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2章 精密之困（2/2）

“会怎么样？”老陈苦笑，“数控系统装上去，定位不准，加工出来的零件，尺寸误差可能在0.1毫米以上。咱们要做的精密齿轮，公差要求是0.02毫米。0.1毫米的误差，那就是废品。一百个零件，可能有九十个不合格。这样的生产线，开起来有什么用？浪费原料，浪费电，浪费人工。”

“那……那怎么办？新导轨买不到，自己加工又不行。设备改造，不就卡在这儿了吗？”

所有人都看向齐铁军。他是厂长，是主心骨，这个时候，得他拿主意。

齐铁军放下千分尺，走到车床前，用手抚摸着那根刚刚加工好的导轨。钢铁是冰凉的，但在他手心里，似乎有了温度。这是红旗厂三十七年的积累，是几代工人的心血，不能在他手里废了。

“老陈，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六十年代，咱们厂做过一批高精度零件，是给军工配套的。那时候，也没有高精度设备，是怎么做的？”

“那时候啊……”老陈陷入回忆，“是靠手艺，靠经验。老师傅用刮刀，一点一点地刮，用红丹粉检验，刮到接触点均匀分布。那活，费眼睛，费手，一个零件要刮好几天。而且，那是小零件，咱们现在是两米长的导轨，刮刀刮不了。”

“刮刀刮不了，那用研磨呢？”齐铁军眼睛一亮，“用研磨膏，手工研磨。虽然慢，但精度能上去。我在部队的时候，见过老技师修炮膛，就是用研磨膏一点点磨出来的，精度能达到微米级。”

“手工研磨两米长的导轨？”老陈倒吸一口凉气，“齐厂长，那得磨到什么时候去？一个人，一天能磨多少？就算三班倒，也得十天半个月。而且，研磨膏要进口的，咱们没有。”

“研磨膏我想办法。进口的没有，就用国产的。咱们国家的精密机床厂，肯定有这东西。我下午就去省里，找关系，买研磨膏。至于时间……”齐铁军看着工人们，“咱们有三十多个钳工，分成三组，每组十个人，三班倒，人歇工具不歇。一个人一天磨0.2米，十个人一天就是2米。两米的导轨，一天就能磨一遍。磨一遍精度提高一点，磨十遍，精度应该就能上去。”

“可研磨是精细活，不是有力气就行的。要手感，要经验，要耐心。咱们厂这些年轻工人，没干过这种活。”老陈还是担心。

“没干过就学。你老陈是八级钳工，你带他们。手把手教，一遍不会教两遍，两遍不会教三遍。红旗厂的工人，没有学不会的技术。”齐铁军的声音提高了，“同志们，设备改造卡在精度上，这是技术难关，也是意志难关。咱们红旗厂，三十七年来，过了多少难关？六十年代没设备，咱们用手摇机床加工出了第一台拖拉机。七十年代没技术，咱们用算盘算出了第一套模具。八十年代没市场，咱们背着产品跑遍了半个中国。现在，九十年代，咱们遇到了精度难关，难道就过不去了吗？”

“过得去！”工人们齐声喊。

“对，过得去！”齐铁军挥着手，“精度不够，咱们就用手磨。一天不够，咱们就磨十天。十天不够，咱们就磨一个月。红旗厂的设备改造，不能停，红旗厂的生产线，不能等。苏联专家已经到北京了，合资公司等着设备开工，市里等着看咱们的成效。咱们不能让任何人看笑话，不能让任何人说，红旗厂的工人，不行！”

“红旗厂，行！”

“咱们工人，行！”

工人们的情绪被点燃了。老陈也站了起来：“好，齐厂长，就按你说的办。研磨膏我去联系，我在省精密机床厂有徒弟，他们那儿应该有。手工研磨的工艺，我懂，我教。但咱们得说好，研磨是重体力活，也是精细活，工人的伙食得跟上，营养得跟上。另外，得配老花镜，得配放大镜，得保护眼睛。”

