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 放下糕（1/2）

离天亮还有一个时辰，晓燕就醒了。

不是睡不着，是没睡。她把补忆糕一笼一笼蒸好，晾凉，用油纸包成四方小包，整整齐齐码进藤条箱里。糕分七层，每层七块，四十九块，取七七之数。林月娥说，补忆如补天，得用足七七四十九日的功夫，少一日都不成。

晓燕没有四十九日。

她只有三天。

三天后，北京军区总医院要给陈默做“记忆康复评估”。评估结果如果是不良，院方就要把他转入长期疗养科——说得好听是疗养，说白了就是放弃治疗。罗医生电话里没明说，但晓燕听出来了。

所以这一趟，她必须去。

必须把陈默带回来。

藤条箱装好，晓燕直起腰，发现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厨房门口。

林月娥没点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着女儿。她没说话，慢慢走过来，把那根枣木拐杖放到晓燕手边。

“这个带上。”

晓燕低头看那拐杖。杖头磨得油亮，木纹被经年的手汗浸成深褐色，像上了釉的老瓷。

“妈，这是你……”

“妈二十三年攒下的脚力。”林月娥说，“替妈去北京，把陈默带回来。”

晓燕没接。

“妈不用拐杖怎么走路？”

“妈还有一条腿。”林月娥笑笑，皱纹挤得更深，“再说，店里还有念念。念念就是妈的小拐杖。”

她顿了顿，把拐杖往晓燕手里塞了塞。

“带上。妈当年用它走过长白山的雪窝子，去过三岔河的老渡口。它认路。”

晓燕握住那根杖。

枣木沉实，温润，像握着一截有体温的旧时光。

“哎。”她说。

后院的鸡叫了头遍。

晓燕推门出去时，念安已经醒了。

小姑娘穿着秋衣，光脚站在堂屋地上，怀里抱着那只旧布老虎——是林月娥前两天从长白山带回来的，说是鄂把头的外孙女做的，虎头歪歪扭扭，眼睛一大一小，针脚也不齐，但念安喜欢得很，睡觉都要搂着。

“妈妈，”念安仰着脸，“你去找爸爸？”

晓燕蹲下来，给女儿套上棉鞋。

“嗯。妈妈去接爸爸回家。”

“爸爸为什么不自己回来？”

晓燕顿了顿。

“爸爸……迷路了。妈妈去给他带路。”

念安点点头，像听懂了一样。她把布老虎往晓燕怀里一塞：“念念让大虫陪妈妈。大虫认得路。”

晓燕把那只歪歪扭扭的布老虎塞进藤条箱，和补忆糕放在一起。

“好。”

念安又跑进里屋，窸窸窣窣翻了一阵，抱出卷画纸。

“这是念念新画的。”

画展开。

纸上是三个人。高的那个是爸爸，矮的那个是妈妈，中间那个扎两根羊角辫的是念念。三个人手牵手，站在一座挂了招牌的房子门口放风筝。风筝是燕子形的，尾巴拖得很长很长，一直画到纸边。

招牌上三个字歪歪扭扭：桂香斋。

“等爸爸回来，”念安指着画，“我们去放风筝。”

晓燕把画卷起来，小心放进藤条箱。

“好。”

林月娥拄着条板凳腿——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倚在门框上，看着这一幕。

“念念，”她轻声说，“来，外婆抱。”

念安跑过去，扑进外婆怀里。林月娥搂着她，下巴抵着外孙女柔软的头发，眼睛却看着晓燕。

“去吧。”她说，“别回头。”

晓燕背起藤条箱，拄着那根枣木拐杖，推开门。

清晨的风灌进来，凉丝丝的，带着槐花将开未开的涩味。

她没有回头。

从省城到北京，火车要走十四个钟头。

晓燕买的硬卧，中铺，藤条箱塞不进架子底下，只好放在脚边。对面下铺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头看报纸，老太太剥橘子，橘子皮扔在小桌上，清香混着车厢里经年的烟味、方便面味、脚臭味，说不出的复杂。

晓燕靠着车窗，看窗外掠过的风景。田野、村庄、杨树林，灰扑扑的天，偶尔几只麻雀落在电线上，像五线谱上错落的音符。

她想起那年跟陈默一起去省城，坐的也是这趟车。那时还没提速，从老家到省城要晃六个钟头，两人买了站票，挤在车厢连接处。陈默怕她累，把行李垫在地上让她坐，自己站了一路。

那年她十九岁，梳两条麻花辫，穿母亲改的蓝布褂子。陈默说好看，她不信，追着问好看在哪儿。他憋了半天，憋出一句：“好看就是好看，哪儿都好看。”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他把仅有的五块钱都买了站台票送她上车，自己回厂里啃了三天窝头。

窗玻璃上起了一层雾。

晓燕擦了擦，没擦干净。

火车在锦州停了一刻钟。晓燕下车透气，月台上风大，把她头发吹乱了。

她正抬手拢头发，余光瞥见一个人。

那是个老人。七十出头，矮，瘦，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棉袄，肩上搭着个蓝布褡裢。他站在月台柱子旁，没往车上挤，也没找人，就直直站着，看着车厢。

看的方向，正是晓燕所在的车窗。

晓燕心里咯噔一下。

她想起在省城临上车时，罗医生往她口袋里塞了张字条，只写四个字：“注意尾巴”。

她捏紧枣木拐杖，慢慢朝那老人走过去。

老人没躲，也没动。等她走近了，他开口，声音像老树皮刮过砂纸：

“林嫂的女儿？”

晓燕停住。

“你是谁？”

“鄂伦春人。”老人说，“你妈在滴水村住二十三年，给我送过十二年的药。”

晓燕手里的拐杖松了松。

她低头看那拐杖——杖头的纹路，和老人粗糙的大手，竟有几分相似的沧桑。

“您是……鄂把头？”

老人点头。

“你妈让你带的这拐杖，是我用老柞木给她做的。”他伸手摸了摸杖头，“她腿摔那年，我上山砍的料。二十三年前的事了。”

火车拉响汽笛。该上车了。

晓燕犹豫了一下：“您……”

“我跟你走一趟。”鄂把头提起褡裢，“你妈给我捎信，说你要去北京救当家的。北京我熟，那地方弯弯绕绕多，你一个人，走不明白。”

他走在前面，佝偻的背脊像一座风蚀了千年的山。

晓燕跟上。

火车重新开动。鄂把头坐在过道边座上，也不说话，只是望着窗外。晓燕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握在手心，不喝。

过了很久，他忽然开口：

“你妈有没有跟你提过渡边真一这个人？”

晓燕摇头。

“那是1974年的事。”鄂把头声音很低，像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年长白山雪大，封山封了四个月。开春我去北坡下套子，在林子里听见有人哼歌。”

他顿了顿。

“是个孩子。十一二岁，瘦得像把干柴，腿上被野猪咬了，肉都翻出来。他看见我，吓得直往后缩，说一口叽里咕噜的日本话。”

“日本遗孤？”晓燕问。

“嗯。他爹妈是战后留下的技术人员，死在雪崩里。他在林子里活了一个多月，啃树皮，喝雪水。”鄂把头低下头，“我把他背回滴水村，你妈给他洗伤口、换药，养了大半年。那孩子会画画，画得最好的是樱花。”

“后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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