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义田契约中的教育规矩（2/2）

这两起判例的共性在于，法官均将“维护教育秩序”作为裁判的首要原则，而非单纯纠结于土地权属或租米缴纳。胡颖严惩豪强，是为了保障义塾经费；吴潜纠正书院错误，是为了保障佃户子弟的入学权。这些判例的积累，推动宋代义田契约制度不断完善——南宋末年，官方出台《义田契约标准化范本》，明确要求所有义田契约必须包含“塾费占比、佃户子弟入学、灾年缓缴”三大核心条款，这标志着义田契约的教育规矩，正式从民间约定上升为国家认可的标准制度。

从案例的延伸影响来看，宋代司法对义田契约教育条款的维护，极大推动了民间义田的普及。据《宋史·孝义传》记载，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义田数量较北宋增长了三倍，其中80%的义田契约采用了“佃租充塾费”的标准化条款。这些义田所设的义塾，不仅招收宗族子弟与佃户子弟，还接纳周边乡里的贫寒子弟，形成了“村村有义塾，户户有学子”的教育盛景，这正是宋代“重文兴教”国策在民间的生动实践。

四、现代关联：当代教育用地契约的“普惠条款”设计

宋代义田契约“以土地资源绑定教育公益”的智慧，在当代教育用地契约的设计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无论是广东、浙江的“乡贤捐地建校”模式，还是乡村振兴中的“集体土地—教育设施共建”机制，都借鉴了宋代义田契约“教育嵌入、权利对等”的核心逻辑，通过在土地租赁、转让契约中增设“教育普惠条款”，实现了“土地资源转化为教育红利”的目标，为当代教育公平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模式一：广东“乡贤捐地建校”契约——“优先招收本地学生，租金反哺教育”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乡贤捐地建校”模式，是宋代义田契约的现代翻版。当地乡贤将闲置的宗族土地捐赠或低价租赁给政府建设乡村学校，在土地契约中明确写入三大“教育普惠条款”：一是招生优先权条款，“学校招生时，优先录取土地所在村的户籍学生，比例不低于60%”；二是租金反哺条款，“若为租赁土地，每年租金的50%用于设立学校奖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三是村民监督权条款，“村民代表可进入学校理事会，监督租金反哺资金的使用情况”。

以南海区狮山镇为例，乡贤李某将自家5亩宅基地低价租赁给政府建设“狮山实验小学”，契约约定“年租金10万元，其中5万元用于奖助学金”。该校建成后，优先招收狮山镇户籍学生，每年发放助学金10万元，资助20名贫困学生；同时，学校开设“农耕实践课”，利用校园闲置土地种植蔬菜，聘请当地老农授课，这一课程设计，与宋代义塾“耕读结合”的理念一脉相承。从运行效果来看，狮山实验小学的本地学生占比达70%，贫困学生入学率达100%，家长满意度高达98%。这种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通过契约条款将乡贤的土地资源直接转化为教育资源，既解决了乡村学校建设用地不足的难题，又保障了本地子弟的入学权利，实现了“乡贤受益、学校受益、村民受益”的三方共赢。

模式二：浙江“集体土地流转办学”契约——“土地入股，教育分红”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的“集体土地流转办学”模式，进一步创新了宋代义田契约的“利益共享”逻辑。当地村委会将集体山林、耕地流转给教育企业建设“耕读研学基地”，在流转契约中约定：“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每年按研学基地营收的15%分红，分红资金全部用于本村教育事业，包括修缮村小、补贴教师工资、奖励优秀学生”。

兰溪市诸葛镇的“诸葛村耕读研学基地”，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诸葛村村委会将100亩集体林地流转给研学企业，契约约定“营收分红优先用于村小的教学设备更新”。基地建成后，开设“诸葛亮兵法研学”“传统农耕体验”等课程，每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营收超千万元。村集体每年分红150万元，其中100万元用于为村小添置电脑、投影仪等设备，50万元用于设立“诸葛学子奖学金”。如今，诸葛村小的硬件设施已达到城市学校水平，教师平均工资较之前提高了30%，学生的学业成绩在兰溪市乡村学校中名列前茅。这种“土地入股、教育分红”的契约设计，与宋代义田契约“佃租充塾费”的逻辑高度一致，都是通过土地资源的市场化运作，为教育事业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模式三：乡村振兴中的“教育用地保障条款”——“耕地保护与教育发展兼顾”

在全国范围内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多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借鉴宋代义田契约的“教育优先”原则，在集体土地承包、流转契约中增设“教育用地保障条款”。例如，安徽省黟县规定：“乡村集体土地流转时，需预留不低于5%的土地用于建设村小、幼儿园或研学基地”；四川省都江堰市规定：“农业企业租赁集体土地发展乡村旅游时，需在契约中承诺‘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资助本地乡村教育’”。

