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药物管理的法律规范（2/2）

针对售卖假药致人死亡的行为，宋代法律以“故意杀人罪”论处，量刑标准为“绞刑或斩刑，家人连坐，籍没家产”。这一严苛的量刑，彰显了宋代朝廷对假药致人死亡案件的零容忍态度。南宋司法典籍《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要案：福州药贩陈某见疥癣病在当地流行，遂以砒霜冒充雄黄制成“解毒丹”，雄黄有解毒杀虫之效，而砒霜是剧毒之物。一名五岁孩童因患疥癣，其父母购买“解毒丹”给孩子服用，孩童服用后当即口吐白沫、七窍流血而亡。案发后，官府迅速抓获陈某，经太医局医官鉴定，确认孩童死因系服用砒霜所致。最终，陈某被判处斩刑，其妻子被流配岭南，家产全部充公，当地药铺也因疏于查验货源，被集体处罚。

除《宋刑统》外，宋代还通过“编敕”这一法律形式，不断补充完善药物管理的法律条款，形成了“法典为主，敕令为辅”的法律体系。如宋真宗景德年间颁布《禁造伪药敕》，规定“凡造伪药者，许百姓告发，查实后赏钱五十贯，告发者信息严格保密”，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宋孝宗淳熙年间出台《药材质量敕》，要求“城乡药铺需将《和剂局方》副本悬挂于店堂显眼处，以备官府查验与百姓对照，违之者杖八十”；宋宁宗嘉定年间颁布《医官连带责任敕》，规定“医官开具药方时，需注明药材炮制要求，若因医官未注明导致药铺炮制失当致人损害，医官与药铺店主同罪”。这些专项敕令与《宋刑统》相互配合，构建起一张严密的医药监管法网。

2. 司法实践中的证据采信与审判逻辑

宋代审理假药案件时，并未仅凭原被告双方的口供断案，而是形成了“医道鉴定+司法审判”的联动模式，其核心是借助医官的专业知识判定药材真伪、炮制优劣与损害后果，再依据法律进行量刑。这种“专业鉴定为依据，法律审判为准绳”的审判逻辑，确保了案件审理的公正性与科学性。

- 医官的专业鉴定：案件定罪的核心依据

宋代法律明确规定，凡涉及假药、劣药的案件，必须由太医局或地方官医局的资深医官出具“药材鉴定意见书”与“伤情鉴定报告”，未经医官鉴定的案件，不得进入审判程序。医官鉴定时，会采用多种方法：一是药材性状比对法，将涉案药材与《和剂局方》中记载的道地药材性状进行逐一比对，包括形状、色泽、气味、质地等；二是理化鉴别法，如用火烧、水浸等方式辨别药材真伪，如牛黄经火烧后会产生清香气味，而伪造牛黄则会散发焦臭味；三是动物试药法，对于疑似有毒的药材，医官会先让动物服用，观察动物反应，以此判断药材毒性。如南宋庆元年间，湖州府发生一起假药命案：一位富商服用药铺购买的人参后突然死亡，家属认为药铺售卖假药，将店主告上官府。官府随即邀请太医局三名医官赴当地勘验，医官通过性状比对发现，涉案“人参”实为商陆根冒充——商陆根外形与人参相似，但断面呈菊花纹，且有辛辣味，与人参的甘甜味截然不同；随后医官又进行动物试药，将涉案药材煎制后喂给家兔，家兔服用后不久便抽搐死亡。最终，医官出具鉴定报告，确认死者系服用商陆根中毒身亡，这份报告成为法院定罪的核心证据，药铺店主被判处斩刑。

- 书证与物证的相互印证：还原违法事实真相

宋代司法机关审理假药案件时，极为重视书证与物证的收集，通过两者相互印证，还原案件事实真相。书证主要包括药铺的“药材进货账簿”“售卖记录”“药商凭证”，以及太医局出具的鉴定报告；物证则包括查获的假药、劣药、炮制工具等。若药铺无法提供合法的药材进货凭证，即便未造成损害后果，也会被认定为“销售来路不明药材”，处以杖刑。如北宋元符年间，汴京府司法机关在查处一家售卖劣质阿胶的药铺时，不仅查获了数百斤霉变的阿胶，还调取了药铺的进货账簿，发现这批阿胶是药商从河北一黑心作坊低价购入，且未经过药市检验所查验。面对确凿的书证与物证，药铺店主无从辩驳，最终被判处“罚铜二十斤，销毁全部霉变阿胶，停业整顿三月”。

