗口’，让双方技术人员有更多接触机会？当然，这些都需要极其巧妙和含蓄地提出，绝不能引起朝方或苏联的误解和警惕。”

李云龙听得眼睛发亮：“老赵，你这脑子！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帮朝鲜建厂是‘栈道’，通过他们去摸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底细，就是‘陈仓’！高，实在是高！”

程佩珊也深受启发，补充道：“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能把朝鲜的工厂成功建好、运营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大连模式最好的宣传和验证。未来，或许可以以此为案例，吸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友好第三世界国家的类似合作请求，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输出和资源交换网络。”

“对！”赵刚点头，“这就是第四点，长远布局。我们要把这次对朝援助，当成一个战略支点来经营。因此，在人员选派上，必须精益求精。不仅要有技术好的，更要有政治可靠、善于沟通、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骨干。佩珊同志，这方面你要重点考虑。”

会议明确了方向。赵刚责成程佩珊在一周内，拿出一个详细的《关于承接对朝轻工业援助项目的初步可行性分析与实施方案建议》，重点阐述如何将大连试点经验进行适应性改造后系统输出，以及对我方可能的多层次收益评估。同时，他通过保密渠道，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在即将与朝方进行的正式谈判中，中方代表团应纳入熟悉现代轻工业技术与管理、并具有国际项目运作潜质的专业干部（暗示程佩珊），以便更精准地把控技术合作条款。

回到大连，李云龙和程佩珊立刻进入了“战时状态”。试点车间和培训中心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可能的对朝援助项目储备人才、完善教材、优化流程。

程佩珊首先对试点半年多来的全部资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梳理。她从香港“大昌”公司和“联发贸易”的工艺单、质检标准中，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技术要点；将从陈师傅、何师傅、梁师傅那里学到的经验，转化为图文并茂的《标准工序操作卡》和《常见缺陷分析与排除指南》；将自己在管理实践中摸索出的班组计件、质量追溯、生产调度方法，编写成《轻型服装加工厂生产管理手册（草案）》。这些材料，原本是为培训中心准备的，现在被加速完善，并开始翻译成朝鲜文（通过东北局寻找的翻译人才）。

同时，她开始在心里物色人选。援助项目需要几类人：技术全面的“总工”型人才（她心目中的人选是陈师傅，但陈师傅年事已高，且是港方人员，不合适，只能作为顾问，重点培养一名内地骨干）、善于培训的“教官”型人才（从培训中心优秀学员和原有技术骨干中选拔）、懂朝语或至少能与朝方人员有效沟通的“桥梁”型人才（极为稀缺）、以及具备一定项目管理能力的“协调”型人才（她觉得自己可能不得不亲自承担一部分）。

李云龙则发挥他强大的动员能力，开始在全市轻工系统“挖人”。他不再满足于从服装社抽调，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橡胶厂、制鞋厂、甚至生产劳保用品的小企业，寻找那些有技术、肯钻研、政治过硬的中青年技工和管理人员。他给这些人描绘了一幅充满荣誉感和挑战性的图景：“出国！帮兄弟国家搞建设！代表的是咱们中国的工业水平！学成回来，都是专家！”

程佩珊的《初步可行性分析与实施方案建议》很快完成。这份长达五十多页的报告，结构清晰，数据详实，逻辑严密。报告的核心论点是：以大连试点成熟经验为基础，采取“交钥匙工程+技术托管”的混合模式，在朝鲜建设2-3个示范性轻工工厂（建议优先选择被服和制鞋），不仅能高效满足朝方需求，更可为我方带来管理经验系统化、技术队伍国际化锻炼、以及潜在的技术情报与资源交换渠道等多重战略收益。报告还附上了详细的设备清单（区分必须由中方提供、可指导朝方采购、以及可利用朝方现有设备改造的类别）、人员派遣计划、培训课程大纲、以及不同规模的投资预算测算。

报告送到赵刚案头，赵刚阅后大为赞赏，只做了少量修改，便作为东北局的核心建议方案，附上自己的说明，紧急报送北京。

北京方面的反应比预想的要快。也许是因为高层同样看到了其中的战略价值，也许是因为对朝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央很快批复：原则同意东北局建议方向，并决定组成由外贸部、轻工业部、东北局联合参与的赴朝谈判工作组，程佩珊作为轻工业技术专家被点名加入工作组。同时，中央指示，大连试点要继续办好，并可以“为援朝项目储备和输送人才”为名，申请一定的资源倾斜。

这意味着，程佩珊将正式走向国际谈判舞台，而她在大连倾注心血打造的试点模式，将接受国家任务的检验，并可能被复制到国境之外。

四月的平壤，金达莱刚刚绽放。中朝轻工业合作谈判在紧张而友好的气氛中开始。朝方代表团规格很高，由主管轻工业的副相牵头，成员包括贸易、工业、计划等多个部门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中方代表团以外贸部一位司长为团长，轻工业部和东北局的代表为辅，程佩珊作为技术主谈之一，坐在后排，但面前摆着厚厚的资料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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