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2章 国家党校培训(三)(1/2)
接下来的几天,黄政的生活进入了高度规律且充实的节奏。
每天清晨五点半与章宏宇几乎同步起床,晨跑,早餐,然后一头扎进密集的课程和自学补课中。
上午通常是理论大课,下午是分组研讨、案例教学或专题辅导,晚上则是雷打不动的自习和补课时间。
他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同时,也敏锐地观察着这个特殊集体里流动的暗涌。
章宏宇的笔记确实帮了大忙。
这位总参的军官,笔记风格如其人:
精准、扼要、逻辑严密,重点、难点、疑点、不同理论流派的观点碰撞,都用不同颜色的笔和符号标注得一清二楚,甚至还附有他自己结合军事工作实践的简短批注。
黄政如获至宝,对照笔记和教材、参考书目,快速构建起前面一个月理论学习的框架,并尝试将自己的实践经验融入其中进行理解,效率大增。
然而,党校的学习绝非仅仅停留在书本和课堂。
党性教育模块的深入,很快将所有人带入更触及灵魂的层面。
周四下午,是第一次正式的党性分析小组会。
按照要求,每位学员都要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先进典型,对照周教授讲授的方法论和党性要求,深入剖析自身在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地点安排在各小组的固定研讨室,除了组员,班主任周教授和组织员严老师也会随机参加旁听指导。
第三小组的研讨室里,气氛比平时的学术研讨要凝重得多。
沈清源作为组长,首先做了自我剖析。
他谈了自己在发改委工作,有时过于注重宏观数据和模型,对基层具体困难和群众鲜活感受体察不够深入。
在推动一些改革政策时,有时急躁,对地方承受能力和差异化考虑不足。
态度诚恳,问题抓得也准。
接着是王总。他主要谈了在国企领导岗位上,有时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倾向。
在市场化改革中,对如何更好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思考和实践不够。
以及随着职务提升,有时听取不同意见的耐心有所下降。
发言四平八稳,符合常规认知,但也显得有些“套路化”。
轮到纪委的李副书记时,这位冷面判官般的干部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字字带着力度:
(“我主要谈两点。第一,长期在执纪办案一线,有时候容易产生‘疑邻盗斧’的心理,看谁都觉得可能有问题,这种职业性的警惕是必要的,但过度了就会影响对干部的整体判断和信任,甚至可能影响工作的方式方法,显得不近人情。
第二,在查处一些涉及地方保护主义或盘根错节关系的案件时,虽然坚持了原则,但有时策略不够灵活,硬碰硬多,借助各方力量、分化瓦解、争取最大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方面,可以做得更艺术一些。”)
他的剖析相当深刻,甚至带着一种自我拷问的锐利,让在场不少人都暗自点头。
黄政也听得很认真,这位李副书记看似冷峻,实则内心有杆秤,对自身要求极高。
陈市长的剖析则充满了女性干部的细腻和温度。
她谈了自己作为市长,有时过于追求城市发展的“显绩”,比如GDP、高楼、广场,对背街小巷的治理、老旧小区的改造、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些“潜绩”投入精力不够。
在推动一些民生项目时,有时未能充分听取最基层群众的意见,存在“替民做主”的惯性思维。
她也坦诚,在平衡工作与家庭方面,做得不够好,对家人亏欠较多。
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其他几位组员也陆续发言,大多能结合自身实际,有一定深度。
最后,轮到了黄政。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这位最年轻的插班生,会如何剖析自己?
