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 织网与越界（2/2）

接触是试探性的。程佩珊没有急于邀请对方来看厂，而是先通过霍启明传递了经过精心整理的试点介绍资料（剔除了敏感信息），重点突出质量稳定性、交货准时性和政府支持背景。同时，她提出可以承接“试单”——数量不限，但工艺需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并且大连方面有权根据“试单”情况决定是否接续正式订单。

“联发贸易”的吴老板首先回应，发来一款**女式圆领针织衫**的样品和工艺单，数量只要五百件。工艺不复杂，但用的是有一定弹力的针织面料，对缝纫机的针脚张力和平整度要求与梭织布不同。这对大连试点是一个新的小挑战。

程佩珊没有将这个“试单”放在已满负荷的夹克生产线，而是专门调出五台机器，挑选了五名心细手稳的女工，由她自己和一位对针织稍有了解的本地老裁缝亲自盯控。她们先用了两天时间，用相似废料反复试验针迹、研究如何防止卷边、怎样熨烫不变形。正式生产时，每一步都倍加小心。五百件针织衫，做得比两万件夹克还令人紧张。

货物发出后十天，“联发贸易”回复：验收合格，客户满意。吴老板随即通过霍启明询问，如果订单增加到五千件，大连方面能否在两个月内交货，并提出了略低一些的单价。

程佩珊没有立即答应。她仔细核算了产能、原料（这次对方只提供样式，面料需大连自行采购或通过其指定渠道购买）、以及可能对“大昌”专线造成的影响。在征得李云龙同意后，她给出了有条件接受的回复：可以接，但面料采购需由“联发”负责或提供明确采购渠道确保质量，单价需维持“试单”水平，且交货期需预留至少七天缓冲。几轮沟通后，双方达成一致。大连试点就这样，以严谨甚至有些保守的姿态，拿下了第二个稳定客户。

“昌兴行”的马老板则更狡猾一些。他发来的“试单”是一千个填充布娃娃，造型简单，但涉及裁剪、缝纫、填充、绣花（简单眼睛嘴巴）和包装多个环节，工序琐碎，管理成本高，单价压得极低。程佩珊评估后认为，这种产品利润太薄，且与服装生产的管理模式差异较大，容易干扰主业。她委婉但坚定地回复：目前产能专注于服装成衣，此类产品暂无法承接，但感谢垂询，期待未来在其他领域合作。

马老板碰了个软钉子，反倒对大连方面的专业和定力有了印象，后来通过霍启明传话，表示理解，并留下了未来合作的可能。

两次“试单”经历，让程佩珊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边界。她起草了一份《新客户与新订单接洽评估指引》，明确了接单前必须进行的工艺可行性分析、产能影响评估、利润测算和风险排查流程。试点业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开始尝试建立风险防火墙。

当大连试点在南方来的订单和自身能力建设中稳步前行时，赵刚在沈阳的办公室里，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北方。对苏贸易的试探，是他战略棋盘上深思熟虑但必须落下的关键一子。然而，这步棋的走法，需要超乎寻常的谨慎与精巧。

他否决了李云龙提出的通过边境民间渠道直接接触的提议，认为过于危险，容易授人以柄。他的思路更迂回，也更依托于现有的“安全”渠道——香港。

在一次高度机密的通信中（使用预先约定的商业暗语），赵刚向霍英东提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霍先生，近来国际航运市场，可曾听闻北方邻国（指苏联）各港口，对各类日用消费品的实际吞吐需求与私下交易行情？有无可靠朋友，专注于此类跨国界的、非官方的物流信息？”

霍东何等敏锐，立刻明白赵刚所指。他回信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提到：“近期与一些跑远东航线的船长叙旧，听闻海参崴、纳霍德卡等港，港务人员及家属，对品质稍好的纺织成品、皮革制品、乃至糖果巧克力等，私下问询者众。官方商店品类稀少，价格高昂。偶有西欧或日本货物经第三地流入，颇受欢迎。然此类交易，多在灰色地带，水深且浑，非熟悉当地码头规则及人情网络者不可为。”

这印证了赵刚的判断：苏联轻工业品短缺，存在巨大的地下或半地下需求市场。但如何切入？直接与苏联港口人员交易？目标太大，风险不可控。

赵刚反复思量，指示李云龙和程佩珊，在不提及任何对苏意图的前提下，做两件事：第一，通过霍启明，以“拓展潜在市场调研”为名，收集目前香港市场上，哪些类型的中国轻工产品（包括内地其他口岸生产的）或东南亚产品，曾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入苏联远东地区，具体品类、大致价格、包装特点。第二，精选一批大连试点生产的最优质的灯芯绒夹克、以及试做的少量精纺棉衬衫，要求包装上去除任何中文厂名标识，改用英文或俄文通用标签，发往香港霍启明处，并附上详细的成本与建议离岸价。这批货不说明具体用途，只称“供霍先生协助评估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

货到香港后，霍启明依约行事，通过自家航运公司里与远东航线有联系的老人，将这批“无标识优质成衣”的信息和少量样品，极其隐晦地透露给了几个常跑苏联远东港口、有门路处理“特殊货物”的独立船务经纪人。这些人背景复杂，游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但消息灵通，门路诡异。

