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5章 商路通，货殖兴（2/2）

比如“飞云”号快舰的管带，年方二十八岁的苏廷岳。其父本是闽省水师一名耿直的老管带，因不肯同流合污参与倒卖军械物资，反被诬陷贪污，郁郁而终。苏廷岳承袭父职，却因这层“污点”背景和不肯逢迎的脾气，在水师中蹉跎近十年，空有一身家传的绝佳操船技艺和对沿海水文了如指掌的本事，却始终只能担任无关紧要的副职，看着那些善于钻营、甚至与海商海盗暗通款曲的同僚步步高升。郑沧受命重整水师后，亲自点名将他从闲置状态启用，并力排众议，将一艘新下水的精锐快舰交到他手中。得知消息那夜，苏廷岳在自己破旧的家祠里，对着父亲牌位枯坐了一宿，最后重重磕了三个响头，额上鲜血殷然。“爹，儿子……终于有机会了。”这句话里，含着的不仅是出人头地的个人野心，更是为父雪耻、重振家声的沉重誓言。

又如负责火炮操练的总教习，原登州卫匠户出身的雷振。其祖上曾为朝廷督造过战船火器，传下一手精湛的火器制造与使用心得，但因出身匠籍，在重文轻武、更轻匠役的旧体制下，始终被视为“奇技淫巧”之徒，无法获得正式军官身份，只能在各处卫所打杂，技艺不得施展，生活困顿。沈璃新政，明确“唯才是举”，并重视实用技艺，郑沧搜罗人才时，有人举荐了雷振。面试时，雷振当着郑沧的面，将一门旧式火炮拆卸、检修、改装、再装配，并详细解说其优劣及改良之法，其技艺之娴熟、见解之独到，令郑沧大为惊叹，当即破格授予其准千总之衔，全权负责新水师的火炮训练与战术研发。雷振接到任命时，那双常年摆弄钢铁火药、布满老茧和灼伤疤痕的手，颤抖得几乎拿不住那纸文书。对他而言，这不止是一份官职，更是对他和他的技艺，迟来了数十年的承认与尊重。

更多的基层军官与水手，则来自那些熟悉水性、世代以海为生的沿海贫家子弟。疍民、渔户、破产的盐丁、码头苦力的后人……他们祖辈生活在社会的最后层，饱受歧视与盘剥，大海赋予他们生存的技能，也带给他们无尽的艰险与不确定性。朝廷旧水师糜烂，非但不能保境安民，有时甚至与海盗流瀣一气，或干脆扮演收“平安钱”的角色，让他们既恨且畏。如今，朝廷以优厚的饷银、明晰的晋升制度（沈璃特意为新水师制定了不同于陆军的独立赏功章程），招募他们入伍，许诺的不仅是饭食，更是尊严、前途，以及亲手清除那些危害乡里、劫掠商旅、也曾欺凌过他们亲人的海盗的机会。这对许多走投无路或心怀不平的年轻人而言，不啻于一道照亮人生的曙光。

这些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被郑沧以铁腕与怀柔并济的手段整合在一起。训练是异常严苛乃至残酷的。黎明即起，操舟楫，习阵法，练炮击，演接舷，辨风向，识星图，熟水文。海上无常，骄阳暴晒，狂风巨浪，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受伤甚至意外陨命也时有发生。郑沧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陛下将新水师托付于我，将东南海疆安宁、万里商路通畅寄望于我等，若有半分懈怠，将来葬身鱼腹是小，误了国事、辜负圣恩，我等万死莫赎！”

训练之余，郑沧也极重凝聚人心。他与官兵同食同宿（虽条件稍好），亲自过问伤病员，严惩任何欺凌新兵、克扣军饷的行为（为此他甚至以雷霆手段处决了两名背景不小但手脚不干净的老资格军需官）。他反复宣讲朝廷开海通商之国策，描绘剿灭海盗后，商船往来如织，沿海百姓安居乐业，水师官兵备受尊崇的景象。他还将部分海商“捐助”的银钱，明确账目，除用于改善装备，也拿出一部分设立“恤孤金”，承诺若有将士阵亡，其家眷子女将得到抚恤与照顾。