黄政没有拿出事先写好的稿子,只是面前摊开了一个笔记本。
他沉吟片刻,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坦然:
(“各位领导,各位同学。作为一名入党时间不算太长、在县委书记岗位上历练也还很有限的年轻干部,我的不足和问题可能更多、更明显。
结合这几天的学习和思考,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剖析,可能比较尖锐,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是理论武装上的‘夹生饭’问题。”黄政开门见山,“我本科是学化学的,理工科思维较重。
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在基层,大量时间被具体事务、突发事件占据,虽然也坚持学习,但很多时候是碎片化的、实用主义的学习,对党的创新理论,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贯通性的理解。
有时候凭着一股热情和直觉干事,也能做成一些事,但理论根基不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就像周教授讲的,缺乏方法论自觉。这次来党校学习,第一天听周教授的课,就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但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巨大差距。这是最根本的短板。”
他毫不避讳地指出自己理论功底相对薄弱的问题,这种坦诚反而让人心生好感。
“第二,是斗争精神与斗争艺术把握不够均衡的问题。”
黄政继续道,“在隆海,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是不法势力的干扰破坏,我不得不拿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劲头,敢于斗争、坚决斗争。
这一点,我不后悔。但是,反思起来,在斗争过程中,有时过于刚硬,策略上的灵活性、迂回性运用不够。
比如在清理‘两公司’时,虽然最终成功了,但过程惊心动魄,对抗激烈,其实也付出了不小的社会成本和干部精力。
如果当时能更早、更巧妙地运用分化策略,或者借助更高层面的力量以更稳妥的方式介入,效果可能会更好,代价会更小。
这反映出我在复杂政治局面下,统筹驾驭的能力、‘时度效’的把握还需要极大提升。”
这个剖析,结合了隆海具体案例,既有对敢于斗争的肯定,更有对斗争艺术的深刻反思,体现了很强的辩证思维。
“第三,”黄政的语气更加沉重了一些,“是对于‘人情’与‘原则’边界把握的困惑与摇摆。
在基层,尤其是在县域这个人情社会色彩比较浓的环境里,很多时候面临两难选择。
比如,有些干部能力一般,但资历老,或者背后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有些企业家为当地做了贡献,但可能在某些环节有瑕疵。
处理这些问题时,如何既坚持原则底线,又不显得不近人情、挫伤积极性?
如何在破除‘关系网’的同时,又能团结大多数、调动积极性?
我自己感觉,有时候尺度拿捏得不够好,要么失之于宽,要么失之于严。
特别是在面对来自老领导、老朋友的说情或压力时,内心的挣扎是真实存在的。
如何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把人情置于原则和规矩之下,我还需要持续修炼。”)
这个剖析,触及了许多领导干部,尤其是身处基层和地方工作的干部内心深处的共性问题,极其真实。
研讨室里一片寂静,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沈清源、李副书记、陈市长等人看向黄政的眼神,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个年轻人,不仅有能力、有闯劲,更有深刻的反思能力和不回避尖锐问题的勇气。
黄政最后总结道:
(“以上是我的自我批评,可能还不全面、不深刻。
我恳请各位同学、各位领导对我提出批评意见,帮助我认识问题、改进提高。
作为一名年轻干部,我渴望成长,也不惧怕暴露问题。谢谢大家。”)
他的发言结束了。没有空话套话,全是干货和真心话,分量十足。
沉默了片刻,沈清源率先开口,语气郑重:
(“黄政同志的自我剖析,非常深刻,也非常坦诚。
特别是对理论短板、斗争艺术、人情原则这三个问题的认识,抓住了年轻干部成长的关键,也反映了基层工作的真实复杂性。这种态度,值得学习。”)
李副书记难得地微微颔首,声音依旧平稳:
(“敢于直面自身理论不足,尤其难得。很多干部羞于谈这个。
斗争中的策略反思,也很到位。
至于人情与原则,是终身课题,不必过于焦虑,但须时刻警醒。”)
陈市长看着黄政,眼中满是欣赏:
(“黄政同志,你的剖析让我很受触动。
你在那么复杂的环境下工作,还能保持这样的清醒和自觉,非常不容易。
你提到的人情困扰,我深有同感。我们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这道难题的解法。”)
王总也附和了几句,但相比之前,语气真诚了不少。
按照程序,接下来是互相批评环节。大家本着帮助同志、与人为善的原则,提出的意见都比较中肯。
轮到给黄政提意见时,沈清源建议他要更加注重总结提炼隆海经验,将其上升到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层面。
李副书记提醒他,在保持斗争精神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程序正义和证据链的严密,这是法治要求,也是保护自己。
陈市长则建议他注意身体,劳逸结合,年轻是资本,但也不能过度透支。
这些意见,黄政都认真记录,诚恳接受。
党性分析小组会开了近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暗。
但每个人走出研讨室时,都觉得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洗礼,组员之间的关系,也因为这种深入的、触及灵魂的交流,而变得更加真实和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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