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药物管理的法律规范（1/2）

——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到宋代“禁售假药”条款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医药行业的市场化发展，药材的种植、采收、加工、流通、售卖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民间医药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态势。但与此同时，逐利之心驱使下的行业乱象也愈演愈烈，假药充斥市场、药材以次充好、炮制工序偷工减料等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健康与社会稳定。为扭转这一局面，宋代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为核心建立起药材炮制与制剂的行业标准，又通过《宋刑统》及一系列敕令明确了“禁售假药”的量刑规则，形成“行业规范+法律约束”的双重治理体系。这一治理模式不仅彰显了医道“治病救人、仁心济世”的伦理内核，更开创性地将医药管理纳入司法实践的框架，实现了医道与法典的深度融合，为后世医药监管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宋代医药市场化的乱象与药物管理的制度需求

相较于唐代“官医垄断、药政严苛”的格局，宋代的医药政策更为开放灵活。朝廷不仅放宽了对民间行医售药的限制，还鼓励官医辞官兴办医馆，加之活字印刷术的普及推动医书典籍广泛流传，民间医药行业得以迅猛发展。北宋汴京“御街南段，药铺栉比，市井皆知‘卖药不问贫富，施药不计贵贱’”，大相国寺周边甚至形成了专门的药材集市，每日往来的药商、药农、医家络绎不绝；南宋临安的药市更是盛极一时，“买卖昼夜不绝，药材来自川蜀、岭南、海外，品类逾千”，从普通的甘草、当归到珍贵的犀角、麝香，皆能在市场上寻得踪迹。

然而，空前繁荣的市场背后，隐藏着三大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扰乱了医药市场秩序，更直接威胁着百姓的生命安全。

1. 药材炮制失范，药效大打折扣

药材炮制是中医用药的关键环节，不同的炮制方法直接影响药材的药性与疗效。如大黄生用泻下力猛，酒蒸后则泻下缓和而能清上焦实热；附子生品有毒，经炮制后方能降低毒性、发挥温阳散寒之效。但在宋代市场化浪潮中，部分药商为压缩成本、加快出货速度，公然简化甚至省略核心炮制工序。将需“蜜炙”的甘草直接晒干售卖，失去了蜜炙后的补中益气功效；将需“酒蒸”的大黄以生品冒充，导致患者服用后腹泻不止；将需“漂净毒性”的附子仅简单清洗便投入市场，酿成多起中毒事故。北宋医学着作《苏沈良方》中便痛心记载：“今市肆所卖附子，多未炮制，食之者或至呕泻，甚者丧命。”更有甚者，一些偏远地区的小药铺，因缺乏专业炮制技术，随意处理药材，使得原本对症的良药沦为“无效之品”甚至“伤身毒药”。

2. 假药伪药横行，危及生命安全

随着名贵药材价格不断攀升，不法商贩的逐利手段愈发恶劣，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现象在医药市场蔓延。他们利用普通民众难以辨别药材真伪的弱点，用廉价药材冒充名贵药材牟利：以浙贝母冒充川贝母，以旋覆花冒充款冬花，以普通滑石粉混合朱砂冒充“辰砂”，以商陆根冒充人参售卖。更有甚者，直接制造毫无药效的“假药”，如用草木灰混合淀粉制成“安神丸”，用泥土掺杂香料冒充“麝香”。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记载了临安府的一桩骇人案例：“有药贩以滑石粉和朱砂为‘安神丸’，售与产后虚弱的妇人，称能安神补血，结果致三人血崩不止而亡，家属哭告官府，知府下令严查，药贩最终被处绞刑，一时满城哗然。”此类因服用假药而丧命的事件屡见不鲜，严重冲击着民众对医药行业的信任。

3. 药材流通无序，质量价格失控

宋代药材贸易的跨地域特征极为显着，川蜀的川芎、附子，云南的茯苓、三七，岭南的陈皮、砂仁，乃至海外的沉香、龙脑，均通过漕运、驿路运往各地。但运输环节缺乏统一质量检验标准，霉变、虫蛀药材屡流入市场；且大商人囤积居奇，抬高原价三倍，导致“淮南盐商兼营药材，民不堪负”，普通百姓买药贵、买药难。一些药商为延长药材保质期，甚至用硫磺熏蒸变质药材，掩盖其腐败本质，这种经过硫磺熏蒸的药材不仅药效尽失，还会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

