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 北风起于青萍之末（1/2）

深秋的香港空气中依旧弥漫着潮湿的暑热，但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已带上一丝凉意。夜幕降临，两岸的霓虹渐次亮起，勾勒出这个远东自由港繁忙而迷离的轮廓。在九龙尖沙咀一栋并不起眼的老式商厦顶层，一间挂着“南洋贸易咨询公司”牌子的办公室里，窗帘紧闭，灯光柔和。

霍东与赵刚的会面，安排得如同一次最寻常的商业拜访。赵刚化名“赵先生”，持着经过巧妙安排的证件，以内地某省“实业考察团”成员的身份抵港，公开行程满满当当。只有在这个夜晚，他悄然脱队，在霍家绝对心腹的接引下，来到了这间安全的密室。

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赵刚将那份代号“北风”的行动纲要，以及苏联方面模糊的反馈清单，推到了霍英东面前。霍英东仔细阅毕，沉默良久，指尖在清单上“合金钢锭”、“旧机床”等字样轻轻敲击，室内只听得见老式座钟缓慢的滴答声。

“赵先生，”霍东终于开口，声音平稳，但眼神锐利如鹰，“此事，是火中取栗，更是刀尖跳舞。一旦失手，你我身败名裂事小，恐累及大局，伤及国家信誉。”

赵刚坦然迎着他的目光：“霍先生所言极是。风险，我与同志们反复权衡，夜不能寐。然而，北边技术封锁日紧，我东北工业，尤其船舶、机械、冶金，缺的不仅是外汇，更是这些‘硬家伙’和‘死图纸’。正规渠道，求告无门。此缝隙若真存在，或许是苍天予我辈一线生机。当然，若无霍先生鼎力，此事绝不可为，我亦不敢强求。”

霍东站起身，踱到窗边，微微掀开窗帘一角，俯瞰脚下流光溢彩的港湾，那里泊满各国商船，其中亦有他霍家的旗帜。他想起抗战时冒险为内地运送物资的往事，想起建国初突破封锁运回“破烂”设备的艰辛，更想起自己心中那份未曾熄灭的赤子情怀。

“我不是怕风险，赵先生。”霍英东转过身，目光坚定，“我霍英东一介商人，能在香江立足，靠的不是顺风顺水。我是担心，此事牵扯太深，若操作稍有差池，非但换不回东西，反而可能被对方利用，甚至成为攻讦内地的口实。我们面对的，绝非普通走私商人，很可能是……苏联国家机器内部某些有心人，甚至是披着商人外衣的触角。”

“所以我们才需要‘绝对切割’和‘严格限控’。”赵刚走到墙边一幅巨大的世界海运图前，手指点在纳霍德卡港，“首次交易，规模极小，目的仅是测试通道、验证对方诚意与能力。执行人必须绝对可靠、机敏、熟悉国际灰色地带的规则。我思来想去，唯有启明世侄，可堪此任。他年轻，有冲劲，受过现代教育，思维缜密，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流着霍家的血，有担当。”

提到霍启明，霍东眼神复杂，既有骄傲，也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忧色。这个他最看重的侄子，才华出众，但也正因如此，他更不愿其卷入过于险恶的漩涡。

仿佛看穿霍英东的心思，赵刚诚恳道：“霍先生，我视启明如子侄，绝无将他置于不必要的险地之意。整个计划，他将居于第二线甚至第三线，真正的‘白手套’，我们会设法物色更边缘、更不易追踪的角色。启明的任务，是居中协调、判断信息、控制风险阀门。他无需亲自前往苏联，甚至无需直接接触对方核心人员。所有指令，通过多重加密和间接渠道传递。一旦他判断风险超标，有权立即终止一切，无需请示。”

霍东沉吟半晌，走回桌前，手指重重按在那份纲要上：“我需要和启明谈一次。若他自愿，且你们能保证他所处层级的安全边际，我……不反对。但计划必须再细化，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备用方案和紧急撤离设计。货物交割地点，不能选在苏联港口，太被动。最好选在公海，或第三国（地区）的中立水域，比如……日本海靠近国际航线的某处。船只要用绝对清白、与霍家和大陆都无表面关联的。”

赵刚精神一振：“霍先生考虑周全！公海交割，我方船只悬挂方便旗，人员全部雇佣外籍，货物多层伪装。具体地点和联络信号，请启明世侄与对方试探商定。至于‘白手套’，我这边也在物色，或许可以通过澳门一些背景复杂的葡萄牙裔贸易商，或者东南亚的华人侨商网络。”