- 区分故意与过失：体现司法的人性化考量

宋代法律并非一味严苛，而是体现出一定的人性化考量，明确区分“故意售假”与“过失售假”，并据此判处不同刑罚。所谓“过失售假”，是指药铺因疏忽大意，购入假药并售卖，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对于此类行为，宋代法律规定可减轻处罚，以教育整改为主。如北宋元符年间，汴京一家老字号药铺从外地药商处购入一批阿胶，因该外地药商持有合法的药商凭证，药铺店主便未仔细查验。后有顾客购买阿胶服用后出现轻微腹泻，告发至官府。经医官鉴定，这批阿胶因运输途中受潮霉变。官府查实后，依据“过失售假”条款，认定药铺店主系“过失售假”，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仅处以“罚铜二十斤，销毁霉变阿胶”的处罚，免予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故意售假”，即便未造成严重后果，也会从重处罚，以此警示药商不可心存侥幸。

3. 民间医疗纠纷的调解与法律衔接

对于情节较轻的假药纠纷，如售卖以次充好的药材、炮制工序略有瑕疵等未致人身体损害的案件，宋代并未全部纳入司法程序，而是通过乡约、宗族等民间组织进行调解，这一做法既节省了司法资源，又能快速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宋代民间乡约制度极为完善，《吕氏乡约》中便明确规定：“邻里之间因假药、劣药起纠纷，先由约正、约副召集双方调解，邀请当地资深医官查验药材，责令售假者退换药材、赔偿损失；若调解无果，或当事人对调解结果不满，再赴官府起诉。”乡约调解的优势在于灵活高效，且调解人员多为当地德高望重之人，双方当事人更容易信服。如南宋绍兴年间，婺州府金华县一村民因购买假当归与药铺发生争执。该村民购买当归后，经当地郎中查验，发现是用普通独活冒充。村民找药铺理论，药铺店主拒不承认，双方争执不下。约正得知后，召集当地医官、双方当事人及数位乡贤进行调解。医官当场对涉案药材进行鉴定，确认系独活冒充当归，药铺店主在确凿证据面前无言以对。最终，调解结果为药铺退还药钱，并赔偿该村民因购买假当归延误治疗的汤药费，双方均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未再诉诸官府。这种“民间调解+司法兜底”的模式，既体现了宋代基层治理的灵活性，又确保了药物管理的法律权威，实现了“情理”与“法理”的平衡。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乡约会将调解结果记录在案，上报当地官府备案；对于调解无果的案件，官府则会依法审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宋代药物管理规范的跨域联动与历史影响

宋代的药物管理体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土地、教育等领域形成了紧密的跨域联动，构建起“药材种植标准化—医药知识普及化—药物管理法治化”的综合治理格局。同时，这一治理模式也为元、明、清三代的医药监管提供了重要借鉴，其历史影响绵延数百年，直至现代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与土地领域的联动：药材种植的标准化与道地化

药材质量的优劣，源头在于种植。宋代为保障药材原料的质量，推动道地药材的规模化种植，并通过土地政策予以支持，实现了药物管理与土地资源的有机结合。道地药材是指在特定地域生长、品质优良、疗效显着的药材，如川蜀的川芎、附子，浙江的杭白菊、浙贝母，河南的地黄、牛膝等。宋代朝廷认识到道地药材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划定“官药园”，专门种植道地药材。如在四川梓州设立川芎种植园，在浙江杭州设立杭白菊种植园，在河南怀庆府设立地黄种植园，官药园由太医局派遣专业医官指导种植，严格遵循《和剂局方》的药材培育标准，从选种、灌溉、施肥到采收，都有详细的操作规范。对于民间药农种植道地药材的行为，宋代朝廷也给予政策扶持，实行“优质优税”的税收政策。规定种植道地药材的农户，可减免三成赋税；若所种药材通过药市检验所的质量认证，还可获得额外的官府补贴。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民间药农种植道地药材的积极性，推动了药材种植的标准化与道地化。如南宋时期，四川梓州的川芎种植面积扩大了十倍，所产川芎因品质优良，被列为太医局专供药材，远销全国各地。药材种植的标准化，从源头上保障了药材质量，为后续的炮制、流通、售卖环节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与教育领域的联动：医药知识的普及与专业人才的培养

