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3章 户部空库与朝堂激辩（2/2）

他几乎是哭着喊出来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已经加征多年。万历四十六年始征辽饷，初时亩加银三厘五毫，至今已加至九厘！崇祯十年为剿流寇加征剿饷，亩加银六厘！十二年再加练饷，亩加银一分！三饷合计，每亩加征银二分五厘！”

他越说越激动，也顾不得君臣礼节了：“皇上，北方一亩中等田，年收成不过一石，折银约一两。加征二分五厘，就是四分之一！这还只是正税！还有火耗、摊派、徭役折银……百姓实际负担，每亩至少三钱！一亩地的收成，大半要交税！农民怎么活？怎么活啊！”

他想起前几日看到的一份奏报，脱口而出：“山东有民谣传唱：‘崇祯崇祯，年年重征；征了辽饷征剿饷，征完练饷征命饷！’皇上，百姓已经到极限了！再征，就是逼他们造反啊！”

“放肆！”薛国观厉声喝道，“李待问，你这是在指责皇上吗？！君前失仪，该当何罪！”

李待问这才意识到失言，连忙磕头：“臣失言！臣罪该万死！但臣所言句句属实！臣上月微服出京，在京郊看到，百姓拆屋卖梁，卖儿鬻女，只为了凑足税银！还有……还有人家交不起税，全家上吊的！皇上，不能再征了啊！”

他额头磕在地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很快渗出血来。

崇祯闭上眼睛，久久不语。他不是不知道百姓艰难，上月顺天府报，京郊发现一家五口吊死在房梁上，身边放着一张纸，写着“税赋太重，活不下去”。他看到那份奏报时，独自在乾清宫坐了整整一夜。

可是他有什么办法？辽东要守，流寇要剿，军队要养——哪一样不要钱？没有军饷，军队哗变，流寇破城，百姓死得更多！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加税，百姓可能造反；不加税，军队可能哗变，然后流寇打来，百姓还是死。

横竖都是死局。

崇祯睁开眼睛，看向首辅，“你说，怎么办？”

薛国观沉吟片刻。他其实早就想好了对策，但一直不敢说，怕得罪人。现在皇上问了，他不得不说。

“皇上，李尚书所言有理，百姓确实负担沉重。但……军饷不能不发。臣以为，可在南方加征。南方相对富庶，且流寇未至，加征阻力较小。”

“南方去年已经加征过一次了。”傅冠插话，“湖广、福建、江西、浙江都有民变上报。再征，恐生大变。”

“那怎么办？”陈演摊手，“总不能看着军队哗变吧？左良玉部上月已经闹过一次了，杀了两个参将，要不是安抚及时，早就反了！大同王朴那边，要是再不发饷，蒙古人一来，他开城投降都有可能！”

“可以……可以向富户劝捐。”谢升小心翼翼地说。

这话一出，殿内气氛更尴尬了。

劝捐？去年不是没试过。崇祯亲自下诏，要皇亲国戚、勋贵大臣众筹助饷。结果呢？

国丈周奎，皇后的父亲，捐了五百两——他家的宅子就值十万两！他在通州有田庄三千亩，在京城有店铺二十间，年入不下五万两，就捐五百两！

成国公朱纯臣，祖上是靖难功臣，世袭罔替，家产不计其数，捐了三百两。

其他勋贵，二百两、一百两的应付，像打发叫花子。

那一次众筹，总共募得二十万两，还不够关宁军半个月的军饷。

事后崇祯气得在乾清宫砸东西，可又能怎么样？那些勋贵都是开国功臣之后，动不得。国丈是自己的岳父，更动不得。

“劝捐……”崇祯冷笑，“朕的亲戚们、世袭罔替的勋贵们，一个比一个吝啬！”

他想起那些藩王，心中更是火起。福王朱常洵在洛阳，被李自成杀了，抄出金银珠宝价值不计其数！粮食三十万石，白银数百万两，珠宝玉器装了三百车！这些钱，要是早点拿出来充作军饷，何至于洛阳失守？何至于一顿“福禄宴”？

可那些还活着的藩王呢？秦王、瑞王、惠王、桂王……一个个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

“加饷。”崇祯再次开口，声音冰冷，“再征练饷一百八十万两。告诉百姓……这是最后一次。”

“皇上！”李待问还想劝。

“够了！”崇祯猛地站起身，“朕意已决！散朝！”

他拂袖而去，留下几位大臣面面相觑。

李待问瘫坐在地上，老泪纵横：“最后一次……每次都说最后一次……万历爷加辽饷时说最后一次，天启爷加剿饷时说最后一次，现在又来说最后一次……这大明朝，真的要完了……”

薛国观走过来，叹了口气，伸手要扶他：“李部堂，起来吧。皇上也是没办法。”

李待问推开他的手，自己颤巍巍地站起来，抹了把脸：“薛阁老，你是首辅，你应该劝谏皇上！不能再加税了！真的不能再加了！”

薛国观苦笑：“我怎么劝？军饷怎么办？辽东怎么办？流寇怎么办？”

