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针尖上的舞步（1/2）

首批五千条工装裤的合格交付，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大连、在东北局、甚至在更上层的某些关注经济工作的领导圈子里，漾开了层层涟漪。

大连试点车间的女工们领到了第一笔“超额计件奖金”，虽然数额不大，但那种劳动成果被量化、被认可、并与实际收入挂钩的新奇感受，混合着“为国家挣到外汇”的自豪，让整个车间的精气神为之一振。工间休息时，谈论的不再仅仅是家长里短，多了“针距标准”、“锁边技巧”、“怎样熨烫裤线更挺括”等技术性话题。陈师傅依旧寡言，但嘴角偶尔会牵起一丝几不可察的弧度，他开始主动纠正一些潜在的不良操作习惯，甚至私下里向程佩珊建议，可以选拔几个悟性高的年轻人，尝试学习简单的纸样放码和排料优化。

程佩珊将这些积极变化详细记录，并敏锐地意识到：仅仅满足于来料加工、赚取微薄加工费，固然能解燃眉之急，但绝非长远之计。她连夜撰写了一份补充报告，题为《关于提升大连出口加工业务层级的几点初步建议》，核心观点是：在巩固现有简单订单的同时，必须主动谋求“升级”——从纯粹的OEM（代工生产）向ODM（原始设计制造）过渡，哪怕是最初步的。具体路径包括：1. 请求“大昌”或通过霍家引荐，提供一些更复杂款式（如夹克、连衣裙）的订单，并在合作中逐步学习其设计理念和面辅料搭配；2. 选派有潜力的技术骨干，随香港来的跟单师傅学习更深入的工艺技术，甚至争取短期赴港培训的机会（这在当时近乎天方夜谭，但她认为应该作为目标提出）；3. 开始留意和收集国际流行面料样本、服装款式图片（通过香港渠道），建立一个小小的资料库，培养初步的时尚感知。

这份报告连同首单成功的简报，被李云龙以“特急件”报送沈阳。赵刚仔细阅后，沉思良久。程佩珊的眼光是前瞻的，但步子迈得太大，在当前的政治气候和极度匮乏的外汇、国际交流渠道下，实施难度极高。然而，这种“不安于现状、主动求变”的精神，正是他所欣赏和需要的。他提笔在报告上批示：“思路可取，方向正确。当前重点仍在‘巩固基础、扩大规模、建立信誉’。升级之事，可分步探索，积极创造条件。与港商接触中，可委婉试探其意向，但切勿操之过急，反失根本。”批示既给予了肯定，又划定了现实的边界。

与此同时，首单成功的消息，也通过非正式渠道，在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的一些部门里，引起了微妙的关注。苏联驻大连领事馆的商务官员，例行公事地向大连市外经贸部门询问了这个“新开展的地方工业出口项目”的情况。得到的是标准而模糊的答复：“地方为搞活经济、解决就业进行的一些探索，规模很小，产品是普通的日用消费品。”苏联人没有深究，但一份简短的报告还是被送往莫斯科，归档在有关“中国地方经济动态”的卷宗里。此刻的莫斯科，正忙于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后遗症以及筹备那场将震惊世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对远东盟友这点“小打小闹”的轻工业尝试，并未投入太多精力。然而，种子已经埋下。

更大的暗流，来自内部。大连试点获得的特殊政策、外汇留成优惠以及李云龙“特事特办”的强势作风，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有利益与观念。计划部门的官员质疑试点打乱了本地区的原料调配计划；国营百货公司的经理抱怨试点产品（尽管全部出口）冲击了他们对轻工产品的定价和管理权威；甚至试点工厂内部，也有老工人私下嘀咕：“咱们是国营大厂，现在天天给资本家做裤子，算怎么回事？这计件工资，不是鼓励‘物质刺激’吗？”

这些声音虽然尚未形成强大的反对浪潮，但丝丝缕缕的阻力，已经让程佩珊在协调各方关系时倍感吃力。她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解释、沟通、甚至妥协。例如，试点车间需要的照明设备更新、蒸汽熨斗添置，本可从留成外汇中支出，但物资部门要求必须走计划申请渠道，耗时漫长。最后还是李云龙一拍桌子，从东北局支援重工业的物资里“临时调剂”了一批，才解了燃眉之急。

“老李，这么下去不是办法。”一次协调会后，程佩珊略显疲惫地对李云龙说，“每走一步，都有看不见的绳子绊着。光靠‘特事特办’，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我们需要一套更系统、更权威的保障机制。”

李云龙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烟雾在他紧锁的眉宇间缭绕：“老子也知道！可这机制，不是咱们说立就能立的。赵政委在沈阳，也在为这个事跟各方面掰扯。现在最关键的是，咱们得拿出更硬气的成绩！一笔单子五千条裤子，说服力还不够。要是能有几个大单，连续做成功，赚回看得见、摸得着的外汇，把就业带起来，让那些说闲话的人看看实际好处！”

机会，比预想的来得稍快一些。香港，“大昌”制衣公司。

老板郑裕昌仔细检查着从大连发回的最后一箱工装裤，又对比了之前几批的检验报告，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质量稳定，交货准时，甚至因为内地极低的损耗率和人工成本，这批裤子的综合加工成本，比他在香港本地生产降低了近三成，比发包到东南亚一些地方也更具稳定性和可控性（至少目前看来）。更重要的是，通过霍英东的渠道，他隐约感觉到这个大连试点背后，有中国内地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这意味着潜在的规模扩张可能性和长期合作的稳定性。

“阿明，”郑裕昌对前来听取反馈的霍启明说，“大连这批活儿，做得不错。陈师傅那边也说，那边的工人肯学，听话，管理的人（指程佩珊）懂行，管事的人（指李云龙）有魄力。是个可以继续落单的地方。”

