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针尖上的舞步（2/2）

协议签订时，郑裕昌对霍启明感叹：“内地这位程小姐，不简单。以后跟她打交道，讨不到太多便宜。”霍启明则笑道：“郑生，有这样的合作伙伴，生意才能做得长久、踏实。”

设备尚未到位，首批灯芯绒面料和辅料已经运抵大连港。夹克生产攻坚战，在条件仍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打响了。

陈师傅和郑裕昌派来的两位新师傅（一位姓何，专攻裁剪与粘衬；一位姓梁，精通夹克成型与整烫）成了车间的技术核心。培训从最基础的灯芯绒面料特性讲起——它的倒顺毛方向对裁剪和外观的影响极大。何师傅拿着面料，在日光灯下反复演示如何辨别毛向，如何排料才能最大限度节约面料并保证成衣毛向一致。这给习惯了棉布不分方向的工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粘衬工序是全新的挑战。简易粘合机温度控制不稳定，压力不均匀，刚开始废了不少衬布和面料。梁师傅带着工人反复试验，记录不同温度、压力、时间的组合效果，最终摸索出一套适合现有设备参数的“土办法”，虽然效率不如先进设备，但基本保证了粘合牢度。

缝制过程更是难关重重。夹克的多个口袋要求位置精准、线迹美观；拉链安装要平顺、隐形；里衬与面布的勾合要均匀、不拧劲。流水线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失误，都会导致后道工序的困难甚至成品不合格。程佩珊将质量检验点前移，在关键工序后设立中间检验站，由技术较好的工人担任质检员，及时发现并返工问题，避免流入下道工序造成更大浪费。

工人们压力巨大。新机器尚未到位，老机器干新活儿，格外吃力。加班加点成为常态，但计件工资的激励和一种“不能给国家丢脸、不能让人看轻”的集体荣誉感支撑着她们。许多女工下了班，还聚在一起交流技巧，用碎布头练习难做的部位。陈、何、梁三位师傅也被工人们的劲头感动，传授技艺更加毫无保留。

李云龙几乎住在了厂里。他不懂技术，但他懂得鼓动士气，解决后勤问题。他让食堂想尽办法改善加班伙食，联系医院给工人们安排简单的体检，甚至亲自出面调解了一位女工因加班太多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支撑，让工人们感到“上面有领导重视，天塌不下来”。

第一批五百件夹克下线，经过三位香港师傅和程佩珊的严格检验，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七十，远未达到合同要求的百分之九十五。问题主要集中在拉链不平、口袋歪斜、绗线不均匀。车间的气氛一度有些低落。

“哭什么？丧气什么？”李云龙在车间大会上吼道，“才第一批！发现问题就是好事！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下次就能做好！三位师傅，程副局长，你们带着骨干，把这些问题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搞清楚毛病出在哪儿，是手艺不行，还是机器不灵，还是工序安排不合理？搞清楚了，就改！缺什么，咱们补什么！”

程佩珊带领技术小组，对不合格品进行了逐一“解剖”，分类归纳问题原因。他们发现，拉链问题主要是安装方法不统一、固定不到位；口袋问题与裁剪精度和缝制时定位不准有关；绗线问题则是因为工人不熟悉新工序，手势不稳。针对性地，他们制定了更细致的作业指导，增加了辅助定位工具（如画粉模板），并安排香港师傅对问题集中工位进行“一对一”强化辅导。

第二批、第三批……合格率缓慢而坚定地攀升。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二，百分之八十八……当第五批夹克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三时，车间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三位香港师傅紧绷的脸上，也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就在生产逐渐步入正轨时，那批用加工费抵付的设备，历经周折，终于运抵大连港。开箱验货的那一刻，程佩珊和工人们围在崭新的、泛着金属光泽的“Juki”高速平缝机前，如同看着最珍贵的宝物。这些机器，速度更快，稳定性更高，能完成更复杂的线迹。那台德国蒸汽熨烫台，更是让负责整烫的工人欣喜若狂——它喷出的蒸汽均匀有力，温度可调，极大地提升了熨烫效率和效果。

新设备的安装调试，又带来新一轮的学习热潮。程佩珊请何师傅和梁师傅，结合新设备，重新优化了部分工序。生产效率明显提升，产品质量也更加稳定。到第十批夹克生产时，合格率已经稳定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超过了合同要求。

两万件夹克，在合同规定的九十天内，全部保质保量交付。当最后箱货物装船离港，大连试点车间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蜕变。他们不仅成功啃下了技术更复杂的订单，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虽然原始但行之有效的、适应外向型加工生产的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流程，并且获得了一批宝贵的先进设备，提升了硬件实力。

