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3章 网络的编织者（1/2）
十二月，红城的冬天正式来临。梧桐树已经落尽叶子，光秃的枝干在寒风中微微颤抖，但城市并未因此沉寂——“新梦研究网络”的热度反而如室内暖气般持续升温。
林青崖的办公室里，三块白板上密密麻麻画满了图表和连线：一块是“新梦全球记忆地图”的草图，标记着从红城到巴黎、香港、伯克利、多伦多等地的历史节点；一块是网络成员的分布图，已经有来自七个国家、二十三个城市的两百多位参与者；第三块则是正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清单。
苏文心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打印好的文件。“‘新梦全球记忆地图’的第一版草图完成了，”她把文件递给林青崖，“按照时间轴和地理轴双重维度设计。每个节点都可以点开，看到相关人物、事件、文献的简介。”
林青崖翻开文件，精致的图表展现在眼前：1920年代的红城是网络的中心，线条从这里辐射出去——1925年，顾明轩前往南京；1926年，白梅赴法留学；1937年，陈望溪隐退香港...每一条线都代表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每一次交汇都代表一次思想的碰撞。
“最有趣的是这些意外连接，”苏文心指着图表上的一个交叉点，“你看这里——1952年，白梅在香港大学任教时，她的学生中有一个后来成了着名的社会学家，而那个社会学家的女儿，现在是我们在多伦多的网络成员之一。”
“历史的涟漪，”林青崖轻声说，“一代人影响下一代人，即使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还有这个，”苏文心翻到另一页，“1980年，梅怀素在伯克利指导的一个博士生，现在是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看了我们网络上的资料后，主动联系，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并分享了梅怀素当年未发表的一些研究笔记。”
网络的扩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原本只是一个本土历史研究项目，现在却连接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学者、研究者、爱好者，甚至普通市民。
顾雨薇的视频通话这时接入办公室的大屏幕。她在北京的家中，背景是一整面墙的书架。
“青崖，文心，有个好消息，”顾雨薇的声音带着兴奋，“国家档案馆那边愿意合作，他们有一批1949年前后的历史档案，其中包括一些与新梦学会间接相关的材料。下周我可以去查阅。”
“太好了！”林青崖说，“如果能找到更多关于‘影子’组织和1949年协议的官方记录，那段历史的拼图就更加完整了。”
“另外，”顾雨薇继续，“我联系上了梅怀素在台湾的一个侄孙。他说家里还保存着梅怀素1960年代从美国寄回的一些信件和照片，愿意扫描分享给我们。”
网络的每一个新节点都在增加新的线索，每一份新材料都在丰富历史的图景。林青崖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一场集体的记忆重建工程。
下午，网络平台的第一次线上研讨会准时开始。来自不同时区的二十多位成员同时在线——红城是下午三点，多伦多是凌晨两点，巴黎是早上八点，伯克利是晚上十一点。
主持人是苏文心。她简短开场后，第一个发言的是Sophie，虽然熬夜但精神饱满：
“我想分享梅怀素教授的一个观点：历史研究应该是对话，而不是独白。她在笔记中多次提到，真正的历史理解来自于多元视角的交流碰撞。我们今天的网络，正好实践了她的这个理念。”
接着发言的是那位斯坦福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大卫·陈教授。他的普通话带着轻微的口音，但表达非常清晰：
“我当年是梅教授的学生，她常说：‘历史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她研究新梦学会，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那些问题——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在今天依然存在，依然需要思考。我很高兴看到这个网络延续了她的精神。”
来自巴黎索邦大学的一位年轻研究员分享了新发现的材料：白梅在法国期间的学籍记录、她的博士论文摘要、以及她在1938年参加的一次关于“亚洲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国际研讨会记录。
“那次研讨会很有意思，”法国研究员说，“白梅的发言强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使命’：既要引进西方现代思想，又要重新发现中国传统价值。这种思考，在新梦学会早期讨论中已经可以看到雏形。”
香港的一位历史教师分享了教学实践：“我把新梦学会的历史设计成一门选修课，让学生分组研究不同成员的生平。最令我感动的是，学生们自发地联系到了这些成员的后人，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历史在他们手中真正‘活’了起来。”
研讨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每个参与者都在分享、倾听、回应。林青崖大部分时间只是静静地听着，看着屏幕上不同面孔、不同声音的交流，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感动。
这不仅是历史的网络，更是人的网络——那些曾经孤独的研究者、那些被遗忘的后人、那些对历史充满好奇的普通人，因为一段共同的历史而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共同体。
研讨会结束时，苏文心宣布了一个新计划：“我们准备启动‘新梦口述历史二期工程’，不仅采访学会成员的后人，也要采访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受其影响的普通人。目标是建立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记忆库。”
“我可以负责北美的部分，”Sophie立即响应，“明年春天回国前，我可以走访温哥华、多伦多、纽约等地，寻找与新梦历史相关的人和材料。”
“我负责欧洲，”巴黎的研究员说，“除了法国，还可以联系英国、德国的一些相关学者。”
“我负责港台和东南亚，”香港的教师说，“这个区域有很多1949年前后移居的知识分子后代，他们可能保存着不为人知的记忆。”
林青崖最后发言：“我在红城负责大陆部分。我们将建立统一的工作标准和伦理规范，确保口述历史的质量和对受访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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