霍启明微笑点头：“郑生满意就好。不知下一单，有什么考虑？”

郑裕昌走到窗前，俯瞰着香港拥挤的街道和远处繁忙的维多利亚港，沉吟道：“工装裤利润太薄，跑量而已。我手头正好有一张欧洲客人的单子，**男士灯芯绒夹克**，数量两万件，款式比裤子复杂些，有里衬、拉链、多个口袋，对做工要求也高一些。本来想放在自己在九龙塘的厂子做，但那边订单排满了，人工也贵。如果大连那边能接，我可以把这张单转过去。”

霍启明心知这是扩大合作的重要一步：“灯芯绒夹克？工艺和面料要求肯定更高。大连那边技术储备可能……”

“所以，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郑裕昌转过身，“派两个熟手师傅过去，带一段时间。面料和主要辅料（特种拉链、衬里布）我从香港提供，一些普通纽扣、缝纫线，如果他们内地能解决合格品，也可以就地采购，降低成本。价格嘛，比工装裤当然要好一些，但你也知道，欧洲客人压价也厉害。关键是他们要保证质量和交期。”

“另外，”郑裕昌压低了声音，“通过这次合作，我也想探探路。如果大连这边真的可靠，我考虑……逐步把一些中低档、工序相对固定的产品线转移过去。香港这边，集中精力做高端、快反的订单。这需要他们那边有更大的产能和更系统的管理。”

霍启明将郑裕昌的意向迅速反馈给大连和沈阳。赵刚和李云龙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的升级台阶。两万件夹克，不仅订单量是之前的四倍，利润空间更大，更重要的是，其工艺复杂性将迫使大连试点快速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并可能建立起更紧密的港商依赖关系。

程佩珊立即组织技术骨干，仔细研究郑裕昌提供的夹克样品和工艺单。她发现，除了常规缝纫，还涉及**粘衬、绗线、口袋成型、拉链安装、里外勾合**等多个新工序，对熨烫定型的要求也极高。现有的设备（主要是普通平缝机）和工人技能，面临严峻挑战。

“接！必须接！”李云龙斩钉截铁，“不就是复杂点嘛？当年打鬼子，飞机大炮没见过，不也学会了？设备不够，想办法添置！人不会，就学！陈师傅，还有郑老板派来的新师傅，就是咱们的老师！程副局长，你立刻制定详细的应对方案，需要什么设备、培训怎么搞、产线怎么调整，列出来！我去搞设备，搞不来就借，就租！”

一场围绕两万件灯芯绒夹克的“攻坚备战”，在大连试点车间紧急展开。程佩珊的方案包括：1. 紧急从上海纺织机械厂订购十台工业用锁边机和两台简易粘合机（动用宝贵的外汇留成和赵刚特批的额度）；2. 改造车间布局，设立专门的粘衬区、绗线工位和整烫台；3. 从全大连服装行业抽调十名有经验的裁缝和技术较好的女工，与原有骨干混合，组建“夹克生产突击队”，由陈师傅和即将到来的香港新师傅进行强化培训；4. 制定比工装裤时期详细得多的《工序作业指导书》和《质量检验标准》，悬挂于每个工位。

设备采购和人员调集，再次遇到阻力。上海那边的设备交货期无法保证，本地其他服装社不愿放走技术骨干。李云龙再次展现出他的“蛮横”与灵活：他一个电话打到上海老战友那里，“请求支援”，硬是让上海方面优先排产；同时，他以东北局工作组的名义，给那些不放人的单位负责人“做工作”，半是命令半是协商，总算把人凑齐。

就在大连方面紧锣密鼓准备时，霍启明带来了郑裕昌的另一项提议，或者说，一个试探：“郑生的意思是，这次夹克订单，他想尝试一种新的结算方式。面料、主要辅料还是他提供，但加工费，他想用一部分港币现金、一部分用国内紧缺的轻工业设备或二手设备抵付。比如，他可以通过渠道，弄到一些日本产的比较新的高速平缝机、裁床，甚至小型的布料预缩机。这些设备折价算入加工费，运到大连，归试点厂所有。这样，他节省了部分现金支出，我们也快速提升了装备水平。当然，具体抵付比例和设备清单、作价，需要详细谈。”

这个提议，让赵刚和李云龙都眼前一亮。这正暗合了他们“以轻工换技术、换设备”的深层战略！虽然这次换来的是轻工设备自身，但无疑是向目标迈进了一步——通过出口加工，不仅赚取外汇，还能直接换取产业升级所需的硬件。

“答应他！”赵刚在电话里对李云龙说，“但谈判要细致。设备必须是能用的、比较先进的，作价要合理，不能让他们用破烂糊弄我们。可以让程佩珊同志根据生产急需，先提出一个我们希望获得的设备清单，作为谈判基础。同时，外汇现金部分的比例，也要保证我们必要的流动资金。”

一场围绕设备抵付的跨境商业谈判，在程佩珊、李云龙（幕后指挥）与霍启明、郑裕昌之间，通过信件、电报和霍启明的再次北上，悄然展开。谈判是艰难的，双方在设备新旧程度、品牌型号、作价标准、运输责任等方面反复拉锯。程佩珊展现了她在专业上的坚韧，对设备参数和市场行情做了大量功课，据理力争。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加工费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以港币结算，百分之六十用以抵付设备。设备清单包括十五台日本“Juki”高速平缝机、一台德国“Kannegiesser”蒸汽熨烫台（二手但状况良好）、一台台湾产简易裁床以及一批专用压脚和刀具。郑裕昌负责将设备运至香港，由霍家的船运公司承运至大连港，大连方面负责清关和境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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