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 织网与越界（1/2）

两万件灯芯绒夹克的成功交付，如同给大连试点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账面上沉淀下的外汇（尽管部分已转化为设备）、车间里崭新的“Juki”缝纫机嗡嗡作响、工人们眼中焕发的自信光彩，无不彰显着这条新路子的生命力和潜力。李云龙的腰杆挺得更直了，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仿佛那渤海湾的潮声都在为他助威。

“老程！”他推开程佩珊办公室的门，声音洪亮，“咱们这摊子，该扩了！就这一个小车间，缝缝裤子、做做夹克，能成多大气候？我看，把隔壁那个闲置的仓库也腾出来，再上两条线！不，三条！工人从全市招，年轻的、手巧的，有多少要多少！设备……设备咱们再用加工费换！老郑那边（郑裕昌）要是单子不够，就让霍先生帮忙介绍新客户！咱们大连，要成为北方最大的‘裁缝铺子’！”

程佩珊从一堆报表和布料色卡中抬起头，扶了扶眼镜。她理解李云龙的急切和雄心，但作为具体操盘者，她看到的是扩张背后必须填平的沟壑。

“李组长，扩大规模是必要的，但不能盲目。”她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手绘车间平面图前，“首先，管理半径的极限。目前这个车间，一百五十名工人，三位香港师傅加上我们几个骨干，管理已经绷得很紧。如果再开两三条同等规模的生产线，管理人员、技术骨干从哪里来？直接提拔现在的工人？她们熟悉操作，但缺乏全局管理和质量控制经验。从外单位调？懂现代成衣生产管理的人，大连几乎没有。”

李云龙一挥手：“不会就学！你那个培训中心的点子不是很好吗？赶紧办起来！先培养班组长、质检员！”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标准化与可复制性。”程佩珊点头，“我们摸索出的这套办法，还停留在经验层面，依赖于陈师傅、何师傅他们的言传身教和我的随时调整。没有形成标准化的操作手册、培训教材、质量管理体系，扩大规模就是沙上筑塔，质量必然滑坡。培训中心必须办，但首先得把‘教材’编出来。这需要时间，需要系统总结。”

她顿了顿，继续道：“第三，市场风险。过度依赖‘大昌’一家，风险集中。郑老板是讲信誉的商人，但市场波动、客户转移订单是常事。我们必须拓展客户群。然而，新客户的开发需要时间建立信任，对方也会观察我们的规模、管理、品控是否稳定。在自身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盲目接新单，尤其是要求各异的单子，极易出错，反而砸了招牌。”

“第四，政策与配套的瓶颈。”程佩珊的声音压低了些，“我们现在还是‘试点’，很多事靠您和赵政委的‘特事特办’。扩大规模，意味着更大的原料进口、更多的外汇流转、更频繁的人员物资调动。现有的《试行办法》很多条款是原则性的，具体执行中，海关、税务、银行、劳动部门，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遇到新的掣肘。我们需要更细化、更具操作性的配套细则，这需要市里、甚至省里和中央部委的协调，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李云龙听着，眉头又锁了起来，但这次没有急躁地打断。他拉了把椅子坐下，点燃一支烟，闷声道：“你说得在理。是老子有点冒进了。那依你看，下一步该怎么走？总不能原地踏步吧？”

程佩珊早有腹案：“巩固、消化、稳步扩张、伺机突破。具体分四步走：第一，立即启动‘出口加工业务培训中心’的筹备，我牵头，陈师傅他们做顾问，用一个月时间，把我们现有的工艺标准、质量控制点、班组管理方法，整理成初级的培训教材和制度文件。同时，从现有工人中选拔二十名优秀骨干，作为第一期‘管理培训生’，白天跟班，晚上学习，快速培养基层管理力量。”

“第二，与‘大昌’深化合作，试探其长期意向。可以邀请郑裕昌先生或霍启明先生来大连实地考察，展示我们的进步和规划，探讨签订一份一年期的框架合作协议，约定最低订单量、技术支援条款和更灵活的结算方式（包括继续用设备抵付），给我们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本盘’。”

“第三，谨慎拓展新客户。通过霍先生的关系，接触一两家与‘大昌’业务不冲突、信誉良好的其他香港贸易公司，先从几百件的小‘试单’做起，严格把控质量，建立初步联系。客户多元化，但步伐要稳。”

“第四，也是最关键却必须隐秘进行的，”程佩珊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启动对‘北边’市场需求和渠道的深入调研。赵政委之前指示过。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具体、更落地的信息，不能只靠香港那边的二手消息。或许……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边境民间渠道，或者利用大连历史上与俄、日的旧有商业人脉，进行极其谨慎的摸底。这需要专门的、可靠的人去办。”