“没问题。伙食厂里负责，顿顿有肉，有蛋。老花镜、放大镜，我去买。还有什么需要，尽管提。”齐铁军一口答应。

“还有，研磨会产生大量粉尘，得做好防护，戴口罩，车间要通风。研磨膏有毒，不能接触皮肤，得戴手套。”

“都听你的。老陈，技术你负责，后勤我负责。咱们俩配合，一定要把这个精度关闯过去！”

车间里的气氛又活了起来。工人们开始准备工具，清理场地，安排班次。老陈拿出笔记本，开始画研磨的工艺图，计算研磨膏的用量，设计检验的方法。齐铁军则开始打电话，联系省里的关系，购买研磨膏和防护用品。

这是最笨的办法，也是最踏实的办法。在1995年的中国，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红旗厂这样的老国企，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靠一双手，靠一股劲，靠不服输的精神，一点一点地磨，一点一点地赶，一点一点地追。

精度是磨出来的，技术是干出来的，红旗厂的未来，是拼出来的。

深圳阳光酒店的会议室里，赵红英脸色铁青。她手里拿着那份刚送来的《设备租赁协议》最终版，眼睛死死盯着其中一条用极小字体打印的附加条款。李律师坐在她身边，额头上冒着冷汗。

“赵厂长，是我的疏忽。这一条藏在合同的附录三里面，字体比正文小一半，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而且用的是法律术语，很绕口，一般人看不懂。”李律师的声音有些发颤。

赵红英没说话。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那条附加条款：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租金每年在前一年基础上递增10%，该递增为强制性条款，不受设备状况、使用情况、市场变化等因素影响。如承租方拒绝接受租金递增，视为单方面违约，出租方有权收回设备，并要求承租方赔偿相当于三年租金的违约金。”

简单来说，就是租金每年涨10%，不管设备用成什么样，不管市场怎么样，都必须涨。不涨，就算红旗厂违约，要赔九十万。

“刘天华，好手段。”赵红英放下合同，声音冷得像冰，“表面答应了三十万年租金，背地里埋了这么个地雷。一年涨10%，五年后租金就接近五十万，十年后就到八十万。合资公司的利润，大部分都得填进这个无底洞。他这是要把合资公司吸干，把红旗厂拖死。”

“赵厂长，现在怎么办？合同已经签了，补充协议也生效了。这条款虽然隐蔽，但白纸黑字，法律上有效。咱们要是现在反悔，就是咱们违约，要赔九十万。要是履行合同，租金年年涨，合资公司肯定撑不住。”李律师急得团团转。

赵红英没急着回答。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深圳繁华的街景。阳光刺眼，高楼林立，这个城市的节奏快得让人窒息。但她心里，异常冷静。

刘天华这招狠，但不新鲜。在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这种合同陷阱比比皆是。有些港商、外商，就是利用内地企业不熟悉国际商业规则，不懂法律细节，在合同里埋雷，等到企业做大了，再来收割。这是资本的游戏，是商业的残酷，也是市场经济必须交的学费。

但红旗厂，不能当这个冤大头。九十万，赔不起。租金年年涨，也承受不起。必须想办法，破这个局。

“李律师，这条款虽然法律上有效，但有没有可能，从别的角度突破？”赵红英转过身，看着李律师，“比如，显失公平？租金每年强制递增10%，不管设备状况，不管市场变化，这显然不公平。还有，条款用这么小的字体，藏在附录里，有没有构成欺诈的嫌疑？”

“显失公平这个点，可以打。但需要证据，需要证明这个条款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租金递增10%，虽然高，但还在商业合理的范围内。很多长期租赁合同都有递增条款，只是幅度没这么大。至于字体小，藏在附录里，这只能说对方狡猾，但很难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因为咱们签字了，就表示认可了合同的所有内容。”李律师分析得很专业，但也很难有把握。

