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章 东边的门（2/2）

最初的会谈围绕朝方需求展开。朝方提出了具体希望援建或改造的工厂名单和初步产能要求，主要集中在平壤、咸兴、清津等主要城市。需求清单包括：年产五十万套各类服装的工厂一座，年产三十万双胶鞋和布鞋的工厂一座，以及改造现有的劳保手套和日用橡胶制品生产线若干。朝方坦承，他们缺乏现代成衣和制鞋的流水线生产经验、技术标准和质量管理体系，现有的工厂效率低下，产品单一且质量不稳定。

中方团长按照既定方针，首先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全力支援的决心，随后由轻工业部的代表介绍中国轻工业（特别是军需民品）的发展概况。轮到程佩珊发言时，她没有空谈理论，而是直接打开资料夹，展示了大连试点生产的部分样品（精选的夹克、衬衫、工装裤）、工艺流程简图、质量管理记录，以及那份刚刚出炉还带着油墨味的《生产管理手册（草案）》核心部分。

“各位朝鲜同志，”程佩珊的声音清晰而平稳，通过翻译传递出去，“我们理解贵方在轻工业发展中遇到的挑战。在中国东北的大连，我们近一年来，针对出口加工的需要，初步探索了一套适合现阶段基础、注重实效的轻型服装加工生产与管理方法。这些样品、图表和文字，就是我们实践的部分总结。我们认为，贵方的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和 adapt（调整）这套方法，结合朝鲜的实际情况，来高效地实现。”

朝方技术人员显然对实物样品和具体的工艺文件更感兴趣。他们传看着夹克，仔细查看缝线、拉链、衬里，翻阅着工序卡和质量检验表，低声交流着，不时提出问题。程佩珊一一解答，从面料特性讲到工序排列，从计件激励谈到质量控制点的设置，深入浅出，数据支撑有力。

谈判焦点很快集中在援助模式上。朝方起初倾向于中方提供全套设备并派专家指导，他们负责运营，即传统的“交钥匙”模式。但程佩珊在私下向中方团长汇报并获准后，提出了“技术与管理总承包”的混合模式建议。

“我们理解贵方希望尽快掌握技术的迫切心情。”程佩珊在技术分组会谈中阐述，“单纯提供设备和短期指导，可能难以让贵方同志快速建立起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生产体系。我们建议，由中方派出一个综合技术管理团队，人数不多，但覆盖关键岗位，在项目建设期全程参与，负责工艺设计、设备选型与安装指导、核心技术人员和基层管理骨干的培训，并协助贵方建立最初的生产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体系。在工厂投产后，中方团队可以转为‘技术顾问’，继续提供一段时间的支持，直到贵方团队能够完全独立运转。这样，既能保证项目成功，又能加速技术转移，真正帮助贵方建立起‘造血’能力。”

这个提议打动了朝方技术人员，他们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但朝方经济官员则更关注成本。程佩珊早有准备，她拿出了详细的预算对比分析：纯“交钥匙”模式，设备全部崭新进口，价格高昂，且后续维护和技术升级依赖卖方；而“总承包”模式，中方可以指导朝方在全球市场选择性价比较高的新设备或状况良好的二手设备，部分非关键设备甚至可以利用朝方现有条件改造，中方主要收取技术服务和人员派遣费用，总体成本可能更低，且更有利于朝方长远发展。

谈判是艰苦的，尤其是在交换条件上。朝方坚持用矿产（主要是无烟煤和铁矿砂）作为主要支付手段。中方则委婉地表示，东北地区自身矿产资源丰富，长途运输朝方矿产经济性不高，希望能探索更多元的合作方式，例如“技术交流与信息共享”。

在一次非正式的工作晚餐后，朝方代表团中一位相对年轻、曾留学东德的技术官员，悄悄找到程佩珊（通过翻译），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夹杂着俄语说道：“程同志，你们的样品和管理思路，很……现代。和我们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的不太一样，更接近我在德国看到的一些小工厂。我们……也很想获得更广泛的技术信息，比如，西欧和日本在化纤面料、新型制鞋机械方面的发展。但是，我们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很有限。”

程佩珊心中一动，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口。她谨慎地回答：“技术信息的交流，是相互的。中国也在努力了解世界技术的发展。如果朝方同志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接触到一些有益的、非敏感的公开技术资料或样品，我们非常愿意与朝方同志分享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的一些市场信息，作为互补。”