这些乱象不仅违背了医道“仁心济世”的伦理准则，更引发了大量医疗纠纷，甚至酿成群体性的健康危机，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在此背景下，宋代朝野上下达成共识：必须建立一套从药材种植、炮制、流通到售卖的全链条管理规则，以规范医药市场秩序。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的编撰与“禁售假药”法律条款的出台，正是对这一制度需求的直接回应。

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药物管理的行业规范基石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是宋代官方编撰的首部成药标准典籍，历经宋神宗熙宁年间设“熟药所”（后改惠民和剂局），至徽宗大观年间由陈师文、裴宗元牵头修订，最终定型为官方成药标准典籍，凝聚了数十位太医局医官的心血。该书最初是太医局下属的惠民和剂局的“内部制剂手册”，用于规范官药局的成药生产，后因民间药铺纷纷效仿，朝廷遂组织医官对其进行多次增补修订，最终形成一部涵盖数百种成药配方、炮制工艺、服用方法的权威典籍，成为宋代医药行业的“药典”。其对药物管理的规范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构建起一套从源头到终端的行业标准体系。

1. 统一药材炮制标准，筑牢质量第一道防线

《和剂局方》对每味入药药材的炮制方法都做出了详尽且严苛的规定，明确了“净制、切制、炮炙”的具体流程与操作细则，甚至对炮制工具、辅料用量、火候控制都有明确要求。如对人参的炮制要求“去芦头，温水润透，切薄片，置于阴凉处阴干，忌暴晒”，因人参芦头有催吐作用，去除芦头可避免患者服用后产生不良反应；对半夏的炮制则区分“姜半夏”“法半夏”两种规格，分别规定“生姜汁浸三日，每日换汁一次，焙干备用”“甘草、石灰水浸五日，漂净盐分，晒干研末”，通过不同炮制方法降低半夏毒性，使其分别适用于化痰止咳、燥湿健脾等不同病症。为确保炮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严格执行，宋代设立了“药材检验官”一职，隶属太府寺，专门负责抽查民间药铺的药材炮制质量。检验官不仅要熟读《和剂局方》，还要具备辨别药材炮制优劣的专业能力，他们定期深入各地药铺、药材集市，通过“看、闻、尝、摸”等方式查验药材。如北宋元佑年间，汴京药材检验官在抽查中发现三家药铺未按《和剂局方》要求炮制麻黄——未去除麻黄根须，且未用文火炒制，当即“没收全部不合格药材，罚铜三十斤，责令停业整改一月”，并将处罚结果张贴于市，以儆效尤。《都城纪胜》中记载：“临安药铺，凡炮制药材，必以《和剂局方》为据，违之者，市易司即查究，无一人敢私改工序。”

2. 规范成药制剂配方，实现成药生产标准化

《和剂局方》收录了788首成药方剂，涵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多个领域，上至治疗中风、肺痨的重症方剂，下至缓解感冒、积食的常见药方，一应俱全。每首方剂都明确规定了药材配伍比例、制剂工艺、服用方法与禁忌事项，甚至对成药的形状、色泽、气味都有详细描述。如经典方剂“藿香正气散”，其配方被明确为“藿香三两，紫苏叶、陈皮、厚朴（姜制）各二两，茯苓、白术各一两，甘草一两半”，制剂需“研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服用时“每服三钱，姜枣汤送下，每日两次，忌生冷油腻”；又如治疗小儿惊风的“抱龙丸”，规定“用朱砂一钱为衣，丸如芡实大，薄荷汤化下，周岁以内小儿减半服用”。官办惠民和剂局依据《和剂局方》制作的成药，会加盖“和剂局印”的防伪标识，这种带有官方印章的成药在市场上备受青睐，百姓争相购买。为防止民间药铺仿制官药时偷工减料，朝廷规定民间药铺若仿制官药，必须严格遵循《和剂局方》的配方与工艺，否则以“伪制官药”论处。南宋绍兴年间，平江府一药铺因擅自更改“六味地黄丸”的配方——减少熟地用量，增加廉价泽泻比例，导致药效大减，被患者告发至官府。经查验属实后，当地官府“查封该药店，没收全部伪劣成药，店主流配三千里”，这一案例极大地震慑了不法药商。