“那就裁撤冗余！精简机构！削减宗室禄米！”李待问激动地说，“洪武年间，宗室才几十人，现在多少？数十万！每年禄米要一百五十万石！官员呢？洪武年间京官两千余人，现在多少？三万！每年俸禄要多少？还有那些冗余的卫所，空额吃饷的军队…”

“李部堂！”薛国观打断他，“这些话能说吗？宗室是皇亲，能裁吗？官员是士大夫，能减吗？卫所是祖制，能撤吗？”

李待问愣住了。是啊，不能。宗室是朱家子孙，动不得。官员是读书人，是统治基础，动不得。卫所是祖制，动不得。

那能动的只有谁？百姓。只有百姓可以一再加税，直到把他们逼死。

好吧，合着规则都是给底层的人制定的...

“我明白了……”李待问惨笑，“我明白了。这大明，不是亡于流寇，不是亡于建虏，是亡于自己！亡于这僵化的制度，亡于这既得利益集团！”

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文华殿，殿外，阳光刺眼。早春的阳光本该温暖，可照在李待问身上，他只感觉到刺骨的寒冷。

圣旨当天就发出了。

加征练饷一百八十万两的诏书通过通政司发往各省，内容很简单：为剿流寇、安社稷，每亩再加征银一厘，全国合计一百八十万两，限三个月内解送京师。

一厘，听起来不多。但这是在全国已经加征三分五厘的基础上再加！而且，谁都知道，圣旨上写一厘，到了地方就会变成三厘、五厘——各级官员都要从中分润，胥吏更要层层加码。

通政司在一天之内，收到了十七封劝谏奏章。

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上书：“皇上，民力已竭，如涸泽之鱼，再加征无异饮鸩止渴！臣请皇上收回成命，另寻他策。”

刘宗周是当世大儒，门生故吏遍天下，他的话很有分量。但崇祯看了，只是朱批“知道了”三个字，留中不发。

河南巡抚高名衡从开封围城中送出奏章：“开封被围，城中粮草将尽，百姓已易子而食。若再加征，臣恐未等流寇破城，百姓先反。请免河南加征，并速发援军！”

这份奏章让崇祯动容，但动容归动容，钱还是要征。他在奏章上批：“开封坚守，朕心甚慰。加征之议，已发各省，不可更改。援军已在路上。”

最激烈的是几个翰林院的年轻编修，他们联名上书，洋洋洒洒数千言，从历代税赋讲到民变根源：

“臣等查历代兴亡，皆与税赋相关。秦朝收泰半之赋，二世而亡；汉末横征暴敛，黄巾遂起；唐末两税法弊，藩镇割据；宋末苛捐杂税，民变不断。今三饷并征，已超历代，若再加征，恐重蹈覆辙。”

“流寇之起，非因饥寒，实因赋重。李自成、张献忠之徒，皆驿站卒、边军出身，本为朝廷效力，因欠饷裁撤，无以为生，遂铤而走险。今不加饷而加征，是驱良民为盗贼也！”

“臣等恳请皇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裁撤冗余官员，削减宗室禄米，清查军屯田亩，如此方可缓解财政，收拢民心……”

这份奏章写得很透彻，直指问题核心。崇祯看后，独自在乾清宫坐了许久。

他知道这些年轻人说得对。可是，裁撤官员？那些官员背后都是士绅家族，动一个就得罪一片。削减宗室禄米？那些藩王都是他的亲戚，怎么开得了口？清查军屯？军屯早就被军官们私分了，查就是捅马蜂窝。

难，太难了。

最后，他还是把这份奏章留中不发——既不批答，也不驳斥，就放在那里，当没看见。

他知道这些奏章说得有道理，可他没办法。辽东那边，皇太极又来信催要“岁币”——虽然名义上叫“抚赏”，实际上就是纳贡。不给，清军就即刻入关劫掠。

流寇那边，李自成围困开封，张献忠肆虐湖广，必须调集大军围剿。

哪一样不要钱？

“皇上，”太监王承恩小心翼翼呈上一份密报，“锦衣卫来报，南京那边……有些议论。”

“什么议论？”

“说……说朝廷加征无度，恐失江南民心。有官员私下议论，若北方不可守，或可迁都南京……”

崇祯瞳孔一缩。这个念头，他不是没有想过。

事实上，从上次清军入关，兵临北京城下时，他就想过。当时兵部尚书陈新甲私下建议：“皇上，南京宫殿完好，六部建制齐全，若迁都南京，倚仗长江天险，可保半壁江山。”

他当时拒绝了。不是不想，是不能。一旦提出南迁，北方军心民心立刻崩溃，九边将士谁还肯卖命？而且，祖宗陵寝都在北京，他若南迁，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可现在……北方局势越来越糟，这个念头又冒了出来，而且越来越强烈。

南京是留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子。宫殿虽然多年未用，但修缮一下就能住。江南富庶，漕运便利，倚仗长江天险，确实可以偏安一隅。

可是……可是他是大明天子，是太祖成祖的子孙，怎么能放弃北方？怎么能放弃北京？怎么能放弃祖陵？

“王承恩，”崇祯低声说，“去请驸马都尉巩永固进宫。”

