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乡约与国法的互补（2/2）

“礼俗相交”条款聚焦于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规则，从“婚丧嫁娶”到“日常拜访”，从“贺庆吊唁”到“邻里互助”，都制定了具体且贴合民间实际的规范，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交礼仪体系。乡约认为，“礼俗是维系邻里关系的纽带，无礼则无亲，无俗则无序”，通过规范社交礼仪，可以促进邻里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减少矛盾纠纷。乡约对各类社交场景的礼仪都做了详细规定：

在“贺庆之礼”方面，规定“贺寿、贺喜（结婚、生子、中举等），同约之人需前往祝贺，随力致礼，不得过奢，以免增加他人负担；若家境贫寒，可赠手工器物、农作物等，心意到即可，不得因礼物微薄而自卑，也不得因他人礼物微薄而轻视”；在“吊丧之礼”方面，规定“邻里有丧事，同约之人需第一时间前往吊唁，助其料理后事，如搭建灵堂、购置丧葬用品、接待宾客等，不得宴乐喧哗，不得在丧事期间谈论喜庆之事；若死者为孤弱无依者，同约之人需共同出资、出力，为其举办葬礼，保障其入土为安”；在“日常拜访”方面，规定“拜访他人需提前告知，不得擅自登门，以免打扰他人；拜访时衣着整洁，言行有礼，见面需行礼问候，不得随意翻动他人器物，不得谈论他人隐私；拜访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他人劳作或休息”；在“邻里互助”方面，规定“邻里之间需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不得因小事争吵；若遇农事繁忙、家人患病等情况，需主动上门相助，不得推诿拒绝”。

这些规定既符合儒家礼义，又充分考虑了乡村居民的经济水平，避免了形式主义与贵族化倾向。《乡约执行日志》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村民李某为儿子举办婚礼时，原本计划设宴二十桌，耗资百贯，准备邀请周边村镇的亲友参加，以彰显自家的实力。约正吕仲仁得知后，立即前往李某家中劝诫，依据“贺庆之礼不得过奢”的规定，向其说明“婚丧之礼，重在情义，而非排场，若过于铺张，不仅自身受累，还可能引发邻里攀比，败坏风俗；不如缩减宴席规模，将节省的钱财用于资助贫困学子或帮助孤老，既符合乡约精神，又能获得乡邻的赞誉”。李某听后恍然大悟，认为约正所言极是，最终将宴席规模缩减为八桌，仅邀请同约之人与至亲参加，节省了七十余贯钱财。李某用节省下来的钱财，资助了本村两名贫困学子读书，为三位孤老购置了粮食与衣物，此举得到了乡邻的广泛赞誉，成为乡约规范礼俗的典范。此后，蓝田乡村的婚丧嫁娶等活动都自觉遵循乡约规定，不再追求排场，形成了勤俭节约、重情重义的良好风俗。

“患难相恤”是乡约的保障核心，明确了七种需要互助的情形：“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并针对每种情形制定了具体的互助方式，构建了民间自发的社会保障体系。乡约认为，“邻里本是同气连枝，患难之时当相互扶持，若见死不救、见难不帮，则与禽兽无异”，这种互助精神是凝聚乡村共同体的核心纽带。

针对“水火之灾”，乡约规定“若遇火灾、水灾，同约之人需第一时间前往救助，抢救人员与财物，不得观望退缩；灾后，有余力者需出借粮食、衣物、房屋等，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乡约组织需协调公田、农具等资源，为灾民提供生产条件，帮助其尽快恢复生产”；针对“盗贼之患”，规定“若遇盗贼入室抢劫、偷盗财物，同约之人需相互呼应，合力追捕，不得袖手旁观；若财物被盗，乡约组织需协助受害者报案，并发动乡邻寻找线索，帮助其追回财物；若受害者因被盗而陷入贫困，同约之人需予以资助”；针对“疾病之困”，规定“若有人生重病，邻里需轮流照料，为其端茶送水、煎药喂饭；若家境贫寒无力医治，乡约组织需牵头筹集钱财，延请医者；若病情严重，需送往州县医院治疗，乡约组织需协调人力、物力，提供帮助”；针对“死丧之难”，规定“若家中有人去世，邻里需协助料理后事，如挖掘坟墓、制作棺木、举办葬礼等；若死者为孤老、孤儿，乡约组织需承担全部丧葬费用，确保其入土为安”；针对“孤弱之助”，规定“孤儿需由亲属照料，若无亲属，同约之人需共同抚养，供其读书、学技，直至成人；寡妻、孤老无依者，由乡约组织协调土地、粮食，保障其基本生活；若孤弱之人遭受欺凌，乡约组织需出面维护其权益”；针对“诬枉之冤”，规定“若同约之人被人诬告陷害，乡约组织需收集证据，为其辩白，协助其向官府申诉，洗清冤屈；在申诉期间，需为其提供生活资助，保障其基本生活”；针对“贫乏之困”，规定“若因自然灾害、疾病、丧葬等原因导致家境贫寒，无以为生，同约之人需予以资助，提供粮食、衣物、钱财等；乡约组织需协调就业机会，如安排其耕种公田、从事手工业等，帮助其摆脱贫困”。

