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9章 暗潮与回忆（1/2）

1951年11月1日，夜，渤海湾某隐蔽军港。

十二人的队伍在码头集结完毕。渔船已经过改装，外表仍是破旧的木质渔船，内部却安装了静音引擎、加密通信设备和隐蔽武器舱。月光被云层遮蔽，只有码头几盏昏暗的灯照亮众人严肃的面容。

沈砚之最后一次检查装备清单。除了常规武器和攀岩工具，队伍还携带了特殊装备：三台由陈树仁改造的信号屏蔽器，能在短时间内干扰基地的监控系统；以及银杏社研发的“网络共鸣器”，一种能增强宿主间连接的便携设备。

“记住，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救人，不是交战。”沈砚之对队员们低声说，“尽量避免冲突。但如果遭遇抵抗，允许使用必要武力。俘虏优于击杀，我们需要证人。”

赵卫国站在他身旁，检查着攀岩索：“从悬崖上去那段最险。俺先上，刘师傅第二个，你身手不行，走中间。”

沈砚之没有争辩。1948年在北平执行任务时留下的腿伤虽已痊愈，但爆发力和灵活度确实不如从前。他点点头，转向周明：“空间感知能覆盖多大范围？”

“全神贯注的话，半径五百米内建筑结构清晰可见。”周明回答，“但持续使用会消耗很大精力，我只能保持峰值状态二十分钟。”

“足够了。登岛后，你负责扫描实验室建筑，找出所有出入口、通风管道和可能的逃生路线。”

刘师傅调试着他的特制耳机：“海水的声音会干扰，但在陆地上，一百米内的心跳声我都能听见。能分辨守卫数量和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沈砚之看向港区外的办公楼三楼窗户——苏曼卿站在那里。隔着玻璃，两人目光相接。苏曼卿抬手按在胸前，那是他们约定的手势：心相连，等你归。

沈砚之回以同样的手势，然后转身登船。

引擎低声启动，渔船缓缓驶离码头，融入夜色中的渤海湾。他们将先向南航行至公海，再绕道东海，避开主要航道，三天后抵达目标岛屿附近海域。

船舱内拥挤但有序。队员们轮流休息，保存体力。沈砚之坐在角落，借着微弱的灯光查看岛屿地形图和建筑结构图——这些是根据苏曼卿从内部宿主那里获取的信息绘制的。

“沈指导，喝口热水。”赵卫国递来军用水壶。

沈砚之接过，水温透过铝制壶身传到掌心。这触感突然勾起一段回忆——

1947年冬，北平。

地下党的一处安全屋暴露，三名同志被捕，关押在国民党保密局的临时审讯点。沈砚之当时已是北平站情报科长，但直接营救风险太大，可能暴露整个情报网。

那个寒冷的夜晚，他也在查看建筑结构图——是苏曼卿冒险从档案室偷出的审讯点平面图。两人在沈砚之的书房里低声商讨。

“正面突袭不可能，守卫有二十多人，都是顾衍之的亲信。”苏曼卿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但这里，后面的锅炉房，有一条废弃的通风管道，通到地下室牢房上方。”

“太窄，成年人进不去。”

“不需要进去。”苏曼卿看着他，“只需要有人从管道口扔下这个。”

她从包里取出一个小金属瓶：“催眠气体，三秒起效，持续十分钟。牢房里空间封闭，效果最好。守卫在外面，不会受影响。”

计划大胆而危险。需要有人潜入戒备森严的审讯点，找到隐蔽的通风管道口，投放气体，然后在守卫察觉前撤离。更重要的是，需要内部接应——当时，沈砚之策反的一名保密局文书提供了守卫换班时间。

执行任务的是老周。那个总是一脸和气的书店老板，其实身手矫健得惊人。他扮成锅炉工，混入审讯点，完成了投放。

十分钟后，沈砚之和苏曼卿带着伪装成救护队的地下党成员，以“监狱突发传染病”为由进入，抬走了昏迷的同志和看守。顾衍之赶到时，只看到空荡荡的牢房和几个“病倒”的手下。

