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9章 秋实（1/2）

一、开源之惑

九月三日，未来资本工业互联网开源实验室的挂牌仪式在北京中关村举行。陈念选择在这个中国科技创新的地标性区域启动实验室，寓意不言自明。

实验室占地八百平方米，开放式空间里摆放着几十台高性能服务器，墙上挂着巨大的显示屏，实时滚动着开源代码的贡献数据。到场的除了未来资本团队和生态伙伴，还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计算所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几十家科技媒体的记者。

仪式开场，陈念站在大屏幕前，身后是实验室的logo——一棵根系向下生长、枝叶向上舒展的树。

“今天，我们开放五个核心模块的源代码，”陈念的声音平静而坚定，“分别是边缘计算框架、数据安全沙箱、工艺优化算法库、设备连接协议、质量追溯系统。这些代码将托管在开源中国社区，采用Apache 2.0许可证，任何人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分发。”

台下响起掌声，但陈念注意到，掌声并不热烈。他理解这种复杂情绪——自己研发的技术，就像自己的孩子，现在要公之于众，情感上难免不舍。

技术团队的代表周明远上台演示。他现场调用了开源库中的一个算法模块，仅用十几行代码就实现了一个简单的质量预测功能。“这只是一个开始，”周明远说，“未来六个月，我们还将开源十三个模块，覆盖工业互联网的主要技术栈。”

演示结束后进入媒体提问环节。一位科技记者犀利提问：“陈总，开源核心代码是否意味着放弃了技术壁垒？如果竞争对手直接用你们的代码构建竞争产品，你们怎么办？”

陈念早有准备：“好问题。首先，开源不等于放弃。Lux开源了，但红帽公司市值数百亿；Android开源了，但谷歌通过生态服务获得巨大价值。技术壁垒可以有很多种，代码只是其中一种，更重要的壁垒是人才、数据、生态、品牌。”

另一位记者追问：“但确实存在‘搭便车’现象。我了解到，有些公司已经在研究如何用你们的开源代码快速推出竞品。您不担心吗？”

“担心，但不害怕。”陈念回答，“如果我们的技术能被更多人用好，这是好事。如果因此产生了竞争，我们会跑得更快。开源的本质是协作创新，不是零和游戏。”

然而，记者看不到的是，实验室挂牌仪式后，未来资本内部正面临一场风波。

二、团队的裂痕

九月五日下午，周明远带着技术部门的十五名核心工程师，敲开了陈念办公室的门。

“陈总，我们需要谈谈。”周明远脸色凝重，身后站着的工程师们表情各异，有焦虑、有不忿、有困惑。

陈念示意大家坐下，让助理倒茶。“说吧，什么问题？”

一位工作了五年的算法工程师张亮先开口：“陈总，我参与了工艺优化算法库的开发，那里面有我三年的心血。现在开源了，任何竞争对手都能拿去用，我……”他顿了顿，“我心里很难受，感觉自己的价值被稀释了。”

另一位负责数据安全沙箱的工程师李静接着说：“这不仅仅是情感问题。我听说已经有猎头在挖我们的人，开出的条件是‘带着开源代码经验来，薪酬翻倍’。陈总，我们团队现在人心浮动。”

陈念静静听着，等所有人都说完，才缓缓开口：“我理解大家的感受。如果我是你们，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有些意外。

“但是，”陈念话锋一转，“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做开源？”

有人小声说：“为了生态建设，为了行业进步……”

“对，但不止这些。”陈念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我们开源，是为了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在封闭系统中，技术领先者靠保密维持优势；但在开源生态中，技术领先者靠持续创新和社区影响力维持优势。这是完全不同的玩法。”

他在白板上画了两个圈：“封闭系统里，我们是一个点；开源生态里，我们是圆心。点可以很强，但圆心能带动整个圆。你们觉得，哪个更有价值？”

张亮思考着：“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足够的社区影响力，就贸然开源，是不是太冒险了？”

“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努力。”陈念看向每一个人，“开源不是把代码扔出去就完了，而是要建设社区、制定标准、引领方向。这比单纯写代码更难，但也更有价值。你们将成为中国工业互联网开源运动的奠基人，这个历史地位，是任何高薪挖角都给不了的。”

周明远补充道：“而且公司已经制定了开源贡献激励计划。所有被社区广泛采纳的代码模块，原创者将获得额外奖金和股权激励；在开源社区获得影响力的工程师，晋升通道会专门考虑。”

“更重要的是，”陈念最后说，“如果你们离开，带走的是已经公开的代码；但如果留下，创造的是未来的技术。哪个更值得？”

这场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结束时，工程师们的心情虽然还没有完全平复，但至少理解了公司的战略考量。然而，陈念知道，这只是开始。

三、数字工匠的困境

九月八日，“数字工匠”培养计划在苏州的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启动试点。陈念亲自到场，与企业的五十名一线工人进行交流。

培训教室里，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平均年龄四十五岁左右，面对笔记本电脑和工业互联网操作界面，显得有些局促。