这种民间自发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国家的救济制度形成了互补，有效缓解了乡村的贫困与危机。北宋时期，国家的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常平仓”“义仓”“居养院”等，但其覆盖范围有限，主要集中在城市与交通便利的地区，且救济标准较低，难以满足乡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吕氏乡约》的“患难相恤”条款，将救济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个同约之人，形成了“邻里互助、乡约统筹”的救济模式，弥补了国家救济的不足。北宋元佑元年（1086年），蓝田地区遭遇大旱，数十户农户颗粒无收，生活陷入困境。乡约组织立即启动互助机制：首先，由家境富裕的乡绅出借粮食三百石，分发给受灾农户，保障其基本生活；其次，协调公田二十亩，组织受灾农户开垦耕种，种植荞麦、绿豆等耐旱作物；再次，安排村里的工匠教授受灾农户编织、制陶等技艺，让其通过手工业生产补贴家用；最后，乡约组织还与周边城镇的商户建立合作关系，将受灾农户生产的手工业品销往城镇，增加其收入。在乡约的统筹下，受灾农户不仅没有流离失所，还通过互助合作摆脱了困境，当年冬季便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这一事件被详细记录于《蓝田县志》中，成为乡约“患难相恤”的经典案例。

从文献互证的角度来看，《吕氏乡约》与《宋刑统》形成了鲜明且互补的治理关系，共同构建了“国法为纲、乡约为目”的基层治理格局。《宋刑统》作为北宋的国家法典，共三十卷，二百一十三门，五千零二十六条，主要聚焦于打击盗窃、杀人、谋反、贪污等严重犯罪，维护国家政权与社会稳定，其处罚方式以刑罚为主，包括笞、杖、徒、流、死五刑。《宋刑统》的制定主要基于国家治理的宏观需求，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法”，具有强制性、统一性、普遍性的特点，但对于乡村生活中的“细故”，如邻里纠纷、道德失范、礼俗不当等，《宋刑统》的规定相对模糊，仅原则性地要求“先经州县调解，不服者再行诉讼”，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

而《吕氏乡约》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将治理触角延伸到乡村日常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国法管大事、乡约管小事”的分工模式。《吕氏乡约》主要规范的是乡村社会的日常行为与人际关系，其约束方式以道德劝诫、舆论监督、互助资格限制为主，具有灵活性、针对性、民间性的特点，能够有效化解那些“不触犯国法，但影响乡村秩序”的细微矛盾。例如，《宋刑统》卷十三“户婚律”规定“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但对于“越界耕种”“无意侵占他人田界”等轻微侵权行为，并未明确处罚标准，而这类行为在乡村生活中极为常见，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激烈冲突。

《吕氏乡约》“过失相规”中专门规定“田界分明，不得侵越；若因耕作无意侵占，需立即退还，并赔偿损失（如侵占土地的收成）；若故意侵越，经劝诫不改者，记入恶簿，暂停互助资格”。浙江宁波天一阁藏宋代《乡约调解案卷》记载了一则典型案例：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蓝田县村民赵某在耕种时，因田垄模糊，不慎侵占了邻居孙某的半亩土地，孙某发现后十分气愤，认为赵某是故意为之，欲诉诸县衙。约正吕仲仁得知后，立即介入调解，带领两人实地丈量土地，查阅了乡里的土地契约，确认赵某系无意侵占。依据乡约规定，吕仲仁主持双方调解，赵某当场向孙某道歉，并承诺秋收后将侵占土地的收成全部归还孙某；孙某接受了道歉，放弃了诉讼。整个调解过程仅用了三天时间，未动用国家司法资源，便成功化解了纠纷，体现了乡约调解的高效性与灵活性。

