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8章 证据的重量（2/2）

“同时，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其他方式营救。”沈砚之说，“比如，通过宿主网络联系岛上的宿主，指导他们自救或提供内部信息。”

“太危险了。”陈树仁摇头，“对方有网络屏蔽和反制设备。苏曼卿同志上次探测已经差点被反追踪。如果再次尝试，可能暴露我们的位置和能力。”

“那就用传统方式。”赵卫国站起来，“派一支特种小队，秘密登岛营救。俺愿意带队。”

“这是战争行为。”李维民反对，“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派遣军事人员进入争议海域岛屿，会被视为侵略。即使成功，也会引发严重后果。”

争论持续到深夜。最终达成妥协：同时进行多条线。

外交线由李维民负责，立即启动与美国的秘密交涉。

救援线由沈砚之和赵卫国制定方案，准备一支精干小队，随时待命，但只有在最必要时才会行动。

网络线由苏曼卿谨慎尝试，通过宿主网络向南海基地的受害者发送希望信息，增强他们的求生意志，但避免深入探测。

科学线由陈树仁分析证据中的技术细节，找出凤凰计划的具体研究方向和可能的弱点。

会议结束时已是凌晨两点。苏曼卿回到房间，却毫无睡意。她打开窗户，秋夜的凉风拂面而来。

“还在想那些照片？”沈砚之走进来。

“嗯。”苏曼卿点头，“那些宿主的眼神……空洞，绝望。他们可能已经放弃了。”

“所以我们不能放弃。”沈砚之握住她的手，“曼卿，记得1947年在北平，我们救那些被捕同志的时候吗？当时也是看似不可能，但我们还是制定了计划，还是成功了。”

“但这次不同。那次是在我们自己的城市，有自己的情报网和群众基础。这次是在千里之外的孤岛，有外军把守。”

“但原则一样：了解敌人，制定计划，果断行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沈砚之说，“而且我们现在有优势——我们有证据，有道义，有国际社会的潜在支持。”

苏曼卿靠在他肩上：“我只是害怕……怕我们做得不够快，不够好，让那些人白白受苦。”

“尽人事，听天命。”沈砚之轻声说，“但我们要尽最大的人事。”

第二天，10月24日，外交行动启动。

李维民通过瑞士驻华使馆，向美国驻瑞士大使馆转交了一份非正式照会，附上了三张最不敏感但最具代表性的照片：岛屿上的建筑、码头的生物危害标志货箱、实验室外部轮廓。

照会的语气强硬但留有余地：中国掌握了确凿证据，证明美国在南海进行违反日内瓦宣言的非法人体实验；要求美方在72小时内关闭基地，释放所有被拘禁者，交出责任人；否则中国将把此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同时，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当面表达了严重关切。

美国的反应很快，但出乎意料地强硬。当天下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中国的指控“毫无根据”，照片“明显伪造”，南海设施是“人道主义医疗研究站”，用于“研究热带疾病，造福当地民众”。

“他们不认账。”李维民在紧急会议上说，“而且倒打一耙，说我们破坏国际科学合作，制造紧张局势。”

“预料之中。”胡组长表情平静，“所以我们需要第二步——向联合国提交证据。但不在安理会，而是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员会），那里有更多中小国家，更容易形成舆论压力。”

“但联合国大会没有强制力。”

“舆论压力有时比强制力更有用。”胡组长说，“特别是如果能把凤凰计划的细节公之于众，让美国民众和国际科学界知道他们的政府在做什么，内部压力会迫使政府改变。”

计划调整：跳过闭门安理会，直接向联大第三委员会提交证据，同时通过媒体有选择地透露信息。

10月2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第三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某些国家违反《日内瓦宣言》进行非法人体实验的指控”，附上了更多照片，但隐去了具体坐标和受害者面部。

会场哗然。许多国家代表震惊，要求美国解释。美国代表坚称指控不实，但语气已没有之前强硬。

同日，《纽约时报》驻日内瓦记者收到匿名邮寄的材料——几张经过处理的照片和一份分析报告。记者经过核实后，在10月26日的报纸上刊登了头条报道：“‘凤凰计划’的秘密岛屿：美国在南海进行人体实验？”

报道虽然谨慎，用了很多“据称”“可能”，但照片本身具有说服力。美国国内舆论开始发酵。

10月27日，更关键的一步：苏曼卿决定接受一家法国媒体的采访。

在银杏社基地的会议室里，面对法国《世界报》的资深记者，苏曼卿坦然承认自己是“零号”宿主，讲述了银杏社的成立和理念，最后提到了南海的受害者。

“我不是政治家，不是外交官，我只是一个与特殊现象共生的人。”她对着镜头说，“但我知道，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以践踏人的尊严为代价。那些被关在南海岛屿上的人，他们和你我一样，有家人，有梦想，有活下去的权利。无论他们有什么特殊能力，他们首先是人。”