培训师小李是未来资本从杭州挖来的工业互联网专家，才二十八岁。他用PPT讲解着数据采集的基本原理，术语一个接一个：传感器、物联网、边缘计算、数据中台……

陈念坐在最后一排观察。十分钟后，他发现大部分工人开始走神，有人偷偷看手机，有人小声聊天，有人干脆打起了瞌睡。

课间休息时，陈念走到工人中间。“大家觉得刚才的课怎么样？”他尽量用平和的语气问。

一位老师傅搓着手，不好意思地说：“陈总，不是老师讲得不好，是我们……听不懂。我们这些人，在车间干了二三十年，车铣刨磨钳样样会，但电脑这玩意儿，真的搞不来。”

另一位中年女工说：“我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那些专业名词，今天记住明天就忘。而且说实话，我们担心学这些有什么用？工厂会不会觉得我们没用，把我们辞了？”

陈念心头一震。这个问题，他们制定计划时竟然没有充分考虑到。

培训结束后，陈念把项目负责人王晓东叫到一边。“我们的培养方案有问题，”陈念直接指出，“太技术化，太理论化，脱离了工人的实际需求和生产场景。”

王晓东苦笑：“我们也发现了。但问题是，工业互联网本身就是技术驱动的，不懂技术怎么行？”

“不是不懂技术，而是要用工人能理解的方式教技术。”陈念思考着，“车间的老师傅懂工艺、懂设备、懂质量，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我们应该把这些经验数字化，而不是硬塞给他们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

当天晚上，陈念召集培养计划团队紧急开会。“我们要调整思路，”他在白板上画着，“数字工匠不是把工人变成程序员，而是让工人用数字工具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经验优势。”

新的方案很快成型：第一，开发图形化、拖拽式的操作界面，减少代码输入；第二，建立“经验数字化”模块，让老师傅用语音、图片、视频记录经验，系统自动整理成知识库；第三，设计“问题导向”的学习路径，从工人实际遇到的问题出发，一步步引入数字工具。

“最重要的是，”陈念强调，“要让工人看到学习带来的实际好处。比如，通过数据分析提前发现设备故障，避免停机损失；通过优化参数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返工；通过协同平台快速解决技术难题，提高工作效率。这些都要量化，要和他们的绩效、奖金挂钩。”

方案调整后，第二天的培训明显改观。培训师不再讲抽象理论，而是带着工人到车间实地解决问题。一台数控机床最近加工精度不稳定，老师傅凭经验调整了几次参数都没解决。培训师指导工人连接传感器采集数据，用简单的分析工具找出规律，最终发现是温度波动导致的。问题解决后，工人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数字工具的价值。

但陈念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要把这套模式推广到十家试点企业、数千名工人，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将是巨大的。而短期来看，这种投入很难带来直接的经济回报。

四、共同体的博弈

九月十二日，产业共同体筹建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苏州工业园区召开。来自七十二家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讨论共同体章程和治理架构。

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关于决策机制，大企业代表主张按出资额或产值比例分配投票权，认为“投入多的应该话语权大”；中小企业代表则坚持“一企一票”，担心被大企业控制。

关于利益分配，技术密集型企业要求对知识产权贡献给予更高权重；劳动密集型企业则认为产能和就业贡献同样重要。

关于风险分担，上下游企业之间责任划分不清。上游原材料涨价，下游成品能不能提价？下游订单取消，上游的库存损失谁承担？

会议室里争论不休，气氛越来越紧张。主持会议的李维试图调和，但各方立场坚定，互不相让。

下午三点，陈念从北京赶来，直接进入会场。他没有坐主席台，而是搬了把椅子坐在企业代表中间。

“我听了大家的讨论，”陈念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大企业投入多，希望有更大话语权，合理；中小企业怕被边缘化，要求平等权利，也合理。技术企业重视知识产权，合理；制造企业重视实体贡献，也合理。”

这番“都合理”的说法让会场安静了一些。

“但问题就在这里，”陈念继续说，“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合理，但合在一起就不合理。共同体不是简单相加，而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

他走到白板前，画了一个三层的金字塔结构。

“我建议，我们建立分层决策机制。基础层，一企一票，决定共同体基本规则和共同事务；专业层，按专业领域成立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供应链委员会、市场委员会等，各领域专家主导；战略层，设立理事会，综合考虑企业规模、贡献度、行业影响力等因素产生理事。”

“利益分配也可以分层，”陈念继续画着，“基础合作，按交易额分配；深度协作，按贡献类型加权分配，技术、资本、产能、市场渠道分别设定系数；创新项目，按投入和风险承担分配未来收益。”

这个框架性提议为讨论提供了新方向。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各方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具体讨论，虽然仍有分歧，但至少有了共同的对话基础。

会议结束时已是晚上八点。苏州一家模具企业的老板走到陈念身边，感慨地说：“陈总，今天我才真正理解‘共同体’三个字的分量。这比单纯做生意难多了。”

陈念点头：“难，但值得。如果只是为了做生意，我们不需要这么折腾。但要想真正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就必须有人来做这件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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