对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但程佩珊知道，种子已经播下。

最终，经过数轮磋商，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中方以“技术总承包”方式，协助朝方在平壤建设一座示范性服装厂（首期产能三十万套），并改造咸兴的一家橡胶鞋厂；中方派遣一个15人左右的技术管理团队，工作期限至工厂稳定投产半年后；朝方以优惠价格向中方提供一定数量的特种无烟煤（用于冶金），并同意建立定期的“轻工业技术信息交流机制”，双方互换公开的技术刊物、样本和展会信息。协议草案将报各自上级批准后正式签署。

程佩珊的名字，作为中方技术总负责人的主要候选人，被写入了协议草案附件。返程的列车上，她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朝鲜山川，心中没有太多胜利的喜悦，而是沉甸甸的责任感。她知道，真正的挑战，从现在才开始。

协议草案很快获得双方中央批准。大连试点基地，顿时成为援朝项目的“大本营”和“黄埔军校”。程佩珊被正式任命为援朝轻工项目技术总负责人兼中方专家组组长。她不得不暂时将大连试点的日常管理工作移交给她培养起来的一名副手，全身心投入到援建队伍的组建和出征准备中。

专家组十五人名单，是她和李云龙、赵刚反复斟酌敲定的。包括了从大连试点和全市选拔的七名技术骨干（涵盖裁剪、缝纫、整烫、质检、设备维护）、三名从沈阳和哈尔滨轻工院校抽调的理论基础好的年轻教师（负责系统培训）、两名有基层管理经验的干部（负责项目协调和行政管理），以及两名政治上绝对可靠、略通朝语的翻译兼联络员。陈师傅作为高级顾问，被以“私人邀请”方式，通过霍启明的渠道，承诺支付高额报酬，请他以“个人休假”名义，秘密赴朝短期指导关键工艺，此事仅有极少数人知晓。

出征前，赵刚在沈阳专门接见了程佩珊和专家组核心成员。

“你们这次出去，任务很重。”赵刚语重心长，“不仅仅是帮朝鲜同志建好工厂，更要当好‘种子’和‘桥梁’。种子，是要把我们摸索出的这套讲求效率、注重质量、适应市场的生产管理理念，因地制宜地种下去，让它能在朝鲜的土地上发芽生根。桥梁，是要建立信任，畅通交流渠道。特别是那个‘技术信息交流机制’，要把它用活，变成我们了望外部世界的一个有益窗口。”

他特别叮嘱程佩珊：“佩珊同志，你肩上的担子最重。既要确保项目技术成功，又要敏锐把握各种信息，妥善处理与朝方各层级人员的关系。记住，多听，多看，多思考，少说涉及敏感领域的话。 对于朝方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要真诚相待，专业交流。如果他们流露出对更广阔技术信息的兴趣，可以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分享一些我们从香港渠道获得的、公开的市场产品信息作为引子。重点观察，朝方与苏联、东欧的技术合作中，有哪些领域、哪些具体设备或技术是他们经常接触或感兴趣的。”

李云龙则拍着胸脯保证：“家里的事你们放心！大连试点，老子给你看得牢牢的！培训中心继续办，新订单照接！你们需要的任何后勤支持，一个电报，我连夜给你送过鸭绿江！”

五月，程佩珊带领着这支精心挑选的“种子”队伍，乘坐火车，跨过鸭绿江，奔赴平壤。站台上，送行的人们目光殷切。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技术和设备清单，更承载着打破封锁、曲线求索的希望。

就在程佩珊一行抵达平壤，开始紧张的工厂选址和设计勘测之际，沈阳的赵刚接到了另一份密报。这份密报来自他叮嘱留守的、负责与香港“信天翁”保持最低限度联络的同志。密报显示：“‘安德烈’方面再次通过隐蔽渠道，向‘信天翁’发出含糊信息，询问‘之前合作愉快的伙伴，是否对更大宗的、品类更丰富的工业品交换有兴趣’，并提及‘可能有渠道获得某些电子元件和精密仪器资料’。”

赵刚看着密报，嘴角浮起一丝复杂的笑意。北风的缝隙，并未因为他的主动暂停而完全闭合，对方反而似乎更急切了。但他现在有了更重要的棋局——东边的门已经打开，程佩珊正在那里播撒种子、搭建桥梁。或许，当东边的幼苗茁壮成长，能够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时，北风带来的寒意，也将被更好地抵御，甚至被利用。

他将密报锁进保险柜，没有立即回复。他要等，等程佩珊在平壤传来第一阶段的消息，等那枚东行的棋子，落下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渤海湾的潮声与鸭绿江的江水，似乎在这一刻，通过无形的战略网络，遥相呼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