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 山穷水尽疑无路有路 进入党史办如愿以偿（2/2）

现任旅大警备区政委赵兴元，是全国着名战斗英雄，在辽沈战役中带领全营浴血奋战，攻克了锦州门户配水池，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能英雄”。

他工作再忙，也挤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我采访警备区政委杨国喜将军，他虽然患了脑血栓双手颤抖，仍乐观向上，自创“指书书法”，为我写下“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条幅。应军事科学院邀请，我和陆干事到北京采访了多位老首长。创建《解放军报》并任总编辑的开国中将欧阳文，住在一所小院子里。周桓上将坐在轮椅上，对战争年代的经历记忆犹新。他说话含混不清，说一句老伴“翻译”一句。我俩在总参招待所，采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将军。

我第一次吃肯德基，不是“啃”不是“鸡”，是以人名命名的鸡肉快餐。我们联系好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王震副主席，因发生动乱而取消。我刚当兵的时候，全国战斗英雄严大方任要塞区司令员。那天我到南山干休所采访，首长和夫人买菜回来，网兜里装着茄子。历经枪林弹雨的老首长，如今都过着普通人生活，在干休所里安度晚年。老首长知道我来自要塞区，高兴地说：“我们要塞区也有人才嘛。”我到警备区政委彭仲涛将军家采访，他热情地留我吃饭，给我敬酒。

在岛上时，张股长说过，警备区有一辆防弹“大红旗”轿车，底盘重像坦克，他亲眼见过。在筹备《围困长春》过程中，我参加接待《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爱人、小白鸽“原型”刘波老师，坐的就是这辆轿车。车身宽大玻璃防弹，车门对开，车内座位对坐。这是辆退役轿车，由黑石礁军区老干部服务处管理。

半年之后，长篇回忆录《围困长春》定稿，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执笔人是原省军区参谋长朱士良，被誉为省军区“十大才子”之一。那天晚上，我俩乘飞机去长春，做最后一次校对。我们乘坐苏联安——26飞机，四十几个座位，终点哈尔滨，经停长春。飞机刚过沈阳地区，突遇雷暴云。一个个连续爆炸的霹雳，像重锤砸在机身上，“嗵嗵”爆响。飞机翅膀“咣咣”地剧烈抖动，仿佛随时都能折断。飞机突然侧翻，像要倒栽葱；好不容易平衡片刻，又一落千丈。

乘客们尖叫起来，空中小姐吓得花容失色。飞机迫降在还没正式启用的沈阳“桃仙机场”，乘客住进宾馆。吉林省军区党史办的李干事，一连接了两天飞机没接到。他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千呼万唤始飞来呀！朱参谋长说：“你差点没唤来。”当他知道我们空中遇险，惊讶地说：“机场一点消息都不透露，只说晚点。”我们住在省军区招待所，校对了一个星期书稿，已经达到了出版要求。

长春简称“长”，古称喜都、别称“北国春城”，是中国吉林省省会，着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有“东方底特律”和“东方好莱坞”之称，同时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着名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更是近代东北亚政治军事冲突完整历程的集中见证之地。距离那场特殊的战役已经过去了四十年，除了老一代亲历者，年青人已经淡忘了那段历史。着名的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年轻人朝气蓬勃，老年人随和安详。花团锦簇的孩子们，在广场上跳皮筋。只有路旁几人合抱粗的老树，见证了这座城市所蒙受的那场战争创伤。

执笔人朱士良参谋长在《围困长春》一书中写道：

中秋季节的长春，树叶凋零却不见落地。饥饿不堪的人们，见到落叶如获至宝边落边被一抢而光。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院子和周围，原本绿树成荫，一般人是不敢靠近那杀人不眨眼的阎王殿的。只有那一群群瘦骨嶙峋的孩子们，胆怯地跑到围墙四周抢搂树叶。开始，特务头子们居然认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有碍观瞻”，责令哨兵有和驱逐，不走就鸣枪威胁。在市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由于吃树叶、树皮、草根的人越来越多，生病致死的人不断增加。在市场上，开始还有拍卖子女的“人市”，后来，有“市”而无买主。于是，街头上被遗弃的孩子越来越多，哭爹喊娘，悲惨万状。慈善机关想发动一些人去领养，但哪能领得完，又有几个养得起？一些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一些街道死尸横陈，甚至有卖食人肉的惨事……

那当时，朱参谋长是侦察兵，骑马进城如入无人之地。国民党官兵知道兔子尾巴长不了，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朱参谋长讲的故事，许多比回忆录中记载的更加具体生动。他和我说的不仅仅是围困长春，更多的是抗日战争。

