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记忆的重量（1/2）
《新梦红城》第四十卷·第394章 记忆的重量
一月初的红城迎来了第一场雪。细碎的雪花在夜色中飘落，覆盖了梧桐光秃的枝桠，为这座南方的城市披上一层薄薄的白纱。清晨，林青崖推开窗户，寒意扑面而来，却带着一种清新的洁净感。
今天是“新梦口述历史二期工程”正式启动的日子。经过一个月的筹备，来自全球各地的三十多位采访者已经接受了线上培训，掌握了基本的口述历史方法和工作伦理。他们即将开始寻找、采访与新梦学会历史相关的各种人物——不仅是后代亲属，也包括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受其影响的普通人、甚至只是对这段历史怀有特殊情感的人。
林青崖的电脑屏幕上，是Sophie从多伦多发来的第一份采访提纲。她计划采访三位对象：梅怀素在伯克利的老同事、温哥华一位早期中国留学生的后人（其祖父曾参加新梦学会的读书会）、以及一位研究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社会学教授。
“采访的核心问题，”Sophie在邮件中写道，“不仅是获取信息，更是理解这些记忆对受访者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和思考。”
这正是林青崖设计这个项目的初衷：历史不仅是事实的集合，更是意义的网络；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当下的资源。
上午十点，第一次集体线上会议开始。屏幕上出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多伦多的Sophie、巴黎的艾玛、香港的陈老师、北京的顾雨薇、上海的两位研究生、广州的一位退休教授...每个人的表情都既兴奋又庄重。
林青崖主持会议：“感谢大家参与这个项目。在开始具体工作前，我想分享一个概念：‘记忆的重量’。历史记忆是有重量的——它承载着个人的情感、家族的秘密、时代的创伤、以及未来的期待。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记录这些记忆，更是理解它们的重量，尊重它们的复杂性。”
她展示了林致远的例子：“我研究我的曾祖父多年，但直到真正面对他的遗物、阅读他的日记、站在他晚年生活过的地方，我才感受到那段记忆的重量——不仅是历史事实的重量，更是情感和责任的重量。”
屏幕上的每个人都认真听着。Sophie补充道：“梅怀素教授在笔记中也提到类似的观点。她说，历史研究者要有‘承受记忆重量的肩膀’——不仅要能举起它，还要能稳稳地托住它，不让它压垮自己，也不让它轻易滑落。”
接下来的讨论中，大家分享了各自对“记忆重量”的理解。巴黎的艾玛说：“我采访过一位二战幸存者的后代，她说过一句话：‘记忆不是负担，而是遗产。’关键是找到承载遗产的正确方式。”
香港的陈老师分享了教学经验：“我让学生采访家族长辈关于某个历史时期的记忆。一个学生回来说，他爷爷第一次讲述了文革时期的经历，说完后如释重负。记忆需要被讲述，才能从负负转变为遗产。”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伦理准则和共享标准。每个采访者都将使用统一的问题框架，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所有录音和转录稿都将匿名化处理，保护受访者隐私；最终成果将建立开放获取的数据库，供研究和教育使用。
会议结束后，林青崖收到顾雨薇的私信：“我明天去国家档案馆查阅那些1949年前后的材料。特别关注‘影子’组织和相关安置记录。希望有所发现。”
“注意安全，也注意情绪，”林青崖回复，“那些档案可能包含令人沉重的内容。”
“我知道。但正如你说的，我们要有承受记忆重量的肩膀。”
下午，林青崖前往红城大学附近的养老院，进行自己的第一次口述历史采访。受访者是九十一岁的退休历史教授徐老，他是少数几个在1950年代初期研究过新梦学会的学者之一，后来因政治原因中断了研究。
徐老坐在轮椅上，虽然年事已高，但眼神依然清明。他的房间简朴整洁，书架上摆满了历史书籍。窗外，雪花依然飘落，在玻璃上融化，留下蜿蜒的水痕。
“徐教授，感谢您愿意接受采访。”林青崖打开录音设备，轻声说。
徐老微微点头：“我关注你的研究很久了。新梦学会...那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大的遗憾。”
“为什么说是遗憾？”
“1952年，我刚开始研究新梦学会，收集了一些资料，采访了几位还健在的成员。”徐老的声音缓慢而清晰，“但1955年，运动来了。领导找我谈话，说这个研究方向‘有问题’。我被迫销毁了大部分材料，停止了研究。”
他停顿片刻，望向窗外飘落的雪花：“我保存了一本笔记，偷偷地。里面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些发现和思考。去年看到你的展览，我知道是时候把它交出来了。”
徐老示意护工从书架底层取出一个铁盒。打开后，里面是一本发黄的笔记本，纸张脆弱得几乎一碰就碎。
林青崖小心地接过，戴上白手套翻阅。笔记中的内容确实珍贵：有顾明轩1924年一次演讲的听录摘要，有陈望溪关于学会经费问题的私下谈话记录，还有几位普通会员的简短生平...
最令人惊讶的是最后一页，写于1955年3月，字迹潦草，显然是在仓促中写就：
“今日销毁大部分资料，唯此本不忍。新梦历史，不当湮没。若他日天晴，望有人继续。徐志远记于风雨夜。”
“徐教授，这是您的本名？”林青崖轻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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