“是。”

巩永固是崇祯的妹夫，乐安公主的驸马，为人谨慎，办事稳妥。更重要的是，他是皇亲，不会轻易泄露消息。

一个时辰后，巩永固来到乾清宫。他四十出头，身材适中，面容端正，穿着常服，看起来像个儒雅的文士。

“臣叩见皇上。”

“起来吧。”崇祯屏退左右，只留王承恩在旁，“永固，朕有一件要紧事，要你去办。”

“皇上吩咐。”

“你去南京一趟。”崇祯压低声音，“名义上是巡查南京留守衙门，考察官员政绩。实际上……你要做三件事。”

他站起身，在殿内踱步，声音压得很低，只有巩永固和王承恩能听到：

“第一，暗中查访南京文武官员的态度，对朝廷，对朕，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尤其是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诚意伯刘孔昭这些人，他们手握实权，态度至关重要。”

“第二，察看南京宫殿、城防、粮储情况，详细记录。宫殿哪些需要修缮，城防哪里薄弱，粮仓有多少存粮，都要一一查明。”

他停顿片刻，声音更低了：“第三，留意江南士绅、富商动向。他们有多少家产？对朝廷是什么态度？若……若真有南迁之日，他们是否愿意捐输支持？”

巩永固心中一震。皇上这是……真要南迁？

但他面上不动声色：“臣明白。何时动身？”

“越快越好。明日就走，轻车简从，不要声张。”崇祯从桌上拿起一道密旨，“这是给你的手谕，必要时可调动南京锦衣卫。记住，此行机密，不可让第三人知道真实目的。”

“臣遵旨。”

巩永固退下后，崇祯独自站在乾清宫的窗前，望着外面阴沉沉的天空。

南迁……真的要走这一步吗？大明如今到他执牛耳了，感觉气数已尽的样子...

崇祯不相信气数。他相信事在人为。可是现在，他真的感到无力了。

无将可用，无兵可调，无钱可使，无计可施。这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皇上，”王承恩轻声提醒，“该用膳了。”

崇祯摇摇头：“朕吃不下。大伴，你说，朕这个皇帝，是不是很失败？”

王承恩扑通跪下了：“皇上何出此言！皇上勤政爱民，英明神武，都是那些臣子不争气……”

“起来吧。”崇祯苦笑，“这些话，朕听多了。可事实摆在眼前：流寇越剿越多，辽东越守越难，国库越来越空，百姓越来越苦……朕，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他走到御案前，看着上面堆积如山的奏章。

翻开一本，是锦衣卫关于李健的密报，说李健在泾阳杀士绅，分田地，又搞什么“格物院”，还造出了能自己干活的“蒸汽机”，现在关中百姓都拥护他。

最让崇祯心惊的是，密报最后说，李健娶了秦王朱存极的女儿朱婉贞。这意味着，李健已经得到了部分宗室的支持——至少是秦藩的支持。

而秦藩，富甲天下啊！

“王承恩，”崇祯忽然问，“秦王府有多少财产，你知道吗？”

王承恩一愣：“这……奴婢不知确切数字。但听说，秦藩在陕西有庄田八万顷，商号数百间，每年进项不下百万两。隆庆年间清查藩产，秦王府藏银就有三百万两，这还是一百年前的事。”

三百万两！一百年前！

现在该有多少？五百万？八百万？一千万？

崇祯只觉得心脏一阵绞痛。秦王府这么有钱，可朝廷加征练饷，要向那些已经一贫如洗的百姓，每亩加征一厘银！

一厘银不多，可对百姓来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那些藩王，坐拥金山银山，却一毛不拔！

“皇上？”王承恩见皇上脸色不对，连忙上前。

“朕没事。”崇祯摆摆手，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传旨：令孙传庭加紧进剿，务必让他明白，朝廷已经拖不起了！”

“另外，”他又补充，“给瑞王、惠王、桂王写信，言辞要更恳切些。告诉他们，国家危难至此，若宗室再不施以援手，大明江山不保，他们这些藩王，又能有什么好下场？李自成吃“福禄宴”的事，他们不知道吗？”

“是。”

王承恩退下去拟旨。崇祯独自坐在乾清宫里，烛光摇曳，将他的影子投在墙壁上，孤独而漫长。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还是太子，他住在慈庆宫，无忧无虑。那时的大明，虽然也有问题，但还算太平。怎么才三十年，就变成这样了？

是天灾吗？是小冰河期，连年大旱，蝗灾，瘟疫。

是人祸吗？是官僚腐败，军队糜烂，宗室贪婪。

还是……真是气数尽了？

崇祯不信命。他要挣扎，要奋斗，要与这天命抗争。

可是，他一个人，抗争得过吗？

窗外，忽然下起了雨。早春的雨，细密而冰冷，敲打着琉璃瓦，发出淅淅沥沥的声音。

就像这个王朝，正在风雨中飘摇。

而那些藩王，那些既得利益者，还在醉生梦死，全然不知大厦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