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暗流与抉择（1/2）

1951年6月25日，北京，银杏社基地。

清晨的阳光透过银杏树的枝叶，在院子里投下斑驳的光影。苏曼卿坐在石桌旁，手里拿着一份刚送到的外交电报抄件，眉头紧锁。陈树仁教授坐在她对面的石凳上，同样面色凝重。

电报是美国国务院通过瑞士驻华使馆转交的非正式照会，内容出人意料地“友好”：美方注意到中国在“特殊生物学现象”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表示愿意在“纯科学领域”开展合作，共享研究成果，共同推动人类医学进步。

“这是陷阱。”陈树仁放下老花镜，“山田裕子刚被捕不到一个月，美国人就发来合作提议。时间上太巧合了。”

苏曼卿点头：“他们想知道我们掌握了多少，想知道银杏社的规模和能力，更想知道……”她停顿了一下，“我作为网络核心的状态。”

电报中没有明确提到“零号”或“宿主”，但用词隐晦地暗示美方了解中国存在“特殊生物现象研究群体”。更关键的是，电报末尾提到“可以安排国际学术交流，包括双方研究人员的互访”。

“他们想进入中国，接触银杏社。”苏曼卿得出结论。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沈砚之和胡组长走了进来。沈砚之手里拿着一份更厚的文件，显然是刚收到的情报汇总。

“情况比我们想的复杂。”沈砚之在石桌旁坐下，“我们截获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与华盛顿的往来密电。美方确实想合作，但目的不单纯。他们的‘凤凰计划’遇到了瓶颈——实验体存活率只有17%，而且存活者大多精神不稳定。他们需要我们的数据，特别是苏曼卿同志的完整共生案例。”

胡组长接过话：“更麻烦的是，苏联方面也通过秘密渠道表达了‘关切’。他们知道我们在研究‘零号’，担心我们会与美国合作，打破战略平衡。”

“所以我们现在成了香饽饽。”陈树仁苦笑，“美苏都想拉拢我们，或者至少确保我们不倒向对方。”

苏曼卿感到一阵疲惫。她只是一个想理解自己身体、帮助有相似遭遇的人，却卷入了大国博弈的旋涡。

“中央什么态度？”她问。

“还在研究。”胡组长说，“但倾向于谨慎接触。毕竟，如果‘零号’真的是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可能是必要的。但不能让美国主导，也不能让苏联误会。”

沈砚之打开文件：“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在台湾的情报人员报告，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策划行动，目标是绑架或刺杀银杏社成员。他们得到了美国某方面的默许——如果美国不能通过合作获得数据，就默许台湾用‘非正规手段’获取。”

空气仿佛凝固了。银杏社成立才半个多月，就引来了多方觊觎。

“我们必须加强安保。”沈砚之说，“从今天起，所有成员不得单独外出，基地安保提升到最高级别。同时，我们需要制定应急预案——如何基地遭到袭击，如何疏散，如何保护研究数据。”

陈树仁点头：“科研资料可以分多处存放，但人员安全……”他看向院子里的银杏树，“我们这些人，大多是普通人，突然获得了特殊能力，却要面对这样的危险。”

“这就是选择特殊道路的代价。”胡组长说，“但组织会尽全力保护每一位同志。银杏社不只是研究机构，更是这些同志的家。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人。”

会议结束后，苏曼卿和沈砚之在院子里散步。晨光渐强，银杏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

“你害怕吗？”沈砚之轻声问。

“有点。”苏曼卿诚实地说，“但更多的是责任感。银杏社的成员信任组织，信任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沈砚之握住她的手：“你不是一个人。有我在，有组织在。”

他的手温暖而坚定。苏曼卿靠在他肩上，感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依靠。经历了生死分离，经历了身体异变，经历了种种危机，他们终于能并肩站在一起，面对共同的挑战。

“砚之，你还记得1947年我们在北平的时候吗？”她轻声说，“那时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现在我们看到了，但发现建设比革命更复杂。”

“因为革命有明确的敌人，而建设要面对模糊的边界。”沈砚之说，“就像现在，‘零号’是敌是友？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是敌是友？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们只要坚持一个原则：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新中国。在这个原则下，见招拆招，步步为营。”