当夜，霍启明被秘密唤来。得知整个计划后，这个年轻人眼中没有恐惧，反而闪烁起一种混合着冒险精神与使命感的激动光芒。他仔细研究了赵刚带来的资料和霍英东的补充意见，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如何验证对方提供的“闲置工业品”真伪及价值？交易使用的货币（或计价标准）如何确定以避免争议？万一对方提供的货物有隐蔽的追踪装置或恶意破坏怎么办？

讨论持续到凌晨。最终，一个更加周密、多层绝缘的“北风计划”1.0版本成型。霍启明将作为总协调人，化名“林先生”，通过一个新注册于新加坡、董事背景清白的空壳公司“信天翁贸易”，与苏联方面可能的代理人进行联系。首次接触的议题，不再是模糊的意向，而是具体提出：用价值约五千美元的优质无标识成衣、皮革制品，交换“可供评估的、小批量的、非敏感性工业金属样品（如某种标号的合金钢）或状态良好的二手通用机床一台”，交割地点建议设在“日本海XX纬度YY经度附近公海”，具体时间另议。对方需提供货物清晰照片、基本技术参数（可模糊化处理）及来源无害担保（尽管这种担保本身可能毫无意义）。同时，“信天翁”会提出，将由“独立第三方检验员”在交割时现场初步查验货物。

“就这样，以最商业、最谨慎、也最不信任的姿态去接触。”霍启明总结道，“如果对方连这些条件都愿意接受并积极安排，说明他们确有交易意愿且有一定能力。如果对方退缩或提出过分要求，我们就立刻停止。”

赵刚紧紧握住霍启明的手：“启明，一切小心。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有任何风吹草动，记住，断尾求生，不留痕迹。”

数日后，“信天翁贸易”的询盘，通过那几位神秘的船务经纪人，再次飘向了纳霍德卡港。这一次，它披上了更正式、也更难追踪的商业外衣。

等待是焦灼的。大连方面，程佩珊按照指令，早已将一批精心制作、品质上乘的“无名货”准备妥当。这批货包括：一百件做工极为考究的男式厚呢大衣（仿照经典的英式风格，但去除了任何装饰性元素）、两百双牛皮劳保手套、五百件高支棉混纺衬衫，以及少量帆布工具包。所有标签均为纯英文，标注着虚构的“国际劳工用品公司”字样。程佩珊甚至特意让工人在一些不起眼的内衬处，缝制了细微的、难以仿冒的独特针迹作为暗记，以便万一需要追查时辨认。货物打包装箱后，存放在试点厂区一个独立、隐蔽的仓库中，由李云龙指派的绝对可靠的保卫人员看守。

香港方面，霍启明则动用了霍家庞大的航运与贸易网络资源，物色合适的运输工具和人员。他选定了一艘经常往来于日本、台湾、东南亚航线，船东是希腊人，船员多为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籍的旧货轮“海星号”。这艘船与霍家仅有极其间接的租约关系，且即将执行一次前往日本札幌的常规运输任务，航线恰好经过预定公海区域附近。霍启明通过复杂的中间人，以“临时加运一批样品前往日本测试市场”为由，支付了高昂的运费，让“海星号”同意在指定坐标点短暂停留，进行一场“海上货物转驳”。船长和船员只被告知这是客户要求的特殊物流操作，对此类灰色地带的小动作心照不宣，只要报酬丰厚，他们并不关心箱子里是什么。

另一边，纳霍德卡港的回应，在将近三周的沉寂后，终于传来。对方没有使用之前的船务经纪人渠道，而是直接向“信天翁贸易”在新加坡的注册地址发来了一封商业电报，措辞简洁而古怪：“贵司询盘收悉。可提供БН-2型合金结构钢样品五吨，或ЧПУ-16旧车床一台（附照片）。需贵方等值日用消费品，清单需确认。交割可接受公海提议，但地点需东移十海里。安全由我方保证。请回复确认意向及商品明细。联系人：安德烈。”

电报落款“安德烈”，是一个在苏联常见的名字，毫无特征。随电报模糊提及的，还有一张黑白照片的缩略描述，依稀可辨是一台保养状况似乎还不错的卧式车床，背景像是某个堆满杂物的仓库角落。没有更多技术参数，没有来源说明。