于是，在这远离帝都繁华、直面苍茫大海的军营与舰船上，一种崭新的、充满向上活力的集体认同感在迅速形成。他们穿着统一配发、虽不华丽却结实利落的新式号衣，操弄着朝廷咬牙拨付、甚至部分由渴望安定航道的海商们“捐助”而来的新式战船与精良火器——那些装备，或许还无法与某些海上强国的顶级战舰媲美，但相对于旧水师破败不堪的“舢板老炮”，已是天壤之别。每一艘修造完毕、刷上新漆的战舰下水，每一次新式火炮试射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都能引发水师上下由衷的欢呼。他们清楚这些装备来之不易，也明白其承载的期望，因而倍加珍惜，维护擦拭，不遗余力。

他们憋着一股劲。一股要向所有人证明“新水师”绝非虚有其表的劲；一股要洗刷旧水师“不能战、不敢战”耻辱名声的劲；一股要用敌人鲜血和辉煌战绩，回报皇帝知遇之恩和郑沧提携之情的劲；一股要用自己双手，为自己、为家人搏出一个堂堂正正、光宗耀祖前程的劲！

因此，当郑沧升帐聚将，宣读圣旨，下达清剿“翻海蛟”的作战命令时，整个水师大营，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畏缩气氛，反而瞬间被一种火山喷发前般的炽热战意所笼罩！

中军帐内，油灯明亮。郑沧一身甲胄，立于巨大的海图前，声音沉肃：“……盘踞黑水洋、骷髅屿一带的巨寇‘翻海蛟’，为祸东南沿海十余载，劫掠商船无数，戕害百姓商旅逾千人，血债累累，恶贯满盈！更与地方某些败类暗中勾连，坐地分赃，实为我东南海疆一大毒瘤！以往朝廷力有未逮，或受掣肘，致其坐大。今日，陛下明发上谕，授我全权，敕令我等犁庭扫穴，彻底铲除此獠！此战，关乎新水师首战之声威，关乎朝廷开海国策之推行，更关乎东南万千百姓商贾对朝廷之信心！诸位，”他鹰隼般的目光扫过帐中每一张激动而坚毅的面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报效朝廷，建功立业，正在今朝！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怒吼声几乎要掀翻帐顶。苏廷岳拳头紧握，指甲掐进掌心，父亲蒙冤的面容与眼前歼敌立功的机遇重叠，让他血脉贲张。雷振则下意识地摩挲着腰间代表其身份的铜牌，脑中飞速盘算着如何将新演练的炮队阵型与火力配置，应用到对海盗巢穴的打击中。

命令迅速下达至各舰各营。备战的气氛紧张而有序。战船上，火炮被再次仔细检查、擦拭、装填演习用的沙袋（实弹需至作战海域才下发）；刀枪斧叉被磨得雪亮；帆索反复调试；水柜补满淡水；粮秣药材清点装船。军械库中，雷振带着徒弟们，将一箱箱实心弹、链弹、开花弹（数量不多，属珍贵品）以及火药，严格按照规程分配、标记、装运，确保万无一失。码头边，军需官扯着嗓子核对最后一批物资，军法官带着宪兵巡视，重申军纪，尤其是禁止私掠战利品、虐待俘虏（除非抵抗）等条令。

普通水手和兵卒们，情绪则更为外露直接。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想法朴素而炽热。

“二狗子，这次要是立了功，得了赏钱，你想干啥？”一个满脸稚气、名叫海生的年轻水手，一边用力擦洗甲板，一边问同伴。

被叫做二狗子的青年，皮肤黝黑发亮，咧嘴一笑，露出白牙：“俺娘眼睛不好，一直没钱治。俺要是能拿笔赏钱回去，先给娘治好眼睛！剩下的……嘿嘿，隔壁村柳叔家的春妮儿，俺早相中了，托媒人去提亲！”