结算之日，郑裕昌如约支付了港币部分，而那批抵付的设备，则实实在在地落户大连，成为试点车间乃至未来可能扩大的出口加工基地的宝贵资产。程佩珊在总结报告中写道：“……此次合作，我方所得远超加工费本身。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输入、生产标准的建立、关键设备的获得，其长远价值数倍于即期现金收益。建议以此为基础，与‘大昌’公司探讨建立更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并尝试接触其他香港厂商，逐步将大连打造为北方重要的日用消费品出口加工基地。”

大连试点的成功，特别是其通过加工贸易“反向”获取设备的方式，让赵刚的思路更加开阔。他站在东北地图前，目光从大连港的标记，缓缓移向辽阔的内陆，移向黑龙江、吉林那些正在为船舶、动力机械、重型机床缺乏关键技术和设备而发愁的骨干企业。

“轻工换重工……”赵刚喃喃自语。直接与苏联进行这种交换，目前毫无可能。苏联对华技术封锁正日趋严密。但是，如果大连生产的优质轻工产品，能够进入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民用消费市场呢？苏联轻工业长期薄弱，日用品短缺是老大难问题。如果能用服装、鞋帽、玩具等消费品，从苏联换取我们急需的、不那么敏感的工业原材料（如特种钢材、有色金属）、或者二手的、但仍比国内先进的通用型工业设备（如机床、电机），甚至是一些相对过时但对我们仍有价值的技术资料，是否可行？

这无疑是一步险棋，更是一步需要极高技巧和时机的棋。中苏关系正处于微妙时期，任何涉及两国间非计划内、非传统商品的贸易行为，都可能被莫斯科视为“钻空子”甚至“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协作”。但另一方面，苏联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品需求和官僚体系的低效，或许会留下缝隙。

赵刚决定进行极其谨慎的试探。他指示大连方面，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通过程佩珊和霍启明的渠道（不直接涉及霍家，而是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转站），收集苏联及东欧国家民用消费品市场的需求信息、进口渠道、价格水平，特别是非官方渠道或边境贸易的情况。同时，他让李云龙开始秘密调研，东北地区哪些重工业厂矿，最急需哪些类型的、可能通过“非正式”渠道从苏联获取的设备或技术，并评估其风险。

另一方面，大连试点的成功范例和赚取的外汇实绩，也引起了更高层经济决策者的注意。一份经过润色、突出“创汇成绩”和“探索意义”、淡化敏感细节的内部简报，被送到了国务院分管外贸的领导案头。领导批示：“地方积极性可嘉，探索精神值得鼓励。可在严格控制、加强管理的前提下，总结经验，适当扩大试点范围。” 这是一个谨慎但积极的信号，意味着大连模式有可能被有限度地认可，并可能在其他有条件沿海城市进行类似尝试。

李云龙拿着这份批示的抄件，兴奋地找到程佩珊：“看到没？上面点头了！咱们这条路，走对了！接下来，咱们得大干一场！老郑那边（指郑裕昌），得让他下更多的单，介绍更多的客户！咱们还得把厂子扩大，再弄几条生产线！”

程佩珊同样感到振奋，但她保持了冷静：“李组长，扩大规模是必然的。但我们不能只依赖‘大昌’一家。我们需要拓展客户群，分散风险。另外，质量控制和管理能力必须跟上规模的扩张，否则一旦出现大规模质量问题，信誉崩塌，前功尽弃。我建议，立即着手两件事：第一，利用现有设备和经验，尝试承接一些其他香港贸易公司的‘试单’，哪怕数量很小，目的在于建立新的联系；第二，筹备成立一个‘出口加工业务培训中心’，系统培训新工人和管理人员，将我们摸索出的这套标准和管理方法固化下来，复制出去。”

“好！就按你说的办！”李云龙大手一挥，“培训中心这个主意好！咱们不能光自己会，还得教会更多人！这事你来抓！我去搞地皮，搞编制！”

大连港畔，灯火通明的试点车间里，缝纫机的嗡嗡声汇聚成工业化的低沉乐章。车间外，渤海湾的潮水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堤岸。这“针尖上的舞步”，看似轻盈细微，却正在撬动沉重的历史门扉。南风带来的，不仅仅是订单和机器，更是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和国际视野的萌芽。而北望的目光，则开始审视那看似铁板一块的阵营内部，是否存在可供利用的缝隙与需求。

冰层下的暗流，正在加速涌动。下一针，将刺向何处？绣出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图案？程佩珊在深夜的办公室里，整理着苏联轻工市场的信息碎片，心中隐隐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构想轮廓。而远在沈阳的赵刚，则在油灯下，对着东北工业布局图，用红蓝铅笔勾勒着“轻工产品输出”与“重工设备技术输入”之间，那些尚且模糊的、需要精心设计的交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