中午，银杏社召开全体会议。十八位成员齐聚地下会议室，听苏曼卿通报情况。

当听到可能面临袭击时，成员们没有恐慌，反而表现出坚定的决心。

赵卫国第一个站起来：“俺是军人，保护同志是俺的责任。俺建议成立自卫小组，轮流站岗巡逻。”

那位视力增强的教师王秀英说：“我可以负责外围监控，我的眼睛能看到很远的距离。”

听力增强的工人刘师傅说：“我可以监听异常声音，提前预警。”

很快，一个基于成员能力的安保方案就形成了。苏曼卿看着这些刚刚摆脱恐惧、找到归属的同志，现在主动承担起保护集体的责任，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才是银杏社真正的力量——不是特殊能力，而是团结和信念。

下午，训练照常进行。但在训练间隙，苏曼卿发现新来的三位战士成员情绪有些低落。她走过去，在他们身边坐下。

“在想什么？”她温和地问。

最年轻的小战士——他叫李红军，才十九岁——低着头说：“苏社长，俺是不是……给组织添麻烦了？如果俺没被感染，就不会引来这些危险……”

苏曼卿拍拍他的肩：“红军同志，你受伤是为了保卫国家，不是你的错。而且，你现在是银杏社的一员，是我们的同志。同志之间没有‘添麻烦’的说法，只有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另外两位战士也抬起头。其中一个叫张勇的说：“苏社长，俺们从朝鲜回来时，心里很害怕。但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同志，有组织关心，俺不怕了。只要能继续为国家做贡献，俺愿意面对任何危险。”

苏曼卿的眼眶湿润了。这些朴素的战士，这些普通的人民，他们不追求超能力，不渴望进化，只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人，支撑起了新中国。

“你们不是负担，是财富。”她认真地说，“你们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勇气，现在又愿意面对新的挑战。银杏社需要你们，新中国需要你们。”

三位战士的眼睛亮了起来。那一刻，苏曼卿能感觉到他们的节点在网络中变得更加明亮、更加稳定。

训练结束后，陈树仁找到了苏曼卿。

“曼卿同志，我有一个想法。”他说，“既然美苏都对我们感兴趣，也许我们可以主动出击——不是接受他们的条件，而是提出我们的条件。”

“什么意思？”

“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邀请各国‘零号’研究者参加，但由中国主导。”陈树仁的眼睛闪着光，“我们可以分享一部分非敏感数据，换取其他国家的数据和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借机提出‘零号’研究的伦理准则，防止它被滥用为武器。”

这个想法很大胆。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几乎不可能坐在一起开会。但如果是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以“人类共同挑战”为旗号，也许有一线可能。

“需要向上级请示。”苏曼卿说，“但如果能成功，这可能是打破僵局的机会。”

当晚，苏曼卿和沈砚之一起起草了检议报告。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国际研讨会的利弊，提出了具体方案：会议地点选在中立国瑞士，时间定在三个月后，议题限于科学和伦理，不涉及军事和政治。

报告连夜送往中央。

等待批复的日子里，银杏社的工作继续推进。成员们的能力控制越来越熟练，彼此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苏曼卿发现，当多个宿主在同一地点协同工作时，他们的能力会产生“共振效应”，效果比单独使用更强。

例如，当赵卫国（增强力量）和刘师傅（增强听力）一起巡逻时，刘师傅能听到更远处的异常声音，赵卫国能更快地赶到可疑地点。当王秀英（增强视力）和张医生（能量视觉）一起检查成员身体状况时，他们能获得更全面的健康评估。

“这可能是‘零号’网络的集体智能雏形。”陈树仁记录着这些现象，“但我们的集体智能是基于共同目标和协作，而不是抹杀个体。”

一周后，中央的批复下来了：原则同意召开国际研讨会，但必须确保绝对安全，确保不泄露国家机密，确保中国的主导地位。同时，中央批准成立“特殊生物现象国际合作领导小组”，胡组长任组长，沈砚之、苏曼卿、陈树仁为成员。

任务艰巨，但有了明确的方向。

筹备工作立即展开。第一项工作是确定邀请名单。这需要山田裕子的配合。

6月30日，沈砚之和苏曼卿再次来到关押山田裕子的地方。这次不是在审讯室，而是在一间布置得像会客室的房间。山田裕子穿着整洁的囚服，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茶水和纸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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