“出息！”旁边一个老兵笑骂，“就知道媳妇！要我说，要是真能宰了‘翻海蛟’那狗娘养的，咱这新水师的招牌就算立住了！以后走在岸上，看谁还敢拿斜眼瞧咱们？那些鼻孔朝天的衙役，见了咱也得客气三分！这才是正经的！”

“就是！以前那些海匪多嚣张？咱村里王老爹的船就被劫过，人差点没了。这回非端了他们老窝不可！”

“听说陛下还会亲临天津卫等着咱们凯旋？乖乖，要是能远远瞧见天颜，这辈子值了！”

“那也得有命回来瞧！黑水洋那地方邪性，暗礁多，海流乱，‘翻海蛟’在那儿经营多年，不好打。”也有较为沉稳的老成之人低声提醒。

“怕个鸟！”海生挺起还不甚宽阔的胸膛，“郑大人和将军们肯定有谋划！咱们练了这么久，船坚炮利，又不是旧水师那些破船烂炮！再说，赢了可是实打实的功劳，死了也有恤金，总比在岸上穷死、或者不知道哪天被海盗劫了杀死强！干他娘的！”

类似的对话，在营房、在船舱、在码头各个角落发生。恐惧并非没有，尤其是对于未知的战斗和死亡的天然畏惧。但这种畏惧，被更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对海盗的憎恨、以及对上层指挥官（郑沧及苏廷岳等表现出色的中层军官）的信任所压倒。他们谈论着战利品可能的丰厚（尽管军纪强调大部分需上缴，但按例个人和部队总能分润一些），憧憬着立功受赏后回乡的风光，甚至想象着未来商路畅通，他们或许还能轮流担任护航任务，见识更广阔的海域与异邦风情。

一种“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纽带，在战前这短暂的躁动与期盼中，变得更加牢固。他们或许来自天南地北，有着不同的过去，但此刻，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统帅，以及共同的、触手可及却又需用血火去争取的未来——剿灭巨寇，打通商路，立功受赏，封妻荫子！这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动员令，比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更能点燃这些底层儿郎的热血。

郑沧站在旗舰“靖海”号的舰桥上，望着码头和锚地上如繁星般点点灯火，以及灯火下忙碌穿梭的身影，听着随风隐约传来的激昂议论，坚毅的脸上线条稍稍柔和。他知道，军心可用。这支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皇帝寄予厚望的新生力量，就像一柄刚刚淬火成型、亟待饮血的利剑，正渴望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劈斩。

他抬头望向北方帝都的方向，心中默念：“陛下，臣……必不负所托。” 随后，他深吸一口带着咸腥气的海风，转身沉声下令：“传令各舰，按预定序列，起锚，升帆！目标——黑水洋！”

低沉有力的号角声划破夜空，盖过了海浪的喧哗。巨大的船帆在绞盘咯吱声中缓缓升起，吃满了风。铁锚被提出水面，战舰依次缓缓驶离码头，编成战斗队形，融入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向着那片隐藏着财富与罪恶、危险与机遇的黑水洋，义无反顾地驶去。他们的征程，不仅是为了剿灭一伙海盗，更是为帝国的海洋之梦，劈出第一道血与火的航迹。

与此同时，新的市舶提举司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首批提举人选，皆是沈璃与户部、吏部精心挑选。广州提举是一位曾因揭露前任市舶司贪墨而被贬的御史，性情刚直；泉州提举出身闽商家庭，却考取进士，精通商务与律法；明州提举是原工部郎中，擅长工程营造；松江提举则是沈璃从潜邸带出的老人，忠诚干练。他们带着新税则、新规程、新账本以及皇帝的尚方宝剑，奔赴各自岗位，犹如几把快刀，刺向旧有利益格局。

地方上的反应，复杂得多。

有远见的地方官，如苏州知府，看到商贸繁荣带来的税收增长、就业增加、市面兴旺，积极与即将到任的松江提举联络，准备配合整顿码头、规范市场，甚至筹划借着官道修缮的东风，发展本地手工业，承接海贸订单。