那次行动成功了，但老周在撤离时被流弹击中，伤了肺部，后来一直咳嗽，直到1949年初病逝。临终前，老周对沈砚之说：“值得。三条命换俺一条，赚了。”

“沈指导？”赵卫国的声音把沈砚之拉回现实，“想啥呢？眉头皱这么紧。”

“想起一些往事。”沈砚之喝了口水，“想起那些为救同志而冒险的人。”

赵卫国沉默片刻，低声说：“俺懂。抗美援朝时，俺的排长为了拖住美军一个连，带三个人留下打阻击。最后只有俺活下来。排长临死前说：‘多救一个是一个’。”

船舱里安静下来，只有引擎的低声嗡鸣和海水拍打船体的声音。这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些名字，一些面孔，一些无法忘却的牺牲。

“这次也会成功的。”沈砚之说，既是对队员，也是对自己，“我们有准备，有计划，还有内应。更重要的是，我们做的是对的事。”

周明突然抬起头：“我感觉到……西南方向，五十海里外，有大型船队。至少五艘，可能是军舰。”

所有人立刻警觉。刘师傅戴上耳机，仔细倾听：“确实有引擎声，但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航向东南，速度不快，像是在巡逻。”

沈砚之查看海图：“那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常规巡逻路线。我们保持航向，他们不会注意到一艘普通渔船。”

“但如果他们突然改变航向呢？”一名特种队员问。

“那就下潜。”沈砚之指着船舱底部一个隐蔽的舱门，“渔船经过改装，有简易潜水功能，能在水下潜行两小时。但那是最后手段，一旦使用，燃油消耗会加倍，可能无法按时抵达目标区域。”

渔船继续在夜色中航行。沈砚之让队员们抓紧休息，自己则和赵卫国轮流值班。

凌晨三点，周明再次睁开眼睛：“不对劲。那支船队改变了航向，朝我们这边来了。距离四十海里，速度加快。”

沈砚之立刻起身：“全体戒备。刘师傅，监听他们的通信。”

刘师傅调整设备，几分钟后报告：“他们在谈论……‘可疑渔船’？不对，不是指我们。他们在说另一艘船，在更南边的位置，被卫星侦测到行踪可疑。他们要去拦截那艘船。”

虚惊一场。但这也提醒了他们：南海现在是高度敏感区域，任何船只都可能被监视。

“继续航行，保持最低速度，伪装成普通渔船作业。”沈砚之下令。

天快亮时，渔船驶入一片渔区，周围有几艘真正的渔船在撒网作业。他们混入其中，更加隐蔽。

白天相对安全。沈砚之让队员们轮流上甲板“作业”——撒网、收网，扮演渔夫角色。他自己也换上破旧的工作服，戴着草帽，坐在船头修补渔网。

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这景象让他想起1943年的黄浦江。

那时他在上海76号，每天穿着笔挺的制服，坐在译电科里破译着各方电报。有一次，松井健一设下陷阱，故意让他“偶然”获得一份“新四军指挥部位置”的情报。沈砚之识破是假情报，但若直接无视，会引起怀疑。

他选择了一个冒险的做法：将情报“上报”，但同时附加了自己的“分析”——指出情报来源可疑，建议先侦察核实。松井果然派了侦察队，发现那里是空白区域。沈砚之因此得到“谨慎可靠”的评价，而真正的指挥部安然无恙。

那些年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子，锻炼出了他对危险的直觉。此刻，虽然身处1951年的南海，那种熟悉的紧张感又回来了——水面平静，但水下暗潮汹涌。

“沈指导，有情况。”周明的声音从船舱传来，压低但急促。

沈砚之放下渔网，快步走下船舱。

“那个内应宿主，刚才主动联系了。”周明指着闪烁的便携式网络共鸣器，“他说情况有变。基地里来了一个‘大人物’，可能是凤凰计划的高层。守卫增加了，而且从今天开始，所有工作人员不得离岛，连换班都取消了。”

沈砚之心一沉：“什么时候开始的？”

“昨天傍晚。内应也是刚刚才知道，之前他被派去仓库清点物资，今天才回到主楼。”

“大人物是谁？有更多信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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