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现实蹉跎 方案打磨(2/2)
专利风险准备金可由星海追加投资储备金中划拨200万美元专项;
清华合作项目的启动资金,我想办法协调教育部门的产学研基金。
四、长期看,必须建立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可否考虑与国内研究所联合申请国家重大专项?我通过陈丽婉老师可尝试牵线科技部。
此事关乎国运,再难也要做下去。
田浩彣
写完邮件,我反复看了三遍,确认语气坚定但不冒进,点击发送。
邮件飞向上海,飞向那个刚刚奠基的芯片工厂。
窗外,天色渐暗。夏日的黄昏来得迟,但终究会来。
西边天空染上一层橘红色,像有人用蘸颜料的画笔在天边轻轻涂抹。
我忽然想起1993年那个夏天,从医院回家的那个黄昏。
站在老家阳台上,看着夕阳下金色的稻洋,心里充满惶恐和迷茫。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能改变什么,甚至不知道这重生的意义是什么。
七年过去了。
我不再惶恐,不再迷茫。
有的只是责任,和前行。
但有时,责任太重,也会压得人喘不过气。
芯片要布局,游戏要重做,支付要试验,助学网要耐心……所有这些,都需要我平衡,需要我决策,需要我承担后果。
手机响了,是王工。
“田总,技术架构文档初稿完成了。”他声音听起来疲惫但满足,“陈星和吴志豪熬了两个通宵,把《The Legend of Mir 2》的经济系统和反外挂方案都写进去了。您要不要看?”
“发我邮箱。”我说,“另外,团队现在多少人?”
“十八个了。今天又来了三个新人,两个程序员,一个美术。美术是央美毕业的,画过漫画,对游戏角色设计很有想法。”
“好。继续招,重点是数值策划和客户端程序。张涛什么时候能全职?”
“下周一。他今天下午已把目标的交接工作做得差不多了,说周末加个班就能完事。”
“那就好。”我顿了顿,“对了,下午把大家召集一下,我简单说几句。”
“现在吗?”
“现在。”
五分钟后,游戏事业部临时办公室里,人头攒动。
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靠在墙边。空气里混合着咖啡、汗水和纸张的味道。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疲惫,但眼睛里都有光——那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会发出的光。
我站在白板前,看着这一张张年轻的脸。陈星推了推眼镜,镜片上反射着白板的光;吴志豪靠在墙角,手里转着一支笔,像在模拟数值曲线;新来的美术是个扎马尾的女生,手里拿着素描本,眼神好奇地打量着周围。还有王工,他站在角落,像个守护者。
“打扰大家几分钟。”我开口,声音在安静房间里显得清晰,“我知道大家最近很辛苦,尤其是陈星和吴志豪,连续熬了两个通宵。”
陈星不好意思地笑。吴志豪说:“没事,习惯了。在台湾做游戏时,通宵是常态。”
“但我想说的是,”我继续,“辛苦不是目的,只是过程。我们的目的是做出一个好游戏——一个能让玩家沉浸其中,能让我们自豪的游戏。”
我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困难。技术难题,人才短缺,资金压力,竞争激烈。”
房间里安静下来。
“但我们有他们没有的东西。”我在白板上写下两个字:“纯粹”。
“我们做游戏,不是因为它能赚钱——虽然它确实能赚钱。我们做游戏,是因为我们相信,游戏可以是一种艺术,一种社交,一种让千万人连接的方式。”
我转身,看着他们。
“陈星,你为什么要做游戏?”
陈星愣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因为我小时候玩《仙剑奇侠传》时哭了。那时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做出一款让人感动、让人记住的游戏,该多好。”
“张涛,你呢?”
张涛想了想:“因为我觉得,网游是未来。单机游戏是一个人的世界,网游是成千上万人的世界。而创造一个世界……这很酷。”
“吴志豪?”
吴志豪说:“因为数学很美。游戏数值是一个完美的数学系统,它要平衡,要公平,要让玩家在规则内找到乐趣。这就像设计一个微型社会,很有挑战。”
我点头,放下马克笔。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不是因为‘这行赚钱’才来的,我们是因为‘喜欢’才来的。而喜欢,是最持久的动力。”
“但光有喜欢不够。”我说,“还要有专业,有耐心,有面对失败的勇气。未来几个月,我们会遇到无数问题——代码写不出来,设计被推翻,测试出bug,数据不如预期。到那时,希望你们还记得今天的感觉:那种想创造一个世界的感觉。”
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看过去。
“好了,就说这些。大家继续工作吧。周末了,早点回去休息。下周一,我们正式开干。”
散会后,王工留下。
“田总,”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这是初步的人力成本测算。按现在的团队规模和薪资水平,一个月的人力成本是……二十二万。”
我接过文件,看那个数字。
二十二万。一个月。
这还不算办公场地、设备采购、服务器租用、市场推广等其他费用。如果团队扩充到计划的二十五人,月成本会超过三十万。
“压力很大吧?”王工看着我。
“嗯。”我诚实点头,“但必须投。”
“我知道。”王工顿了顿,“其实我最近也在想,我们是不是太激进了。芯片要钱,游戏要钱,助学网要钱,音乐业务虽然赚钱但都投进去了。万一哪个环节出问题……”
“那就解决问题。”我说,“王工,你知道创业最怕什么吗?”