李云龙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前三点，你来安排，我全力支持。要地皮给地皮，要人我去协调。培训中心，我看就在厂区边上划块地，先盖几间平房！请香港师傅编教材，给补助！第四点……”他目光锐利起来，“这事风险太大，得绝对可靠的人，用绝对安全的方式。我让保卫处老周暗地里物色人选，直接向我和你汇报。没有确切把握，绝不动作。”

两人达成了共识。扩张的油门依然要踩，但程佩珊给这辆刚刚起步的快车，装上了更清晰的导航仪和更可靠的刹车系统。

“大连市轻工业出口加工业务培训中心”的牌子，挂在了试点工厂旁边匆匆建起的几间红砖平房外。没有仪式，没有领导剪彩，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悄然揭牌。首批二十名学员，是从试点车间和全市几家服装社、纺织厂挑选出的佼佼者，清一色女性，年龄在二十到三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至少初中，最重要的是手巧、肯学、有一定组织能力。

程佩珊兼任中心主任，陈师傅被聘为“总技师”，何师傅、梁师傅以及试点车间表现最突出的两名女工（已被提拔为生产组长）担任讲师。教材是现编的——程佩珊带领骨干们，将过去几个月积累的工艺单、质检记录、问题分析、改进措施，分门别类，配上简图，用蜡纸刻印装订成册，虽然简陋，却是第一手实战经验的结晶。

培训内容分为三块：技术实操（由香港师傅和熟练组长示范，学员在旧机器上反复练习关键工序）、质量管理（学习看工艺单、使用检验工具、填写质量报表、分析常见缺陷）、班组管理基础（如何排工序、记考勤、做生产日报、调动组员积极性）。理论课不多，但每一条都紧扣生产实际。

晚上，平房里灯火通明。学员们围坐在课桌旁，就着昏黄的灯光，啃读那些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教材，或在程佩珊的带领下，讨论白天生产中遇到的疑难案例。陈师傅偶尔会背着手踱进来，沉默地看一会儿，然后指出某个工艺要点讲解上的细微偏差。他的严格，从车间延伸到了课堂。

李云龙也常来转悠，他不听课，但喜欢在窗外看看那些专注的脸庞，有时会拎来一篮子苹果或橘子，让学员们课间加餐。“这些都是未来的种子！”他对程佩珊说，“等她们学成了，放出去，一个带十个，十个带百个，咱们的队伍就壮大了！”

学员们私下称自己为“黄埔一期”，充满了使命感和荣誉感。她们知道，自己学成后，很可能就是新生产线的班长、质检主任，甚至是未来分厂的骨干。这种明确的职业前景，在当时的国营工厂里是罕见的，极大地激发了学习热情。

与此同时，程佩珊通过霍启明，向郑裕昌发出了正式邀请。郑裕昌对大连试点的进步速度感到惊讶，欣然同意，并带上了公司的两名高级经理。考察持续了三天。郑裕昌仔细查看了改造后的车间、新引进的设备、正在进行的夹克生产，以及那个刚刚起步但已显雏形的培训中心。他尤其对程佩珊主导整理的那套初步的管理文件和培训教材感兴趣，翻看了许久。

“程小姐，你们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更有章法。”郑裕昌在会谈时感慨，“不光是会做货，已经开始想怎么系统地做、怎么做大。这很难得。”

程佩珊借此机会，提出了签订一年期框架合作协议的设想：“大昌”承诺每年提供不低于三十万件（套）的订单（涵盖不同品类），并继续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部分关键面辅料；大连方面保证产能、质量和交期，并给予“大昌”优先权和一定的价格优惠；结算方式可灵活组合（港币、设备抵付、甚至部分以国内紧缺的轻工业原料结算）。

郑裕昌与手下经理商议后，原则上同意了合作方向，但对具体数字和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谈判进行了两轮，最终达成的协议是：首年度保证订单二十万件（套），合作期内“大昌”协助引入至少一项新工艺或新设备；大连方面设立“大昌”专线车间；结算方式采用“70%港币+30%设备/原料抵付”。协议虽不具严格法律约束力（受制于当时的环境），但为双方提供了稳定的合作预期。

框架协议的达成，给了大连试点吃了一颗定心丸。产能扩张有了明确的订单依托，程佩珊开始规划，在培训中心第一期学员结业后（约两个月后），正式启用隔壁仓库，开设第二条生产线，专门承接“大昌”的订单。

框架协议在手，程佩珊并未放松对新客户的开拓。她通过霍启明，谨慎地接触了另外两家香港贸易公司。一家是主营针织衫的“联发贸易”，老板姓吴，规模中等；另一家是专做童装和玩具的“昌兴行”，老板姓马，业务比较杂，但渠道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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