3. 确立药材仓储与流通规则，打通全链条监管环节

《和剂局方》不仅关注药材炮制与成药制作，还对药材的仓储条件与流通环节做出了明确规定，填补了此前医药管理的空白。在仓储方面，要求“药材入仓，需分类存放，草本药置通风干燥处，避免霉变；金石药置阴凉避光处，防止氧化；动物类药材需用酒浸泡或烘干，以防虫蛀；剧毒药材单独存放，专人看管”，同时规定“药材入库前需经检验官查验，虫蛀、霉变者即刻销毁，不得入库”。在流通方面，宋代建立了“药材商籍制度”，从事药材贸易的商人需在市易司或地方官府登记备案，详细申报经营品类、货源地、仓储地址等信息，经审核通过后领取“药商凭证”，无凭证者货物没官，人杖六十，三年内不得申领凭证，方可参与药材流通。《宋会要辑稿》中明确记载了这一处罚规则。此外，宋代还在全国重要的药材集散地设立“药市检验所”，如成都府、广州府、汴京、临安等药材贸易重镇，均有专门的检验官员对入市药材进行质量检验。检验时，官员会对照《和剂局方》的标准，对药材的产地、性状、炮制工艺进行逐一核查，合格者加盖“验讫”印章，方可进入市场销售；不合格者则当场销毁，或责令药商运回原产地。如南宋乾道年间，广州府药市检验所查获一批来自海外的沉香，经查验发现其中掺杂了大量劣质木材，检验官当即“焚毁伪劣沉香，处罚药商铜五十斤，并将其列入药商黑名单”。这一制度有效遏制了劣质药材的跨地域流通，保障了终端市场的药材质量。

三、宋代“禁售假药”的法律条款与司法实践

在《和剂局方》确立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宋代并未止步于“行业自律”，而是进一步将医药管理纳入法治轨道。通过修订《宋刑统》及颁布一系列专项敕令，制定了“禁售假药”的法律条款，形成了从民事处罚到刑事量刑的完整法律体系，构建起“行业标准为基础，法律约束为保障”的治理格局。其核心内容与司法实践，彰显了宋代司法对医道伦理的维护与对民众权益的保障。

1. 《宋刑统》中的核心条款与量刑梯度

宋代法典《宋刑统》是在《唐律疏议》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但相较于唐律，宋代对医药领域的法律规制更为细致严苛。《宋刑统·杂律》沿用唐律“医方诈疗病”条，并结合宋代医药市场特点补充细则，将“售卖假药、伪药”“擅自更改成药配方”“炮制药材不合标准”等行为均纳入法律规制范畴，并根据违法行为的情节轻重、危害后果，设定了清晰的量刑梯度，实现了“罚当其罪”。

- 轻度违法：以次充好，未致人损害

针对售卖以次充好的药材，但未对买家身体造成损害的行为，量刑标准为“杖六十，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双倍赔偿买家损失”。如北宋熙宁年间，杭州府一药铺为牟取私利，以普通菊花冒充杭白菊售卖，杭白菊是当地道地药材，价格是普通菊花的三倍，一位老中医购买后发现真伪，随即告发至官府。经查验属实，店主被判处杖六十，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按照买家购买金额的双倍进行赔偿，药铺被责令停业整顿一月。

- 中度违法：售卖假药，致人身体受损

针对售卖假药、劣药导致买家身体受损，如出现呕吐、腹泻、痉挛等症状，但未造成死亡的行为，量刑标准为“徒一年至三年，没收全部药材与资产，吊销药商凭证”。南宋乾道年间，建康府药商王某为追求暴利，以马钱子冒充番木鳖制成“止痛丸”，番木鳖（即马钱子的炮制正品）有通络止痛之效，而生马钱子毒性极强。当地五位劳工因关节疼痛购买服用后，出现手脚痉挛、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经医官救治后虽脱离危险，但留下了手脚麻木的后遗症。官府立案调查后，判处王某徒二年，没收其全部家产与药材，终身不得从事医药行业。

- 重度违法：售卖假药，致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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