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0章 胤禛—东瀛种姓（2/2）

第三等：倭国平民及罪役层（彻底固化底层）。

· 良町百姓：安分守己的工匠、农民、渔民。须登记造册，承担主要生产劳动和赋税。严格限制其迁徙自由，未经许可不得离开本村、本町。法律上低八旗及协力层数等。

· 矿役贱籍：由战俘及其后代、以及因反抗新秩序而被判罚者构成。额角或脸颊刺有特殊标记（与战俘刺字区分，但同样醒目），永世为奴，专职矿坑、最艰苦土木工程及其他污秽危险劳作。严禁与以上各阶层通婚，聚居特定区域（类似“秽多村”但更严酷），形同牲畜。此层级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上方所有阶层的警示，也是消耗潜在反抗者的“垃圾场”。

· 寺社隔离层：对倭国原有神社、佛寺势力，既不强行摧毁（以免激起强烈宗教反抗），也不赋予特权。将其神职人员限制在寺庙范围内活动，严格审查其教义，剔除任何可能蕴含反抗或独立意识的内容，鼓励其宣扬“顺从天命”、“安守本分”、“效力上国以修来世”等改编过的说教。使其成为维持底层精神麻醉的工具，而非组织中心。

草案还规定：各等级之间，服饰、居所、礼仪、通婚、诉讼权利、乃至行走道路均有严格区别，僭越者严惩。鼓励低等级举报告发高等级“不法”（实为相互监视），但最终裁定权在八旗官员手中。同时，设立极其有限的、由天朝控制的“上升通道”，例如“良町百姓”中极少数“杰出忠顺者”，经八旗官员保举，可擢入“维新武士”或更低级的吏员阶层，但绝不可能触及“恭顺藩主”及以上。这种微乎其微的希望，旨在制造幻觉，分化底层。

---

三、阻力与博弈：理想的裂缝

这份草案在小范围传阅讨论时，激起的波澜远超对倭国的经济制裁条款。

就连最支持严惩倭寇的弘景，看完后也挠头：“皇阿玛，这……这管得也太细了，得派多少官儿去盯着？咱们八旗子弟，在那边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天长日久，会不会反被那些‘恭顺藩主’、‘维新武士’给架空了？或者跟他们搅和到一起，忘了自己是满洲了？”

允祥的担忧更实际：“皇上，此制若行，初期镇压成本极高，需常驻重兵。且人为制造如此森严壁垒，必然导致倭国社会活力尽失，生产停滞，恐反不利于我朝获取白银及其他物资。长此以往，非但不能成为助力，反成财政与军事之负累。更甚者，此等赤裸裸以种族、出身定尊卑之制，推行于外邦或可，然其理念若……若反向流播，影响我朝自身，恐非社稷之福。” 他隐晦地提醒，这种制度本身带有强烈的毒性和腐蚀性。

张廷玉则从经义角度提出质疑：“皇上，圣贤之道，在于‘有教无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以夷制夷则可，然行此永世隔绝、定民以种之策，似与王道仁政相悖，恐损皇上圣德，亦难服天下士林之心。倭国纵有罪，其民亦是人。”

陈弘谋作为草案起草者，也看到了执行中的巨大困难：文化差异、管理成本、倭人的消极抵抗（如怠工、隐匿人口、文化上的阳奉阴违）、以及八旗驻防军可能发生的腐化、与协力层的同流合污……

雍正沉默地听着。他何尝不知这些弊端？这个构想，源自他最深层的控制欲与对长远隐患的忌惮，是一种基于“绝对安全”幻想的制度设计。但现实的重重阻碍，如同一盆盆冷水。

他最终没有立即批准这份草案全面推行。而是做出了更务实的决定：

“此《新例》……暂缓全面颁行。然其中若干原则，可择地、择事试行。” 他指示道，“于长崎、石见银矿、下关等要害之地，先行划定‘八旗驻防区’与‘倭人居住区’，严别界限。于矿役营及其后代，严格执行‘贱籍’管理，永世为役。对率先投诚之少数藩主、武士、商贾，可给予‘恭顺’、‘维新’名号及有限优待，以为样板，分化倭人。”

“至于全面社会等级固化……且看十年、二十年之效。若现有之经济控制、军事威慑、及局部等级隔离已能收效，便不必行此峻烈之策。若其反复，再行此雷霆手段不迟。” 这保留了他未来进一步强化控制的选项，也避免了立即陷入管理泥潭。

同时，他下令加强对派驻倭国八旗官兵的“满洲根本”教育，严防腐化；并指示理藩院与格致院，开始系统研究倭国历史、文化、宗教，寻找更隐蔽、更“低成本”的长期精神控制方法，比如通过影响其教育、改造其节日习俗、编纂符合大清利益的“新倭国史”等。

---

四、无形的枷锁：未尽的尝试

于是，那份旨在复制“种姓制度”精神、让八旗永久凌驾于倭国之上的完整蓝图，最终未能完全化为现实。它更像是一株在雍正脑海中生长出的、充满诱惑与毒性的思想之苗，因其本身的极端与执行的巨大困难而被暂时搁置。

但它并非毫无影响。其部分核心思想——强化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身份区隔、利用并固化被征服社会内部差异、通过法律与日常规范制造不可逾越的等级感、以及将部分群体永久打入贱籍以儆效尤——已经通过局部试验（如驻防区隔离、矿役贱籍制度）和统治阶层的理念，悄然渗透到清国对倭国的实际政策中。

倭国社会并未被完全套上一套全新的、外来的种姓枷锁，但原有的社会裂痕在清国的干预下被加深、固化了。战败的耻辱、经济的附庸、部分人的勾结与大多数人的压抑，以及矿坑深处那些世代无法摆脱的“贱籍”身影，共同构成了一副新的、混合了外族压迫与内部扭曲的沉重枷锁。

雍正站在养心殿的巨幅地图前，目光扫过那片狭长的岛国。他知道，最完美的控制，或许不是强行嫁接一套僵硬的制度，而是让被控制者在恐惧、利益分化与有限希望的复杂迷雾中，自己慢慢习惯于被支配的地位，并最终将其内化为某种“常态”。经济的缰绳、武力的刀锋、加上精心计算的分化与驯化，或许比一张过于蓝图化的种姓表格，更为持久和“经济”。

但他脑海中那套“三层九等”的森严金字塔，并未消散。它作为一种终极威慑、一种统治的潜在选项，沉入了帝国对倭政策的工具箱深处。或许在未来某个时刻，若倭国再生异动，它就会被再次拿出，涂上更厚的“教化”与“安靖”的油彩，化为更为残酷的现实。

制度的毒草，一旦在心中种下，便难根除。而对倭国而言，来自北方大陆的阴影，从未远离，它以不同的形式——白银的索取、港口的特权、等级的暗示、以及矿坑中永不熄灭的苦难之火——持续笼罩着它的未来。

东瀛的种姓，虽未完全降临，但其森冷的理念，已如寒流般，浸入了这片土地的社会肌理之中。

（第890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