宋代药物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医药知识的普及与专业人才的支撑。为此，宋代朝廷将医药教育纳入官学体系，推动医药知识的广泛传播，实现了药物管理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联动。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宋代太医局设立了专门的医药学校，招收学生学习医学理论与药材鉴别、炮制技术，《和剂局方》被列为核心教材。太医局的课程设置极为全面，不仅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书，还设有“药材炮制实践课”“药材真伪鉴别课”等实操课程，学生需经过三年学习与一年实习，通过考核后方能成为医官或药材检验官。如北宋着名医官陈承，便是太医局医药学校的毕业生，他对《和剂局方》的炮制工艺有着深入研究，曾参与修订《和剂局方》，为宋代药物管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医药知识普及方面，宋代朝廷通过“药铺宣讲”“刊印医书”等方式，向普通民众普及药材鉴别、服用禁忌等知识。如临安府每年都会组织医官在集市、寺庙等地举办宣讲会，讲解“如何辨别真假人参”“附子服用的禁忌事项”等实用知识；同时，朝廷还组织医官刊印《药材辨伪图》《和剂局方精简本》等书籍，免费发放给百姓，让普通民众也能掌握基本的药材鉴别方法。民众医药知识的提升，不仅减少了购买假药的概率，也为假药案件的告发与举证提供了基础，形成了“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

3. 对后世医药管理的历史影响

宋代建立的“行业标准+法律约束”的药物管理模式，是中国古代医药监管体系的里程碑，被元、明、清三代继承并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元代统一全国后，颁布《惠民药局章程》，明确沿用《和剂局方》的药材炮制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增设“药材运输保鲜”的法律条款，规定“长途运输的药材需用密封容器盛装，草本药需加入干燥剂，动物类药材需用酒浸泡，违者杖六十”。明代则进一步强化法律约束，《大明律》将“造畜蛊毒、魇魅杀人”列为“十恶”中的“不道”，对售卖假药致人死亡者量刑参照此条，处凌迟处死，家产充公，邻里知情不报者杖一百。同时，明代还设立“太医院药材检验所”，负责全国的药材质量监管，检验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可直接查封违规药铺。清代则在《大明律》的基础上，补充了“海外药材进口检验”的规定，要求“海外药材进口需经广州、泉州等通商口岸的检验所查验，合格后方可入关”，并对进口药材的关税实行“优质低税”政策，鼓励优质海外药材进入中国市场。直至现代，宋代的药物管理智慧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当前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确立的“药品标准制度”“假药惩处制度”，本质上仍是“行业规范与法律约束相结合”的治理逻辑；而宋代“医官参与司法鉴定”的模式，也与现代司法中的“医疗司法鉴定”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宋代的实践证明，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科学完善的行业标准，也需要严苛公正的法律约束，更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监督。

五、宋代药物管理规范的当代转化与现实启示

宋代在医药市场化背景下的药物管理实践，是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其“标准先行、法律兜底、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治理思路，为当代药品监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三点核心启示。

1. 建立“标准先行”的药品监管体系，从源头保障药品质量

宋代以《和剂局方》为核心建立行业标准的做法，启示当代应进一步完善药品炮制、制剂的国家标准，推动中药饮片、中成药的标准化生产，同时覆盖化药、生物药，推动全品类药品的标准统一与质量追溯。当前，我国中药行业面临着“炮制工艺不统一、道地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部分中药企业为追求效益，简化炮制工序，导致中药疗效不稳定。为此，可借鉴宋代的经验，组织权威专家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明确每味中药的炮制工艺、质量标准；同时，划定道地药材种植保护区，通过政策扶持推动道地药材规模化种植，建立“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从源头遏制假药、劣药的产生。

2. 强化“法律硬约束”与“行业自律”的结合，提升违法成本

宋代“行业规范+法律约束”的双重治理模式，启示当代应进一步完善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提高制售假药的违法成本，同时发挥医药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动企业建立诚信经营的自律机制。当前，我国制售假药的行为仍时有发生，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电商平台售卖假药，给民众健康带来威胁。为此，可借鉴宋代的严苛量刑思路，加大对制售假药行为的处罚力度，不仅要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还要没收其全部财产，终身禁止从事医药行业；同时，推动医药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对诚信经营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对失信企业进行联合惩戒，形成“不敢售假、不能售假、不愿售假”的良好行业风气。

3. 推动“专业鉴定”与“司法审判”的深度联动，确保司法公正

宋代“医道鉴定+司法审判”的联动模式，启示当代应健全医疗司法鉴定制度，规范药品鉴定的流程与标准，确保司法审判中对药品质量与损害后果的认定科学、准确。当前，我国部分假药案件的审理中，存在着“专业鉴定不规范、鉴定意见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判。为此，可借鉴宋代的经验，建立权威的药品司法鉴定机构，明确司法鉴定人员的资质标准与责任；同时，推动司法鉴定机构与法院、检察院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司法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与公正性，让每一起假药案件都经得起法律与历史的检验。

宋代的药物管理规范，是医道伦理与法典精神的融合典范，它证明了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仁心济世”的医道内核作为精神支撑，也需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法典体系作为制度保障。在当代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重拾这一历史智慧，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药品监管体系，守护民众的生命健康，推动医药行业朝着更加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