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编写《实用算术》《农技基础》（2/2）

“那该如何判断地气风向？”鲁石虚心请教。

“这个嘛……土坷垃能捏散不粘手，地气就上来了。风从东南来，带着暖湿气，就是好时候。这些，书上能写明白？”周老汉有些怀疑。

林越让杨禾记下：“可加小注：判断地气，可手捏地表干土，松散为宜；风向物候，需综合观察。”

讲到堆肥，周老汉来了精神：“你们写‘粪草相间，层层堆积，定期翻沤’，法子是对的。但啥样的草肥力足？翻堆到底啥火候？这些不说清楚，别人弄出来不是臭就是没劲。” 他详细说了几种易得的野草、落叶，以及翻堆时肥料该有的颜色和气味。

有时，老农的经验与林越他们从别处或试验中得来的方法并不一致。比如防治地蛆（种蝇幼虫），一位老农坚持用灶底灰拌种，而林越他们记录中还有烟草水灌根的法子。争论不下，林越便决定将两种方法都列出，注明来源，并加上一句：“虫害轻重、土质不同，法亦各异，可试而择之。”

除了老农顾问，林越还常带着杨禾、鲁石，到州城周边的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实地观察、询问，验证书中要点。看到有农户用新法选的麦种已露出茁壮的嫩苗，便仔细记录长势；看到有农家猪圈卫生不佳，仔猪腹泻，便请教如何改善并记录土方。这些鲜活的一手资料，不断补充、修正着书稿内容。

赵训导则致力于将那些散碎的经验，用相对规整又不失生动的文字组织起来，并大量引入经过核实的农谚、歌谣。如“麦收三月雨，谷熟五月风”，“锄头底下三分水，耙子底下三分肥”，既朗朗上口，又蕴含道理。他还从故纸堆中找出一些古农书的吉光片羽，谨慎地选择那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加以注释说明。

绘制插图是另一项繁重工作。田亩形状、农具样式、作物形态、害虫图样、乃至堆肥坑的剖面、猪圈的合理布局……都需要清晰准确的图示。林越亲自指导杨禾和鲁石，用炭笔起稿，务求简洁明了，突出关键特征。有些复杂图形，还请了州学里一位擅画工笔的斋夫帮忙润色。

日复一日，听松轩内，纸张摩擦声、低声讨论声、炭笔勾勒声不绝于耳。案头的手稿越堆越高，上面布满修改的墨迹和旁注。窗外，春光渐老，夏意初萌。

争议与磨合贯穿始终。周账房觉得赵训导某些文辞修改后“失了烟火气”，赵训导则觉得周账房的口语化表述“有欠雅驯”；老农的某些经验之谈，与少量古籍记载或别处经验矛盾时，取舍令人头疼；某些技术细节，究竟写到多细才算“易懂”又不“冗赘”，时常需要反复权衡。

林越作为总纂，需适时仲裁，把握尺度。他坚持的原则始终未变：以本地验证为最高标准，以实用易懂为首要目标，宁缺毋滥，宁简勿繁。

这一日，众人正在争论《农技基础》中关于“稻田养鸭除虫”一节该如何下笔。此法在林越本州试行效果不错，但并非所有水田都适用，且需注意鸭群管理，否则可能损苗。

“当写明‘水不过膝、秧苗健壮之田可试’，并详述放鸭时机、数量、巡田要点。”杨禾根据记录说道。

“是否过于繁琐？且鸭粪肥田之事，是否一并提及？”赵训导问。

“鸭粪肥田自是好处，但此节主旨是除虫，可略提一句，以免冲淡主题。”林越斟酌道，“关键在于说明白适用条件和关键注意事项，让农人知其利弊，自行决断，而非盲目照搬。”

正讨论间，徐书吏匆匆而来，带来宋濂口信：编纂进度需加紧，州学房舍已修缮大半，蒙童招募在即，教材需尽快定稿付梓。

压力骤增。林越遂令众人日夜赶工，最后统稿阶段，他更是连续数日宿在听松轩，逐字逐句审阅、修改、润色。赵训导、周账房等人亦全力配合，常至深夜。

当《实用算术》与《农技基础》的最终定稿整齐地码放在宋濂案头时，时节已近端午。两部书稿，一部侧重于数与物的关系，一部聚焦于人与地的互动，虽笔墨仍显质朴，插图稍欠精美，却凝聚着众人的心血，承载着无数田间地头的经验与期盼。

宋濂花了三日时间审阅。他看得仔细，尤其关注那些带有“试行”、“某老农言”、“须注意”等字样的说明，以及书末附录的“本地常见度量衡对照表”、“节气农事歌谣选编”。

合上最后一页，宋濂对侍立的徐书吏道：“虽无鸿篇巨制之气象，却有脚踏实地之精神。内容扎实，言之有物，且留有余地，不妄作断语。可交刻书坊雕版。告诉林越，他们辛苦了。‘实艺分斋’开学在即，这两部书，便是第一块基石。”

消息传回，听松轩内众人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释然的笑容。历时数月，几经波折，《实用算术》与《农技基础》终于编成。它们或许不足以惊动文坛，也未必能立刻改变多少人的命运，但就像两颗沉入土壤的种子，带着“实用”的基因，即将被播撒进州学蒙童的心田，也即将通过翻刻、传抄，流向更广阔的乡野。

林越站在轩前，望着廊外郁郁葱葱的夏景，心中并无大功告成的喜悦，只有一种任重道远的平静。教材编成了，但真正的考验——教学、实践、乃至由此可能引发的种种碰撞与回响，或许才刚刚开始。而他们所能做的，便是尽力准备好这最初的火种，然后，静待其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