信息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起初波澜不惊。但一个月后，一条极其隐秘的反馈，通过多重中间人，辗转传到了霍启明耳中，又经加密后发往沈阳。

反馈信息显示：1. 样品在纳霍德卡港“小范围展示”后，引起了某些“有特殊采购需求人士”的兴趣，认为质地和做工优于常见的东欧产品，款式也比苏联本地产品“时髦”；2. 对方询价，但要求以物易物，明确提出可用某些“闲置工业品”或“原材料”交换，并附上了一份模糊的清单草稿，上面赫然列有：特定型号的合金钢锭（非军品级）、旧机床（车床、铣床）、大功率柴油发电机（二手）、甚至还有“过期但未使用的技术图纸”（泛指某些民用工业领域）；3. 对方身份不明，但暗示与港口管理机构、当地物资调拨部门乃至某些“企业代表”有联系，强调交易需“绝对隐秘”、“小额试探”、“不涉及官方记录”。

赵刚拿到这份模糊却信息量巨大的反馈时，已是深夜。他独自在办公室，对着那份清单草稿和寥寥数语的背景说明，反复研读，香烟燃尽了一支又一支。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对方的回应，既在预料之中（希望易货），又远超预期（清单上的东西，恰恰是东北一些重工业企业梦寐以求却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的）！

风险是巨大的。这几乎是在与苏联体制内的灰色力量进行交易，一旦暴露，外交风波、政治批判将接踵而至。对方身份不明，可能是寻求私利的官僚，也可能是克格勃的诱饵。交易过程不可控，货物（无论是我们的成衣还是换回的设备）在运输、交接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事，都可能万劫不复。

然而，机遇也同样巨大。如果成功，这将开辟一条绕过官方技术封锁、直接获取急需工业物资的隐秘通道！用我们自己生产的轻工产品，去换取重工业的“血液”和“骨骼”！这比单纯赚取外汇再购买，更直接，更高效，而且可能触及一些外汇也买不到的“非卖品”。

赵刚在房间里踱步。窗外的沈阳城沉寂在夜色中，只有远处工厂区隐约的灯火。他仿佛能看到，黑龙江南岸那些因为缺乏关键部件而停摆的机床，那些因为材料不合格而反复试验的工程师焦灼的脸。

“干了！”赵刚一拳轻轻砸在桌面上，眼中闪过决断的光芒。但他立刻冷静下来。不能蛮干，必须设计一个天衣无缝的、多重防火墙的方案。

他坐下来，开始起草一份绝密的行动计划纲要，代号“北风”。核心原则：1. 绝对切割：大连试点、霍家、乃至东北局，都不能直接出现在交易链条中。必须在香港和苏联远东分别找到或设立至少两层以上的“白手套”公司或代理人，所有资金、货物交割通过这些中间环节进行，使用无法追踪的离岸账户和货船。2. 严格限控：首次交易，规模必须极小，以“测试通道”为名。我方提供的成衣，价值不超过五千美元（按国际市价估算）。对方提供的交换物，也必须是小批量、低敏感度的，比如先尝试交换几吨非敏感的合金钢或一两台旧机床。3. 实物验证：换回的物资，必须经过我方秘密技术人员的严格检验，确认其真实价值和无害性（如非窃取的我方物资、非故意损坏的废品等）。4. 风险熔断：预设一旦任何环节出现异常迹象（如对方要求交易敏感军品、对方人员身份可疑、运输环节被盘查等），立即无条件终止，切断所有联系，宁可损失前期投入，绝不深入。

计划草案完成后，赵刚没有立即下发。他需要更周密的推演，也需要一个绝对可靠、胆大心细且具备国际视野的执行人。程佩珊专业但缺乏此类隐秘行动经验；李云龙有胆魄但作风过于刚猛，容易留下痕迹。他思来想去，一个人选逐渐清晰——霍启明。这个年轻人，既有霍家的背景和商业网络，又受过西方教育，熟悉国际规则，心思缜密，且通过前期的合作，证明了他对内地事业的同情与可靠。更重要的是，由霍家人操盘，一旦出事，回旋余地更大，可以推诿为“港商自发商业行为”。

但让霍启明卷入如此高风险的活动，霍东会同意吗？这无异于将霍家置于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中。赵刚决定，必须亲自与霍英东进行一次绝密的、面对面的沟通。这需要安排一个绝对安全的时间和地点。

与此同时，在大连，程佩珊接到了赵刚的加密指示：立即根据现有最优质产品的标准，秘密准备一批“无标识、高品质、款式中性”的成衣和少量皮革手套、帆布工具包等样品，总价值控制在五千美元左右，单独存放，等待进一步指令。她不知道这些货物的最终去向，但从指示的严密程度和赵刚亲自过问的态势，她意识到，一场比单纯接外贸订单更深、更险的棋局，已经悄然开盘。

车间的缝纫机声依旧规律，培训中心的灯火每晚亮起，新的订单在洽谈中。表面的一切，仍在“巩固、消化、稳步扩张”的轨道上运行。但一股潜流，已经注入了渤海湾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向着北方冰封的海域，悄然渗透。针尖，开始尝试去挑动更厚重、也更危险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