这些现代契约条款，与宋代义田契约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都是通过法律文书的形式，将土地资源与教育事业绑定，确保教育公平。宋代义田契约解决的是“寒门子弟无钱读书”的问题，当代教育用地契约解决的是“乡村学校无地建设、无钱运转”的问题，二者虽时代不同、形式各异，但“以土地滋养教育”的智慧是相通的。从宋代的“佃租充塾费”到当代的“租金反哺、土地入股”，本质上都是对“土地—教育”共生关系的制度性确认。

五、跨域勾连：医道互助条款与“土地—教育—医道”的融合

宋代义田契约的深度之处，在于其并非局限于“土地”与“教育”的二维关系，而是通过增设医道互助条款，构建起“土地—教育—医道”的三维共生体系。这些条款将“恤贫疗疾”与“兴学育才”并列，使义田制度兼具“教育保障”与“医疗救济”双重功能，体现了宋代儒家“仁者爱人”的治理理念，也为当代“教育+医疗”的乡村公共服务模式提供了历史借鉴。

从契约条款的内容来看，宋代义田契约中的医道互助条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义庄设药局，免费为学子与佃户诊治。《范文正公义庄规矩》明确规定：“义庄置药局一所，延请名医一名，每月朔望两日坐诊，族中子弟、佃户及其家属就医，免缴药费；若遇瘟疫，药局需熬制汤药，免费发放。”这一条款被写入义田契约，成为佃户与义庄的共同约定——佃户需“协助药局采摘草药、熬制汤药”，义庄需“保障药局的药材供应”。现存《南宋义庄药局账册》记载，义庄每年从租米中拨付“五十石米兑换药材”，药局年均诊治学子与佃户达千人以上。二是学子医疗补贴条款。契约规定：“义塾子弟若罹患重病，无法就学，义庄需拨付米五斗、钱三贯作为医疗补贴；若因重病耽误学业，可延期一年参加科举资助申请。”这一条款体现了对学子的人文关怀，避免了“因病失学、因病致贫”的现象。三是佃户医疗互助条款，契约约定“佃户之间需患难相恤，一户有人生病，其他佃户需轮流照料”，这一条款与《吕氏乡约》的“患难相恤”条款相呼应，形成了“义庄药局+佃户互助”的双层医疗保障体系。

宋代义田契约将“医道”与“教育”“土地”绑定的深层原因，在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健康的身体是求学的基础，良好的医疗保障是宗族稳定的前提。范仲淹曾言：“无康健之躯，何谈读书之志；无安康之民，何谈兴盛之族。”在宋代义庄的实践中，“医道互助”与“教育助学”相互促进：义庄药局保障了学子的身体健康，使其能安心求学；佃户因享受到免费医疗，更加积极地履行租佃义务，确保义塾经费的稳定；而义塾培养的人才，又会反哺药局建设——范纯仁任宰相时，就曾捐赠俸禄，为范氏义庄药局添置药材，扩大诊疗范围。这种“土地养教育、教育出人才、人才兴医道、医道稳土地”的循环，构成了宋代宗族治理的完整闭环。

从跨域协同的视角来看，宋代义田契约的“土地—教育—医道”融合，与当代乡村振兴中的“教育医疗共同体”建设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如今，我国多地推行的“乡村学校+村卫生室”共建模式，正是这一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学校与卫生室共享土地资源，学校为卫生室提供场地，卫生室为学校师生提供医疗服务；集体土地流转收益既用于学校建设，也用于卫生室的设备更新。例如，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苗寨，将集体土地流转的收益分为两部分：60%用于建设乡村学校，40%用于修缮村卫生室，同时规定“村医需兼任学校的健康教师，为学生讲授卫生知识”。这种模式，与宋代义田契约“医教结合”的理念一脉相承，都是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乡村公共服务的提质增效。

宋代义田契约的智慧告诉我们：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无论是“佃租充塾费”的教育条款，还是“设药局恤贫”的医道条款，本质上都是通过契约将宗族、佃户、学子的利益绑定在一起，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这种以契约为纽带的治理模式，既避免了“政府大包大揽”的负担，又调动了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六、契约精神的古今传承：从宋代义田到当代公益

宋代义田契约中“教育嵌入、医道融合”的制度设计，其核心是契约精神——以明确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各方行为，保障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精神，穿越千年时空，在当代的教育公益、乡村振兴实践中依然熠熠生辉。

从宋代的义田契约到当代的教育用地契约，变的是契约的形式（从纸质文书到电子合同）、内容（从租米缴纳到租金分红），不变的是“以契约保障公益”的核心逻辑。宋代义田契约用“一斗租米充塾费”的条款，保障了寒门子弟的求学权；当代教育用地契约用“租金反哺、土地入股”的条款，保障了乡村孩子的教育公平。二者共同证明：公益事业的长久发展，离不开制度的刚性约束，而契约正是将公益理念转化为制度规范的最佳载体。

未来，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我们仍可从宋代义田契约中汲取智慧——通过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的配置中嵌入更多“教育普惠条款”，让每一份契约都成为守护教育公平的坚固屏障，让“耕读传家”的传统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