采访通过卫星传回法国，在10月28日刊登，迅速被各国媒体转载。苏曼卿的形象——一个理性、坚强、充满同情心的宿主代表——打动了很多人。

国际舆论开始转向。科学界多名知名学者联名呼吁调查凤凰计划。人权组织要求进入南海设施检查。

压力之下，美国的态度开始松动。10月29日，美国国务院表示“愿意就相关设施的情况进行说明”，但仍然否认进行非法实验。

但就在这时，网络线上有了突破性进展。

通过极其谨慎的探测，苏曼卿联系到了一个南海基地的宿主——不是被实验者，而是一个工作人员。这个人也是宿主，但被胁迫参与实验，内心充满矛盾和愧疚。

“他们叫我‘看守’，但我也是囚徒。”那个宿主在网络中传递信息，“我想救他们，但我不知道怎么做。这里守卫森严，有自动防御系统，有快艇巡逻，还有……那个装置，它能放大网络信号，也能控制宿主的意识。”

苏曼卿问：“装置能关闭吗？”

“有紧急关闭程序，但需要三个人的指纹和密码同时验证。三个人都在岛上，几乎不离开。”

“岛上有多少受害者？”

“二十三个，都是近三个月抓来的。有中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都是东南亚地区的宿主。他们被编号，被实验，有的已经……死了五个。”

这个信息让所有人愤怒。五个生命已经消逝。

“我们需要具体信息：建筑结构、守卫换班时间、防御系统弱点、那三个人的活动规律。”

“我尽量……但很危险。如果被察觉，我也会被关进玻璃舱。”

“我们会尽快救你们出来。坚持住。”

结束联络后，苏曼卿立即将信息转给沈砚之。有了内部信息，营救计划可以具体化了。

10月30日，营救方案最终确定：一支十二人的特种小队，乘坐改装渔船接近岛屿，在夜间从背风面悬崖攀爬上去，内部宿主作为内应关闭部分防御系统，快速突入实验室救人，然后乘船撤离。

同时，中国海军在附近海域进行“例行演习”，提供威慑和必要时支援。

风险极高，但别无选择——外交谈判陷入僵局，舆论施压需要时间，而受害者每时每刻都在危险中。

“我去。”赵卫国再次请战。

“这次我去。”沈砚之说，“我懂英语，懂情报工作，如果遇到意外情况，能更好应对。而且，我和曼卿有网络连接，行动中可以保持沟通。”

“不行！”苏曼卿反对，“你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而且你是银杏社的指导员，不能冒险。”

“正因为我是指导员，更应该去。”沈砚之看着她，“曼卿，记得1949年吗？你去执行危险任务，我在外面等待。那种感觉比自己去更煎熬。这次让我去，你在后方支援，通过网络引导我们。”

争论没有结果。最终决定：沈砚之带队，赵卫国为副，十名特种队员，另有两名银杏社成员——周明（空间感知）和刘师傅（听力）随行。

出发时间定在11月2日，月黑之夜。

出发前的晚上，苏曼卿和沈砚之在院子里散步。银杏叶已经金黄，在月光下像无数小小的灯笼。

“答应我，一定要回来。”苏曼卿的声音哽咽。

“我答应你。”沈砚之握住她的手，“而且这次，我有信心。我们有证据，有道义，有内部接应，有周密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须救人的信念。”

“信念能挡子弹吗？”

“信念能让人在绝境中坚持，能让人做出正确选择，能让人不迷失方向。”沈砚之微笑，“这是你教我的，曼卿。在重庆，在上海，在北平，是你的信念影响了我，让我从一个单纯的潜伏者变成了有信仰的革命者。”

苏曼卿的眼泪流下来。他们经历了太多分离，太多危险，但每次都能重逢。这次，她相信也会一样。

月光下，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棵并肩的银杏树，根在地下相连，叶在空中相触。

远方的南海，那个秘密岛屿上，二十三个宿主在黑暗中等待，不知道希望正在靠近。

而银杏社的同志们，在北京的基地里，也在等待。他们点亮了所有的灯，像在夜海中指引归航的灯塔。

证据的重量，不仅是照片和胶卷，更是生命的重量，正义的重量，人类良知的重量。

这个重量，现在压在一群勇敢的人肩上，他们即将出发，去执行一场可能改变一切的营救。

夜还很长，但黎明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