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深夜凝思 现实之重（1/2）
2000年7月23日，北京东四胡同星海文化办公室。
（晚10点08分）
从高军接机送我至公司后，我已枯坐了整整一小时。
这种介于放空与冥想之间的状态，是我近期琢磨出来的休憩方式。
台灯的光晕在桌面上画出一个温暖的圆。我坐在圆心的位置，面前摊开的不是书，不是乐谱，而是十七份装订整齐的报表。
《2000年上半年财务报告》《好听音乐网运营数据》《网吧系统加盟统计》《半导体基金投资进度》《双专辑全球销售分析》……
每一份都像一块砖，垒在我面前，筑成一道需要翻阅的墙。
窗外，北京的夏夜正在沉睡。胡同里的路灯隔着梧桐树叶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偶尔传来夜归人的脚步声，然后是钥匙开门的声音，门轴转动的声音，最后一切重归寂静。
这寂静让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我深呼一了口气，翻开第一份报告——财务汇总。手指划过纸面，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这声音让我想起1994年的那个春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聂震宁老师。
那时我递过去的是《明朝那些事儿》的手稿，纸页单薄，却装着一个少年全部的热望。
六年过去了。
从十岁到十六岁，从一本手稿到五条业务线，从一个人到247人的团队。
数字在眼前跳动：
集团总资产：3.85亿人民币
上半年净利润：2,980万
可用现金流：5,200万
这些数字如果放在1994年，我会兴奋得睡不着觉。但今夜，它们像冰冷的铁块，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胃里。
因为我知道，在报表的另一页，写着另一个数字：
半导体基金已投金额：2400万美元（约合1.98亿人民币）
而这个数字，只是开始。
这方面我没有先知，只能基于此刻的产业常识以及张汝京给出的规划进行推算：
一期工程：2000-2002年，预计投资12亿美元，建成0.35微米产线
二期工程：2002-2004年，预计投资18亿美元，升级到0.18微米
三期工程：2004-2006年，预计投资24亿美元，扩张产能并继续升级
如果按这54亿美元的总投资规划，第二、三期总计跟投资金：0.36亿 + 0.48亿 = 0.84亿美元
但这只是理论值。现实中，如果公司发展得好，估值会上涨，跟投成本会更高。
如果发展得不好……不，不能发展不好！芯片必须成功，没有退路！
所以，保守估计：未来4-6年内，我需要为中芯国际准备至少1亿美元的跟投资金。
1亿美元，约合8.3亿人民币。
如果要像上海实业一样占股10%，至少要跟投5.16亿美元，约合42.8亿人民币。
我们集团现在一年净利润多少？三千万。
要攒够8.3亿需要27年；要攒够42.8亿需要……
我拿出计算器，手指在按键上停顿了一下，然后按下去：
42.8 ÷ 0.3 = 142.67
143年。
这个数字让我后背发凉。不是恐惧，是一种清醒的寒意——就像冬天里突然灌下一口冰水，从喉咙到胃，一路冷下去。
“所以，必须找到爆发性的增长点。”我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说。
声音在寂静中显得突兀。我闭上嘴，重新看向报表。
下一页是音乐业务的细分数据：
《Genesis》全球销量125万张，预计全年营收1,200万美元。
《华夏》华语区销量71.5万张，预计全年营收1,100万人民币。
看起来不错。但我知道问题在哪——盗版。
就在上周，高军给我抄送过一份市场调查报告。
在北京中关村，一张盗版CD卖5块钱，正版卖38块。
在上海襄阳路市场，盗版磁带3块钱一盘，正版15块。
而我们的专辑，在盗版摊上都能找到，印刷粗糙，但内容一样。
“小田总，我们估算过，”高军在电话里说，“盗版至少分流了我们70%的潜在销量。”
70%。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盗版，《Genesis》可能卖到400万张，《华夏》可能卖到200万张。
但现实没有如果。
我继续翻页。网吧业务数据：
加盟网吧9,218家，覆盖全国27个省会城市。
系统安装费上半年收入1,850万。
预计年费收入全年920万。
这个数字曾经让我兴奋——每个月都有稳定的现金流。但现在看来，太慢了。
9,218家网吧，假设每家平均50台电脑，每台电脑每年收100元年费，理论上年费收入应该是：
9,218 × 50 × 100 = 46,090,000元
但实际上，很多网吧不愿意交年费。他们觉得系统装上了就能用，为什么还要每年交钱？王工团队花了很多精力做售后维护、版本升级，但这些在老板们看来，不值100块一台。
“他们宁愿花500块请人吃顿饭，解决一次问题，也不愿花100块预防问题。”王工苦笑着说。
这就是现实。在中国做软件，最难的不是技术，是让人愿意为无形的服务付费。
我合上报表，揉了揉太阳穴。
台灯的光有些刺眼，我调暗了一档。光影在墙上游移，像水波荡漾。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1996年星海文化刚成立时，团队五个人的合影。那时我们挤在红星生产社那间20平米的隔间里办公，夏天没空调，电风扇嗡嗡地转。
照片里，高军头发浓密，笑得见牙不见眼。赵振还是光杆司令，旁边是高军的助理小陈以及版权专员小孙。王工还没来，估计还在北航念书吧。