同时，《吕氏乡约》并未脱离国法框架，而是始终以国法为根本遵循，将国法精神融入民间规则，形成了“乡约补国法之不足，国法固乡约之根基”的良性互动关系。乡约中“不得盗窃”“不得斗殴伤人”“不得诬告陷害”“不得弃养孤老”等条款，与《宋刑统》的相关规定一脉相承，是国法精神在民间的具体体现。例如，《宋刑统》卷十九“贼盗律”规定“诸盗窃财物，价值绢一尺以下笞五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吕氏乡约》“犯义之过”中也规定“偷盗财物，无论多少，皆为过失，需归还财物，向失主道歉；若数额较大，经劝诫不改者，逐出乡约，并上报官府处置”，将国法的强制性要求转化为民间的自我约束。

此外，《吕氏乡约》“患难相恤”中的“邻里互助”条款，也呼应了《宋刑统》中“邻里有难需救助”的立法精神。《宋刑统》卷二十四“斗讼律”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坐”，乡约将这种强制性的法律要求，转化为民间自发的互助行为，通过道德引领与利益绑定（如不救助者将被记入恶簿，暂停互助资格），让邻里互助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更易被乡邻接受和践行。同时，乡约还明确规定“若遇重大犯罪，如杀人、谋反、盗窃官物、叛国等，需立即上报州县官府，不得隐瞒、包庇，否则同约之人连坐”，这一规定确保了国家司法权的统一，避免了乡约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工具。

《吕氏乡约》的制定与推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显着的治理成效，更对后世乡约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传统基层治理的典范。《宋史·吕大钧传》记载，乡约推行后，蓝田乡村“争讼日减，风俗渐淳，邻里和睦，道不拾遗”，“岁余之间，县无争讼，乡无恶俗”。这种治理成效迅速传播开来，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广泛推崇。司马光在《吕氏乡约序》中称赞道：“其约甚简，其义甚明，其行甚易，其效甚着。能补国法之不足，成教化之美功，使贤者有所劝，不肖者有所惧。”程颐也评价其“深得治乡之要，为万世乡治之法”。在士大夫的推广下，《吕氏乡约》逐渐从蓝田扩散到陕西全境，进而传播到河南、山西、浙江、福建等全国各地，成为宋代乡约制度的模板。

南宋时期，朱熹对《吕氏乡约》进行了修订与完善，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进一步细化了条款内容，增强了其可操作性，并将乡约与保甲制度相结合，强化了乡约的治安功能。朱熹在《增损吕氏乡约》中增加了“德业相劝”的具体标准，如“农桑勤惰”“学业进退”“言行善恶”等，让评价更加量化；在“过失相规”中补充了“不孝不悌”“不遵礼法”等条款，强化了儒家伦理的约束；在“礼俗相交”中细化了婚丧嫁娶的礼仪流程，使其更符合儒家规范。朱熹还将乡约的推行与保甲制度结合，规定“保甲长兼约正，保甲成员皆为同约之人”，让乡约成为保甲制度的重要补充，进一步扩大了乡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后世的乡约制度，如明代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清代的《乡规民约大全》等，都深受《吕氏乡约》的影响，延续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核心框架，同时根据时代需求进行了创新与发展。明代王阳明在治理南赣地区时，面对“盗贼蜂起、民风彪悍”的局面，制定了《南赣乡约》，增加了“保甲联防”“教化乡民”“严禁盗贼”等内容，强化了乡约与国家治安制度的结合，通过“乡约教化+保甲缉捕”的模式，成功平息了当地的盗贼之乱，改善了民风。清代乡约则更注重与宗族制度的融合，形成了“族规乡约一体化”的治理模式，将乡约条款纳入宗族章程，由宗族组织负责推行与执行，进一步强化了乡约的约束力。这种传承与创新，让乡约制度成为中国传统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贯穿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影响长达八百余年。