霍启明将电报内容紧急加密后传给赵刚。赵刚立即召集了在沈阳的秘密技术小组（由几名政治上绝对可靠、业务精湛的金属材料和机床工程师组成，他们被临时抽调，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小组成员仔细分析了“БН-2型合金结构钢”这个代号，根据有限的苏联材料手册回忆，初步判断这是一种中碳铬钼合金钢，常用于制造齿轮、轴类等中等负荷零件，虽非最顶尖的军用材料，但对于国内很多机械厂来说，已是求之不得的优质钢材。而那台“ЧПУ-16”车床，如果照片属实且功能完好，即便是旧型号，其精度和自动化程度也可能超过国内许多工厂正在使用的主力机床。

“东西是好东西，但来源和状态存疑。”技术小组负责人谨慎地表示，“尤其是机床，长途海运颠簸，内部是否有暗伤，电路是否被改动，很难说。合金钢如果是真品，五吨量不大，但足以用来进行关键部件的试制或作为对比标样。”

赵刚决策：同意进行首次试探性交换，但选择交换**五吨БН-2型合金结构钢**。理由：钢材状态相对容易检验（可通过便携式光谱仪进行初步成分分析，也可通过观察外观、测量尺寸判断大致真伪），且运输、隐藏相对机床更容易。机床目标太大，检验复杂，风险更高。

霍启明接到指示后，以“林先生”名义回电“安德烈”，确认用清单上的日用消费品交换五吨БН-2合金钢样品，并提供了详细的商品清单（品名、数量、包装规格），同时坚持要求对方在交割时，必须允许己方检验人员登船对钢材进行**现场取样和初步光谱分析**，否则交易取消。此外，对交割地点东移十海里的提议表示同意，但给出了一个修正后的、更精确的经纬度坐标（位于国际航道附近，但非主航道，且水深适宜停泊）。

又是一段令人心焦的等待。这一次，“安德烈”的回复快了许多，几乎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传来：“同意检验。样品钢已备。请于11月5日当地时间凌晨4时至6时，在指定坐标等候。识别信号：贵船挂蓝黄两色旗，闪烁绿光三次；我方船挂红旗，闪烁白光两次。货物过驳，检验同步，一小时内完成。只此一次，过时不候。”

电报内容强硬，带着苏式办事风格特有的不容置疑，但也透露出对方同样急于完成这次试探性接触。日期定在十天后，时间窗口极窄，且是凌晨，显然是为了规避可能的监视。

所有环节立刻高速运转起来。大连的货物被秘密运出，通过铁路冷藏车厢运抵广州，再转由一艘与霍家无关的沿海小货轮运至香港外海指定地点，在夜色中过驳到早已等候的“海星号”上。“海星号”随即启航，驶往日本方向，并在预定日期前悄然调整航线，向那个寒冷的公海坐标点驶去。

霍启明没有随船。他坐镇香港，通过“海星号”上一位他用重金收买、安置的“特别联络员”（一位经验丰富的马来西亚籍大副，拥有简单的无线电操作技能和基本的应变能力），保持单向联系。检验人员则由那位大副兼任——霍启明紧急培训了他如何使用便携式光谱仪（当时的高科技设备，通过霍家的海外关系秘密购入）进行最简单的金属成分指向性测试，并给了他一份БН-2钢大致的成分范围参考表。真正的技术判断，依赖于现场取样和后续的详细分析。

赵刚在沈阳，李云龙在大连，程佩珊在试点厂区，所有人都彻夜未眠，守着保密电话或无线电静默，等待那片黑暗公海上未知的结果。

十一月的日本海，寒风刺骨，涌浪起伏。“海星号”关闭了大部分航行灯，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在预定时间驶抵坐标点附近，在黑暗中缓慢巡弋。船长紧张地注视着雷达屏幕和漆黑的海面，不时对照着海图。甲板上，水手们披着厚厚的棉衣，呵出的白气瞬间被风吹散。几个特殊的货箱被提前搬到了靠近船舷的位置，方便吊运。

凌晨三点五十分，雷达屏边缘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光点，缓缓靠近。对方船只没有开启导航灯，如同幽灵。随着距离拉近，隐约可见是一艘吨位与“海星号”相仿的旧式货轮，船型有些像苏联制造的“列宁格勒”级。

“挂旗！”船长低声命令。一面事先准备好的蓝黄两色旗升上桅杆。同时，桅顶的信号灯向对方方向，有规律地闪烁了三次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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