而我，站在中间，十二岁，个子只到高军的肩膀，但腰板挺得笔直。
那时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股劲。
现在什么都有了，那股劲还在吗？
我问自己。
（晚11点20分）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姐姐的短信：
“睡了吗？妈让我提醒你按时吃饭。”
简单的几个字，却让我心里某个地方柔软下来。
我回复：“还没，一会儿睡。你们呢？”
很快回复：“刚吃完西瓜，爸在看新闻联播重播。妈在织毛衣，说是给你冬天穿。”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县城家里，父亲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播放着白天的新闻。母亲在灯光下织毛衣，针线穿梭。姐姐可能在看书，或者在戴着耳机听歌。
很平常的画面。却让我眼眶发热。
重生七年，我改变了很多东西——家人的生活、团队的命运、甚至开始触碰产业的脉络。但有些东西，我改变不了，也不想改变。
比如家人的牵挂，比如胡同深夜的灯光，比如夏夜窗外的蝉鸣。
这些是锚，把我固定在现实里，不会因为飞得太高而迷失。
我又想起张汝京在奠基仪式上说的话：“不管你飞多高，走多远，都要有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
那个地方，对我来说，不只是地理上的县城，更是这些细碎而真实的瞬间。
手机又震动，这次是高军：
“小田总，新办公室装修图纸发你邮箱了，有空看看。另外，武汉网吧联盟的陈虎想约你下周通个电话，他们想扩大联盟范围。”
我回复：“好，图纸明天看。电话你安排时间，提前把资料发我。”
放下手机，我重新看向报表。
但这一次，心态不同了。
我不再觉得这些数字是负担，而是责任。对家人的责任，对团队的责任，对247个信任我的人的责任。
还有，对这个时代的责任。
我知道未来二十多年中国会发生什么——互联网爆发、移动通信革命、电子商务崛起、文化产业繁荣……但也知道会经历什么——非典、地震、金融危机、国际关系的起伏……
作为一个重生者，我可以在这些浪潮中仅仅为自己谋利，赚够了钱就躲到国外去，过逍遥日子。
但我不会那么做。不是因为高尚，是因为那样太无聊。
重生一次，如果只是为了重复上一世的失败，或者仅仅追求个人享受，那有什么意义？
我想起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那个夜晚。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看着电视新闻，浑身发抖。不是恐惧，是愤怒，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那时我就知道，个人再成功，如果国家不够强大，一切都是虚的。
芯片就是这样的领域。你不做，别人就卡你脖子。你做了，可能失败，可能亏损，但至少有了尝试的资格。
“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张汝京说。
那么，我就做那个迈出第一步的人。
这个认知让我平静下来。
我推开报表，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夜风涌进来，带着胡同特有的味道——煤球燃烧后的余味、夜来香的香气、还有远处夜市飘来的烧烤烟火气。
这味道很北京，很真实。
我深吸一口气，让夜风充满肺部。
胡同深处，那家24小时便利店的灯还亮着。我记得便利店老板，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姓刘。他儿子在天津读大学，学计算机。有一次深夜我去买水，他正在整理货架，我们聊了几句。
“我儿子说，以后想来北京，进你们这样的公司。”刘叔笑着说，脸上有自豪，也有担忧，“北京机会多，但房价也贵啊。”
我说：“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现在想来，这句话既是对他说，也是对自己说。
机会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就像芯片，如果没人做，就永远没有机会。
我回到桌前，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第一行字：
“2000年7月23日，回京第一夜。问题清单：”
写到这里，我停顿了。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迹慢慢凝聚成一颗黑色的珠子，颤巍巍的，将落未落。
我在想，该从哪个问题开始？
是现金流？是管理复杂度？是时代窗口期？还是个人定位？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扯出一个线头，可能带出更多死结。
但我必须开始。
笔尖落下：
”1. 现金流的可持续性
芯片需要未来4-6年至少1亿美元跟投资金，现有业务无法支撑
音乐业务受盗版冲击，利润空间被压缩
网吧系统增长已到瓶颈期“
写完这三行，我停了停。
然后继续：
”2. 管理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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