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6章 春雷（1/2）

一、繁荣的烦恼

四月的北京，玉兰花开得正盛。未来资本的办公室里，绿萝爬满了隔断，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暖洋洋的。可陈念却觉得，这春日的暖意里，藏着某种不安。

王晓东拿着三月份的业绩报告，笑容满面：“陈总，咱们这个月签了八十七家新客户，‘小草计划’总签约数突破四百家了！苏州服务中心单月完成了三十家企业的实施，创了纪录。”

数据确实亮眼：营收环比增长65%，客户续约率回升到92%，开源社区月活跃开发者突破三千人。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陈念盯着报表末尾的几行小字：客户投诉率从2%上升到5%，实施周期平均延长了三天，员工离职率比上月高了1.5个百分点。

“苏州那边怎么回事？”陈念指着投诉统计，“这个月有六起投诉来自苏州服务中心，比北京、东莞加起来还多。”

王晓东的笑容淡了些：“我问过了。苏州团队是过年后新组建的，十二个人里有八个是新人。培训还没完全跟上，业务就压过来了。他们组长说，现在每人手上同时跟进五六个客户，确实有点顾不过来。”

“为什么不控制节奏？”

“客户等不起啊，”王晓东无奈，“中小企业主性子急，签了合同就想马上用上。我们要是说等两个月，他们转头就找别人了。”

陈念站起身，走到窗边。楼下的金融街车水马龙，这座城市永远在奔跑，永远在追逐速度。可是跑得太快，会不会丢了什么？

“下周我去苏州看看。”陈念做出了决定。

二、苏州的傍晚

四月中旬，陈念飞到苏州。工业园区里，未来资本的服务中心租在一栋写字楼的三层，三百多平米，开放式办公区坐满了人。

服务中心负责人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叫孙浩，原来是智造云华东区的实施主管。见到陈念，他有些紧张：“陈总，我们最近确实遇到了些问题……”

“带我去客户那儿看看，”陈念说，“不是看办公室，是看现场。”

第一家是家做汽车零部件的注塑厂。车间里，几个年轻工程师正在调试设备，厂老板站在一旁，脸色不太好看。

“孙经理，你们的人来了三天了，系统还没调通，”老板指着生产线，“我这今天下午就要复产，耽误一天损失好几万。”

孙浩连忙解释：“王总，您这台注塑机是九十年代的日本设备，接口不标准，我们得做定制适配……”

“签合同的时候可没说这些，”王总打断他，“你们销售说一周搞定，现在三天过去了，连数据都采不上来。”

陈念没有插话，他仔细观察着现场。两个工程师明显经验不足，面对老设备的复杂接线有些束手无策。工具箱摊在地上，零件摆得乱七八糟。更关键的是，他们和客户沟通时显得急躁，缺乏耐心。

离开工厂后，陈念问孙浩：“这两个工程师入职多久了？”

“一个两个月，一个三个月。”

“培训了多久？”

“集中培训一周，然后就跟着老员工跑现场。”

陈念沉默了。这就是问题所在——业务跑得太快，人才培养跟不上。一周的培训，怎么能应对千差万别的工业现场？

傍晚，陈念在服务中心开了个座谈会。十几个工程师围坐在一起，大多是年轻面孔。

“大家说说，现在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陈念问。

短暂的沉默后，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工程师举手：“陈总，我觉得是‘不会’和‘不敢’。很多老设备没见过，不知道怎么接；客户一问专业问题，就怕答错了丢公司的脸。”

另一个接着说：“还有就是太累了。我这个月跑了十二家客户，不是在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晚上回办公室写报告，经常到十一二点。”

“累点倒不怕，”第三个工程师说，“就怕做了没效果。上周有家厂子，我们装了系统，但能耗没降下来。老板说话很难听，说我们是骗子。我心里特别难受。”

这些声音，北京总部听不到。在报表上，他们只是数字——签约数、实施数、营收额。但在现场，他们是一个个有压力、有困惑、有期待的年轻人。

陈念听着，心里沉甸甸的。他想起自己创业初期，也是这样一点点摸索，一次次碰壁。可现在公司大了，问题却更复杂了——如何让几百个人保持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标准？