从现代关联来看，《吕氏乡约》所蕴含的“民间自治”智慧，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与我国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制度有着深刻的精神共鸣。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治理是关键环节，而《吕氏乡约》的治理理念与实践经验，为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吕氏乡约》“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核心逻辑，与当代“村规民约”的制定原则高度契合。如今，我国农村地区普遍推行的村规民约，正是借鉴了乡约“民间立法”的模式，由村民共同商议制定，涵盖邻里互助、环境卫生、婚姻家庭、乡村建设、移风易俗等多个方面，成为村民自治的重要依据。例如，浙江“千万工程”示范村安吉鲁家村的村规民约中，“垃圾分类互评”“邻里矛盾调解”“公益事业共建”“反对铺张浪费”等条款，延续了《吕氏乡约》“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礼俗相交”的治理理念；村规民约中设立的“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机制，也与乡约“每月一聚”的议事模式、“善簿恶簿”的评价机制一脉簿”的评价机制一脉相承，确保了村民的参与权与话语权，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村民自己的规矩”。

其次，《吕氏乡约》“德业相劝”的激励机制，在当代基层治理中的“道德积分制”“文明家庭评选”“最美村民评选”等制度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陕西蓝田县作为《吕氏乡约》的发源地，如今推行的“乡约积分”制度，正是对古代乡约的现代诠释：将村民遵守公序良俗、参与公益事业、邻里互助、垃圾分类、孝老爱亲等行为量化为积分，积分可在村里的“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公共服务优先权（如优先享受村里的养老服务、子女入学推荐等）；对积分靠后的村民，由村“道德评议会”进行针对性劝导，帮助其改正不良行为。这种“精神激励+物质奖励”的模式，有效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促进了乡村文明风尚的形成。截至2023年，蓝田县已有80%的村庄推行了“乡约积分”制度，村民的文明素养显着提升，邻里纠纷发生率下降了60%，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95%，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

再次，《吕氏乡约》与国法的互补关系，为当代“法治乡村”与“德治乡村”建设提供了历史参照。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需要国家法律的刚性约束，也需要道德规范的柔性引导。《吕氏乡约》的实践表明，民间规则能够有效填补法律的空白，将道德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今，许多农村地区在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时，注重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相结合，通过村规民约宣传法律知识、化解邻里纠纷、引导村民依法办事。例如，江苏苏州的一些村庄在村规民约中明确规定“邻里纠纷先由村委会调解，调解不成再依法诉讼”，并成立了“乡贤调解室”，邀请退休干部、老党员、法律顾问等参与调解，将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消耗。同时，村规民约还将“孝老爱亲”“诚实守信”“邻里互助”等道德要求纳入其中，通过宣传教育、榜样引领等方式，让道德理念深入人心，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

最后，《吕氏乡约》中“患难相恤”的互助精神，对当代乡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具有重要启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关键任务之一。古代乡约的互助模式，强调民间自发的责任与担当，为当代农村的养老、扶贫、救灾等工作提供了借鉴。例如，一些农村地区成立的“互助养老合作社”，由村民自愿缴纳一定费用，结合村集体资金补贴，为村里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包括日间照料、医疗陪护、文化娱乐等，弥补了政府养老服务的不足；一些农村地区成立的“公益救助协会”，通过村民捐款、企业赞助等方式筹集资金，为遭遇重大疾病、自然灾害的村民提供临时救助，帮助其渡过难关；还有一些农村地区推行的“土地流转互助组”，由村里的种粮大户、农机大户带动小农户，共享农业机械、耕作技术、销售渠道等资源，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小农户抵御市场风险。这些实践都是对乡约互助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构建了“政府+民间”协同发力的社会保障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保障。

考古实物的佐证、文献文本的记载、历史实践的成效与当代传承的创新，共同构成了《吕氏乡约》的完整价值链条。这部诞生于北宋关中平原的民间公约，以其精密的治理逻辑、贴合实际的条款设计、柔性高效的执行方式，填补了古代基层治理的空白，构建了“官民协同、礼法互补”的治理范式。从北宋蓝田的田垄间到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实践，《吕氏乡约》所蕴含的“民间自治”智慧，始终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彰显了中国传统治理文明的深厚底蕴与强大生命力。

在新时代的基层治理实践中，我们仍能从这部千年古约中汲取智慧：通过村民自治激发基层活力，让群众成为治理的主体；通过道德引领与制度约束相结合，实现刚柔并济的治理效果；通过民间规则与国家法律互补，构建全方位的治理体系；通过互助合作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通过对《吕氏乡约》治理智慧的传承与创新，我们能够构建更加完善、高效、贴合民心的基层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社会和谐提供坚实保障，让这部千年古约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