“那如果，我们从合同的目的来解释呢？”赵红英坐下来，手指敲着桌面，“设备租赁协议，是为了保障合资公司的生产。如果租金高到合资公司无法承受，导致生产无法进行，那这个合同的目的就落空了。根据合同法，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可以解除合同。”

“这个思路好！”李律师眼睛一亮，“合同的目的确实是保障生产。如果租金高到合资公司亏损，生产停滞，那合同的目的就没有实现。但需要证据，需要证明租金确实高到合资公司无法承受。而且，要在租金递增实际发生之后，才能主张。现在合同刚签，租金还没涨，咱们没法主张合同目的落空。”

“那就等。”赵红英下定了决心，“等一年，等租金第一次递增。这一年，合资公司要尽快把生产搞起来，把账目做清楚。等到明年租金要涨的时候，咱们拿出财务报表，证明以这个租金水平，合资公司无法盈利，无法维持生产。然后，要求重新谈判租金条款。如果刘天华不同意，就起诉，要求法院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解除或修改合同。”

“可这一年，合资公司要白白多付十万租金。而且，万一这一年合资公司盈利了，咱们就没法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了。”

“所以，合资公司不能盈利。”赵红英说得很冷静，很果断，“至少，账面上不能盈利。设备折旧要提高，研发费用要增加，市场推广要投入，把利润做薄，甚至做出亏损。要让财务报表显示，以现在的租金水平，合资公司已经在勉强维持。等租金一涨，立刻就陷入亏损。这样，咱们就有了谈判的筹码。”

李律师看着赵红英，眼神复杂。这个来自东北的女厂长，比他想象的更果决，更有谋略。商场如战场，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非常手段。

“赵厂长，这么做，有风险。如果刘天华发现咱们在做亏损，可能会提前发难。而且，做亏损需要财务配合，需要做账，这涉及合规问题……”

“我知道有风险，但没得选。”赵红英打断他，“红旗厂不能被人掐着脖子。刘天华埋雷，咱们就得排雷。这一年，是缓冲期，也是准备期。合资公司要抓紧时间，把技术掌握，把市场打开，把团队培养起来。等咱们翅膀硬了，就不怕他刘天华了。到时候，要么重新谈合同，要么，把天华实业踢出去，红旗厂自己干。”

“踢出去？怎么踢？”

“合资合同里有一条，如果一方严重违约，另一方有权收购其股份。刘天华在化工厂环保问题上，在设备租赁上，都有违约嫌疑。咱们收集证据，等到时机成熟，反手一击。但这是后话，现在最要紧的，是稳住局面，争取时间。”

李律师沉默了。他看着赵红英，这个女人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芒。那不只是商人的精明，更是战士的决绝。红旗厂有这样的人掌舵，或许，真的能杀出一条血路。

“好，赵厂长，我听你的。这一年的缓冲期，咱们好好利用。财务报表的事，我找可靠的会计师，把账做干净，不留把柄。证据收集，我继续做。刘天华那边，还有什么动作，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辛苦你了，李律师。这事，就咱们俩知道，不要告诉第三个人，包括齐厂长。他在厂里压力已经很大了，不能再让他分心。”

“我明白。赵厂长，您也注意身体。深圳这边的事，我会盯紧。您什么时候回长春？”

“等合资公司正式成立，生产走上正轨，我就回去。红旗厂那边，更需要我。”赵红英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北方，“老齐、文婷、雪梅，他们都在苦战。我不能让他们孤军奋战。红旗厂，必须站起来。一定。”

窗外，夕阳西下，把深圳的天空染成金黄。但这个城市的辉煌，与红旗厂无关，与长春无关，与那片黑土地无关。那里有破旧的厂房，有疲惫的工人，有沉重的债务，但也有不灭的希望，有不屈的脊梁，有中国工业最真实的脉搏。

红旗厂，一定要站起来。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