三、德国人的严谨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西门子的技术交流团到了。

带队的是个德国工程师，叫托马斯，五十多岁，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中文说得比许多中国人还标准：“陈总，我们在德国研究了你们的开源框架，非常欣赏其中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对老旧设备的兼容性设计，很有独创性。”

交流会在开源实验室举行。托马斯团队带来了他们的测试报告——厚厚的一摞，每一页都有详细的数据和图表。

“我们用了三周时间，在慕尼黑的测试中心做了全面评估，”托马斯指着投影，“整体评价是：架构先进，但稳定性有待提升；功能丰富，但文档不完整；开源生态活跃，但缺乏系统治理。”

周明远脸色有些不好看。这些评价很中肯，但听着刺耳。

“具体来说，”托马斯调出一组数据，“我们在连续三百小时的压力测试中，发现了十七个潜在缺陷。其中三个是内存泄漏，五个是线程安全问题，还有九个是边界条件处理不当。”

刘教授忍不住问：“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实际应用中并没有暴露……”

“因为你们的使用场景负载不够高，”托马斯打断，“在欧洲，很多工厂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对系统的稳定性要求极高。一个微小的内存泄漏，运行一个月后就会导致系统崩溃。”

会议室里气氛有些尴尬。德国人的严谨近乎苛刻，但也确实指出了问题。

陈念开口了：“托马斯先生，感谢这么详细的测试。这些问题我们确实存在，也正在改进。我想知道，如果合作，你们能带来什么？”

“三样东西，”托马斯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完整的测试体系和质量管理方法；第二，欧洲市场的准入渠道和客户资源；第三，我们在工业软件领域三十年的经验。”

“代价呢？”

“我们需要深度参与技术开发，共同拥有新成果的知识产权。”托马斯说得很直接，“而且，欧洲版本的开发，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和规范。”

周明远皱起眉头：“这不等于把技术主导权交给你们？”

“不是交给，是共享，”托马斯纠正，“你们保留中国市场的全部权利，我们负责欧洲市场。技术路线共同决策，但质量标准和发布节奏，要按照更严格的要求来。”

谈判持续了一整天。德国人的条件不苛刻，但要求极高。他们不追求控股，不要求独占，但坚持每个细节都要尽善尽美。

晚上送走德国团队后，周明远叹了口气：“陈总，这么搞的话，我们的开发速度会慢很多。他们要求每个模块都要有完整的测试用例，每行代码都要经过评审，每个版本都要做严格的回归测试。”

“但质量会提升，”陈念说，“黄老板的事故还记得吗？如果我们有德国人这样的测试体系，那种问题根本不会发生。”

“可市场不等人啊，”王晓东插话，“中小企业要的是快，是便宜，不是完美。”

“所以我们要平衡，”陈念思考着，“国内版本保持快速迭代，满足市场需求；国际版本追求高可靠性，打开高端市场。两条腿走路。”

这个决定不容易。意味着技术团队要同时维护两个分支，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更复杂的管理。但陈念知道，这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四、共同体的扩容

四月下旬，产业共同体召开了春季大会。这次参会的企业达到了一百三十八家，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

李维主持会议，先通报了第一季度的情况：共同体完成产能调剂五十四单，涉及金额一点二亿；帮助二十二家企业获得供应链融资；组织了八场技术交流会。

“更重要的是，”李维调出新成员名单，“过去三个月，有六十六家企业申请加入，我们审核通过了四十二家。现在共同体覆盖了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

台下响起掌声。但陈念注意到，掌声并不均匀。新加入的企业代表们很兴奋，老成员们则表情复杂。

果然，讨论环节一开始，矛盾就暴露了。

一家新加入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代表首先发言：“我们厂规模比较大，年产值五个亿。加入共同体后，希望能有更多话语权，不能和那些小厂一样一企一票吧？”

老成员里立刻有人反驳：“共同体讲的是互帮互助，不是论资排辈。当初我们困难的时候，也没嫌弃谁规模小。”

“就是！要是按规模排座次，那和外面有什么区别？”

新企业代表不甘示弱：“但我们投入的资源也多啊。我们愿意分享订单，分享技术，总不能和那些只接订单不分享的企业一个待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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