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章 沉默的回声（1/2）

高等法院第三庭，清晨九点整。

媒体席已经挤满了人，长枪短炮的镜头对准被告栏——那里并排坐着四十个女人。她们穿着统一的深蓝色囚服，头发整齐梳理，脸上没有妆容。从二十三岁到六十二岁，年龄跨度四十年，但此刻她们有着相同的表情：平静得近乎空洞。

旁听席第一排，王平安穿着便服坐下。他没有看被告栏，而是看着陪审团——七男五女，十二张面孔上写着紧张、好奇、困惑。他们将决定四十个女人的命运，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法警高喊：“全体起立！”

主审法官步入法庭。出乎所有人意料，法官是位女性——司徒慧，五十五岁，以严谨和公正闻名，也是香港高等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常任法官。她一身黑袍，白发在鬓角若隐若现，眼镜后的目光锐利如刀。

“请坐。”

法庭落座的声音像一阵短暂的潮汐。

陈国豪站起身，黑色律师袍衬得他身形挺拔。他走到陪审团前，没有拿任何文件，只是静静地看了他们十秒钟。

“各位陪审员，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你们将听到许多证据、证词、法律条文。”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可闻，“但在此之前，我想请你们做一件事：看看被告栏里的四十位女士。”

陪审员们转头看去。

“她们看起来像杀人犯吗？”陈国豪问，“不像，对吗？她们看起来像你们的邻居、姐妹、母亲。事实上，她们就是。欧梁美娟女士，制衣厂女工，工龄二十八年。刘秀兰女士，茶餐厅收银员，独自抚养两个子女。林月珍女士，清洁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供女儿读大学……”

他一一点名，四十个名字，四十种人生。

“她们被控谋杀。四十宗命案，四十个男人死亡。证据确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承认参与了某种……互助协议。”陈国豪停顿，“但今天，我不打算为她们的‘无罪’辩护。因为从法律角度看，她们确实有罪。”

旁听席传来一阵骚动。媒体记者们迅速记录，摄像机的红灯闪烁。

“我想辩护的，是‘为什么’。”陈国豪走到法庭中央，“为什么四十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会形成一个沉默的同盟？为什么她们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终结四十个男人的生命？答案很简单，也很复杂——”

他转身，指向投影屏幕。屏幕上出现第一张照片：潘兆昌妻子刘秀兰的x光片，三根肋骨骨折，愈合错位。

“恐惧。”

第二张：李国伟前妻手臂上的疤痕，烟头烫出的圆形痕迹，九个，排列成扇形。

“长期的、系统的、无处可逃的恐惧。”

第三张：黄文强女儿躲在衣柜里的画，画上有黑色的怪物和哭泣的小人。

“传承的恐惧。”

一张张照片出现。伤痕的医学记录，急诊室的病历，妇女庇护所的入住登记，法庭驳回的保护令申请，警方“家庭纠纷不予立案”的回执……

“在过去十年中，这四十位女士共报警一百二十七次。”陈国豪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入木头，“申请禁制令四十三次，成功获批九次，其中七次被违反而警方未采取行动。住院治疗记录合计八十六次，骨折、脑震荡、内脏挫伤、流产……”

他走到被告栏前，看着那些女人：“法律应该保护她们，但没有。社会应该帮助她们，但没有。家人应该支持她们，但没有。她们是妻子、母亲、女儿，但首先，她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反对！”检控官站起来，“辩方律师在煽情，这与案件事实无关——”

“有关。”司徒法官打断他，“继续，陈律师。”

陈国豪点头致谢：“谢谢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接下来的庭审中，检方会向你们展示精密的作案计划、交换杀人的时间表、铁证如山的物证。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想请你们思考一个问题——”

他环视整个法庭。

“当法律无法保护弱者，当正义成为一张废纸，当呼救只能换来更重的拳头……一个人，一个女人，还能做什么？”

法庭死寂。

“她们选择了最糟糕的方式。”陈国豪承认，“暴力只能滋生更多暴力，仇恨无法终结仇恨。但在此之前，她们试过所有‘正确’的方式。她们试过了。”