而那些与旧市舶司关系深厚、甚至自身就参与走私或暗中收受海商“孝敬”的官吏、地方豪强，则如坐针毡。新的提举司直属中央，制度严密，稽查严格，断了他们许多财路。减免商税？那是朝廷的恩典，到他们手里能刮的油水反而可能少了。更可怕的是水师清剿海盗，“翻海蛟”那样的巨寇能横行多年，背后岂能完全没有地方势力的影子或默许？如今朝廷要动真格，会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

一股暗流在东南官场与地方势力中涌动。消极应付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散播谣言（诸如“新政扰民”、“与民争利实则与商争利”、“水师劳师动众未必能胜”）者有之，甚至有人暗中串联，试图向朝中清流大佬们传递更为“危言耸听”的地方舆情，希望借助高层压力，迫使新政放缓或变形。

商贾阶层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像周家这样有实力、有远见的大商号，积极拥护，甚至主动协助新提举司熟悉情况，提供海盗活动线索。他们渴望一个稳定、规范、有保障的贸易环境。而一些中小商贩，或因习惯了旧有的、或许有些混乱但也能通过“打点”获得便利的秩序，或因担忧新税则虽名义减免但稽查严格后实际成本未必下降，或因害怕水师剿匪不成反惹怒海盗报复，抱持着观望甚至疑虑的态度。

海面上，郑沧率领的舰队，已如离弦之箭，扑向“翻海蛟”的老巢黑水洋。那里暗礁密布，海况复杂，海盗熟悉地形，以逸待劳。这是一场硬仗。

陆地上，新的市舶提举司开始挂牌理事，张贴告示，宣讲新规，与旧吏交接，清查账目，触及无数明暗利益。冲突与摩擦，在码头、在仓库、在税关前，每日上演。

朝堂上，清流言官们的奏疏并未因沈璃的强势而有丝毫减少，反而因为地方上某些反馈（经过筛选和加工）的传入，而变得更加“有理有据”，言辞也更加激烈。他们开始将“商政”与“恩科”联系起来，抨击皇帝“重利轻义”、“动摇国本”、“坏乱祖宗成法”，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帝国的心脏与肢体，仿佛在同时经历着冰与火的考验。沈璃稳坐宫中，案头的奏报每日堆叠，来自水师的军情，来自市舶司的政务，来自地方的密报，来自朝堂的劝谏……她需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信息中，辨明真相，把握节奏，做出决断。

她增派了精干的监察御史前往沿海，明察暗访，专司纠劾阻挠新政、贪墨渎职、勾结匪类之官员。她亲自批复了几份言辞最为激烈、指责她“好大喜功”、“与民争利”的奏疏，不是驳斥，而是将市舶司增收的初步数据、水师剿匪的决心、以及江南几位支持新政的致仕老臣（如前番上《广开才路疏》者）的联名陈情，作为附件一并下发朝臣参阅。让事实，至少是部分事实，去说话。

她还做了一件微妙的事：下旨褒奖了几位在地方上妥善处理商贸纠纷、促进市面繁荣、且自身清廉有声望的知县知府，并暗示吏部，可将“通晓钱谷、善治地方”作为未来官员考绩的重要参考。这是无声的导向，告诉天下官员，什么是皇帝现在欣赏的“能干”。

时间在紧张的气氛中流逝。终于，一个月后，来自黑水洋的捷报，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撞开了帝都的城门！

“报——！靖海水师大捷！阵斩巨寇‘翻海蛟’及其以下头目十七人，俘获八百余，焚毁盗船三十余艘，缴获无算！我已方仅损战船两艘，伤亡百余！郑将军已押解俘虏、赃物，班师回朝，赴天津卫觐见！”