“什么?”
“最怕的不是犯错,而是因为怕犯错而不敢行动。”我看着窗外渐暗的天空,“所有的创新,所有的突破,都是在试错中完成的。我们要做的,不是避免所有错误——那不可能。而是快速试错,快速调整,快速学习。”
王工沉默一会儿,然后笑:“有时我觉得,我才是十六岁这个。”
我也笑:“可能我心理年龄比较老吧。”
窗外已完全黑了。
胡同里的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晕吸引着飞虫。
“走吧,下班了。”我说,“你也早点回去休息。下周开始,就没这么轻松了。”
王工离开后,我独自在办公室坐一会儿。
从抽屉里拿出新的笔记本——那种硬壳的、纸张厚实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纸面光滑,在灯光下泛微光。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迟迟未能落笔。
我在想,这次韩国之行,到底应该设定什么目标?
不是谈判桌上的目标——那些可以和高军、王工一起制定。而是更深层的,属于我个人的目标。
我想起1994年第一次来北京。那时我十岁,包里装手稿和乐谱,心里装着一个孩子试图挣脱束缚的倔强。
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时,其实没有那么笃定,但我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步,必须迈出去。
六年过去了。
现在我要去汉城,包里会装着星海的数据、音乐的蓝图、游戏的方案。心里装的,是一个创业者试图连接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野心。
这六年,我变了多少?又有什么没变?
笔尖落下。
“韩国之行,三个目标:”
“第一,理解韩国娱乐产业的运作逻辑。不只是SM,是整个系统——练习生制度、偶像培养、内容生产、海外扩张。他们如何把文化变成商品,又如何让商品承载文化?”
“第二,找到星海在亚洲的定位。我们是什么?也许是桥梁,也许是翻译者,也许是新物种。这问题没有现成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定义。”
“第三,为《The Legend of Mir 2》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合作模式。不是简单的代理,是能让我们掌控命运的模式。源代码、改编权、运营权、收益分配……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生死。”
写完这三行,我停下笔。
第三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也许这次韩国之行也找不到答案。但至少,我要开始问这个问题。而且要问得具体,问得深入,问到对方也不得不认真思考。
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
胡同里的路灯很亮,把我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拉得很长,像一个沉默的巨人。
卖油条大爷的推车就锁在屋檐下,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
我慢慢走着,让思绪沉淀。
大约七天后,汉城。那里有李秀满,有朴振荣,有Actoz,有《传奇》。
那里有未知的谈判桌,陌生的文化,复杂的利益博弈。那里有工业化打造的偶像,有精心计算的商业模式,也有像我一样试图抓住未来的人。
我必须去。
因为商业就是这样——你主动,不一定能赢;但你不主动,一定会输。而输的代价,可能是错过一个时代。
走到招待所,屋里很安静,只有冰箱的嗡嗡声。
我烧了水,泡了杯茶——还是母亲寄来的老荫茶,茶叶在热水中舒展,释放出熟悉的香气。
端着茶杯,我走到窗边。
远处国贸的高楼灯火通明,像一座座发光的积木,那是另一个世界——金融、资本、跨国公司的世界。
那里的人用英语打电话,用Excel做模型,用PPT讲故事。那里有我的未来,但不是全部。
而我要做的,是在这万家灯火中,点亮一些特别的灯——不是最亮的,但要是最持久的。
就像助学网,它可能只照亮几十个孩子,但那道光,能照进他们心里。
就像游戏,它可能只是虚拟的世界,但那份快乐,是真实的。
就像芯片,它可能只是小小的硅片,但那里面,有一个国家的未来。
所有这些,都要一步一步来。
不急,但不能停。
因为时间,从来不等人。
而八月,才刚过去五天。
夜深了。
我关掉台灯,让窗外的月光洒进来。
月光如水,洗去疲惫。忽然想起县城夏夜,一家人围坐分瓜的时光。如今守护的方式,是走出去,建造更大的屋檐。
路还长,但至少今夜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