在日本侵华期间，他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对日本鬼子有着刻骨仇恨。他说：“我最自豪和解恨的，是亲手用刺刀捅死了七个日本鬼子。”他快六十岁的老人，竟然在等待下一场中日战争，睡梦中经常被自己的喊杀声惊醒。如果赶上那一天，他还要上战场拼刺，还要亲手杀死几个日本鬼子。希望有朝一日：架大炮，轰平富士山端。壮志饥餐鬼子肉，笑谈渴饮倭奴血。我想起《吕梁英雄传》里的武工队长老武，专门和日本人拼刺刀，用枪打太便宜了小鬼子。他说自己经常在算一笔账：抗日战争中我国牺牲了三千多万人，要是一命抵一命，把小日本举国灭种都不够。再说，其中不知道多少家庭绝后了。小日本不是人揍的，这仇不能不报。做为一个职业军人，与其被活活气死、养死，还不如在战场上拼死。他才杀了几个小日本，怕百年之后，和父母没法交代。他让我想起了父亲、“抗联43军”军长贾振天，还有许多健在的老将军，对日本侵略者都怀有刻骨仇恨。曾思玉将军在临终之前，得知日本右翼分子、东京都知事、自民党人石原慎四郎在华盛顿口出狂言：东京都将购买“钓鱼岛”。他说出最后一个字：“打……”

那天，李干事陪我们参观建在伪满皇宫旧址上的宫廷遗址博物馆。

伪满皇宫是中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居住的宫殿，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展室里面陈列的一件件实物和图片，无不记载着伪满洲国屈辱的历史。朱参谋长越看越来气，没看一半就不看了，坐车回招待所。我去圆明园，也有相同的感受。

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没开放，李干事找熟人带我们参观。

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七个第一，先后拍摄故事影片几百部，其中有《五朵金花》《上甘岭》《英雄儿女》《刘三姐》《白毛女》《董存瑞》《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一大批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同时，还译制各国影片一千多部。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一个个导演和演员都出自这里。它是电影生产地，还是电影人员的培训地。它下设总编室、导演室、拍摄室、美术室、音乐创作室、制片室、编刊室以及美工、照明、录音、化装、服装、道具、剪辑、特技等车间、洗印厂和电影乐团，让我大开眼界。

那天在街上，一位卖烟丝的大娘特别像妈妈，口音也像。我和她攀谈起来，提起当年长春被围困的话题。她眼圈红了。她当年十六岁，父母为了为了全家人活命，用她换了两个窝窝头。他丈夫是个三十多岁的光棍汉，把东西都省给她吃，自己饿死了。她们家饿死了三口人，长春解放又撑死了三口人。

我买了一斤烟丝，她问：“你是给丈母娘买的还是给妈妈买的？”我说：“给妈妈买的。”大娘说：“我问了好几个年轻人，只有你给妈妈买的，我再送给你一把。”大娘又抓了一大把烟丝给我，比买的还多。我给钱，她说什么不要。

《围困长春》由肖劲光大将题写书名，出版发行后受到军内外读者好评。甄主任同意拨出部分经费，每个人购置一架全自动理光照相机。我为刘萤和女儿拍照，“哗哗”自动上卷，引起的人们好奇。 在西安政治学院学习的乔干事放暑假回来，到警备区看我。我向他汇报了这几年的情况，他高兴地说：“你在解放军文艺和昆仑杂志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我都珍藏起来。我经常和同学们提起你，做为学习和勉励的榜样。你是我带过的学生，取得这么大成就，从心里感到高兴。你当初所表达的志向和理想，都在一一兑现。幸亏我没阻拦你、也阻拦不了你。你要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到底，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坚持到底。”

大连饭店距离我的住处不到一百米，托儿所条件好，只对内不外招。大连饭店经理，曾经是甄主任的老部下。甄主任亲自给他打电话，当天，孩子就办理了入托手续。我每天上班，顺便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下班再顺路接回来。

那一次，政治部分到了十七套房子。甄主任及时和李光祥主任打招呼，李主任亲自出面，为我争取到一套。甄主任做好布置，只要钥匙一到手，党史办全体出动帮我搬家。就在分钥匙之前，我因为不符合条件，被取消了分房资格。

干部处长曾经是我的老上级，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想短时间内解决房子问题，他帮我调到某干休所。我不能见异思迁，经过慎重考虑，和刘萤商量，仍留在党史办。解放军文艺社出版沈阳军区作品专辑，由军区司令员刘精松作序：

十年来，军区文化部门坚持举办业余作者笔会，坚持业余文艺创作评奖活动，采取各种方式保留业余创作骨干，培养和推荐业余作者，造就了一支有潜力、有希望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军区现有的专业作家，全部是从业余创作这条路上走上来的。业余作者的生活创作精况颇多艰苦，他们以信心坚韧、刻苦勤奋着称。“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对生活的感应往往比专业作家更敏锐、更直接、更充分，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像带着露珠儿的鲜花，给读者以沁人心肺的清香。他们的优长往往为专业作家所不及；同时由于生活和艺术视野所限，他们作品的思想张力、艺术的纯熟度又常常较之专业作家所不足，这两者间的互补共进，必将把军旅文学的创作水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司令员简直在说我一个人，让我非常感动。这些原话，王中才主任和我谈话时都说过，并指出我的不足。我当然知道，这是王主任为司令员代笔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