捷报传开，帝都震动。尤其是当缴获的财物清单（部分）流传出来后，更是令人咋舌。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香料、珍贵木材……这仅仅是一伙海盗的积蓄！海贸之利，海盗之富，直观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沈璃当即宣布，遵前旨，亲赴天津卫，犒赏三军，迎接凯旋之师。

天津卫码头，旌旗招展，甲士林立。沈璃身着戎装（并非全副甲胄，而是象征性的戎服），立于临时搭建的高台之上，海风吹动她的衣袂。当她将御赐的金盔亲手戴在跪拜于前的郑沧头上时，当堆积如山的战利品（特意展示部分）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光芒时，当被解救的商民代表涕泪交接地叩谢天恩时，一幅强大的视觉与情感冲击画面，牢牢刻在了所有在场乃至闻讯之人的心中。

女帝并非空谈，她有能力也有决心，用武力扫清障碍，保护帝国的利益与子民的安全。海贸，在战刀的护卫下，不再仅仅是逐利的冒险，更带上了“王化远播”、“绥靖海疆”的荣光。

天津之行后，沈璃再次颁布一系列细化政策：建立常备护航制度，由水师轮流派遣舰队，护送大型商船队往返主要航线；鼓励民间资金参与港口、仓库、造船厂建设，给予一定年限的税收优惠；由市舶司组织，编撰海外物产、风土、航路指南，下发有实力的海商参考；甚至默许了沿海省份地方官与海商合作，组建半官方的“贸易会馆”，协调价格，应对风险。

阻力依然存在。清流们转而攻击“护航耗费国帑”、“官商勾结成何体统”、“奇技淫巧之物滋长奢靡”。地方上，新旧势力的明争暗斗也未停歇。海盗并未绝迹， saller groups still rked. 商路开拓的风险依旧巨大。

但大势，已经开始难以逆转。

从西域经河西走廊、从南洋经东南海港、从北方草原经张家口……越来越多的商队，带着异域的货物与新奇的故事，涌入大胤。帝都的西市，出现了专卖海外珍奇的“蕃货街”；苏州的丝绸坊，日夜赶工仍难以满足订单；景德镇的窑火，映红了半边天；福建的茶山，扩大了种植；内地的工匠，开始尝试仿制或改进海外传来的器具……

国库的银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充实起来。尽管北伐、治河、赈灾等开支巨大，但户部尚书林昭的脸上，已不再总是愁云密布。他甚至开始筹划，用新增的收入，补贴遭受天灾的农税，兴修更多水利，改善漕运。

民间，尤其是沿海和主要商路沿线，一种不同于以往农耕社会的活力在滋长。码头工人、织工、窑工、脚夫、镖师、通译……无数人依靠着这条日益繁忙的商贸链条谋生乃至致富。虽然士大夫们嗤之以鼻的“铜臭”气息似乎浓了，但市井的繁华、百姓生计的多样，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冲突远未结束。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伴随阵痛。土地收入相对贬值的乡绅，对经商致富的邻居眼红嫉妒；坚守“耕读传家”的老派读书人，对世风日下痛心疾首；在商贸大潮中失利破产者，满怀怨愤；新政执行中的不公与腐败，也在滋生新的问题。如何平衡农商，如何引导巨大的商业资本，如何防止奢靡与僭越，如何让繁荣惠及更广泛的阶层而不仅仅是少数豪商，如何应对伴随开放而来的文化冲击与潜在风险……这一切，都对沈璃和她的帝国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挑战。

但无论如何，帝国的航船，已经驶入了那片充满财富与风险的新海域。风帆已被强劲的经济海风鼓满，旧有的压舱石（重农抑商传统）仍在，却已不能完全决定航向。前方，是更广阔的世界，是更复杂的风浪，也是必须继续前行的命运。女帝沈璃站在船头，目光依旧坚定，她知道，回头已是绝无可能，唯有乘风破浪，方能抵达那强国富民的新彼岸。而这场由她亲手开启的商贸变革，与那场同样由她推动的科举革新，正像帝国的双翼，在时代的罡风中，艰难而有力地，开始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