他回到座位，轻轻坐下。

庭审持续了十七天。

十七天里，法庭变成了香港社会的缩影。检方展示严密的证据链，证明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集体谋杀。辩方传召社工、心理医生、家暴幸存者，描绘出一幅长达数十年的暴力图景。

王平安每天都来，坐在最后一排。他看见欧梁美娟在听到女儿证词时第一次流泪——女儿说，妈妈每晚都抱着刀睡觉，不是想杀人，是怕被杀。他看见刘秀兰展示背上的伤疤时，旁听席上有男人低下了头。他看见林月珍平静地叙述丈夫如何把她的头按进马桶，如何笑着说“你死了也没人管”。

第十七天下午，陈国豪做结案陈词。

他没有再展示证据，只是说了一段话：

“这个法庭的屋顶上，刻着一行拉丁文：Fiat jtitia, ruat cae——即使天塌下来，也要实现正义。今天，天没有塌，但四十个女人的人生已经塌了。她们用错误的方式，寻求了一种扭曲的正义。她们有罪，但她们的罪，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谋——是每一次视而不见，是每一次‘清官难断家务事’，是每一次劝她们‘忍一忍就过去了’。”

“如果你们判她们有罪，法律赢了。但如果你们在量刑时，能看见她们身上的伤疤，能听见那些年夜晚的哭声，那么……也许正义还没有完全死去。”

宣判日，阴雨。

法院外挤满了人。妇女团体举着“停止暴力”的标语，也有团体举着“杀人偿命”的牌子。警方拉起了警戒线，记者们在雨中等候，摄像机包裹在塑料布下。

王平安没有进去。他站在街对面便利店的屋檐下，看着雨水顺着玻璃流淌。娄晓娥站在他身边，第一次穿素色旗袍，手里攥着一把平安符——不是信佛，只是求“平安”。

“你紧张吗？”她问。

“紧张。”王平安承认，“但我紧张的，不是判决结果。”

“那是什么？”

“是判决之后。”他看向法院大门，“无论判多少年，这件事都不会结束。四十个家庭破碎了，但还有四百个、四千个家庭在发生同样的事。法庭可以给一个交代，但给不了答案。”

娄晓娥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

“你尽力了。”她说。

“不够。”王平安摇头，“永远不够。”

下午两点，法院大门打开。人群骚动，记者涌上前。最先出来的是陈国豪，他被话筒包围，但一言不发，只是挤开人群走向街对面。

他看到王平安，点了点头。

然后是女人们。她们在法警的护送下走出来，手上没有手铐——这是陈国豪争取到的，他说“她们不是逃犯”。四十个女人，四十张平静的脸。她们没有看镜头，没有看人群，只是彼此搀扶着，走下台阶。

欧梁美娟走在最后。她在台阶上停下，抬头看天，雨水落在她脸上。然后她看到了街对面的王平安。

两人的目光穿过雨幕，穿过人群，穿过十七天的庭审和四十年的暴力。

她微微点头。

王平安也点头。

没有微笑，没有告别，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我看到了你，你看到了我。我们都在这里，在这场雨中，在这个无法挽回的结局里。

人群逐渐散去。妇女团体的标语被雨水打湿，墨迹晕开。“停止暴力”变成了模糊的色块。“杀人偿命”也失去了棱角。雨越下越大，冲刷着街道，仿佛要洗净一切痕迹。

一个月后，元宵夜。

维多利亚公园，花灯如昼。兔仔灯、鱼灯、莲花灯，还有当年生肖的龙灯，蜿蜒数十米，照亮了半个夜空。人潮涌动，一家老小，情侣依偎，孩子提着灯笼奔跑，笑声在温暖的夜空中飘荡。

王平安和娄晓娥并肩走着，像一对最普通的中年夫妻。她挽着他的手臂，他放慢脚步配合她的节奏。路过糖画摊，她停下看了会儿，他买了一只蝴蝶形状的糖画给她。她小心地舔了一口，笑了。

“甜吗？”他问。

“太甜了。”她说，但又舔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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