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贡举一（2/2）

交接那日，两人在长江边对饮。月色如当年华州考场那般明澈。

“其实当年，”马植忽然说，“我本不打算应举。家父说将门不必从文，是我自己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读书人拼命争夺的，究竟是什么。”

“看清了么？”

“看清了。”马植望着江心月影，“看见大多数人登山是为采珠，得了珠便忘了山。可山在那里，珠是虚的。”

卢弘正默然良久，举杯道：“那我再问一句——使君如今掌天下盐铁，是登山，还是采珠？”

马植笑了，那笑容里有种卢弘正从未见过的光芒：“我要让后来者明白，世上有些山，值得登；有些珠，不必采。譬如盐铁之政，若只为敛财，便是采珠；若为利国便民，便是登山。”

江风乍起，吹散云翳。卢弘正忽然懂了令狐楚当年那场“五场试”的真正用意——老刺史不是在选一个最会写文章的人，而是在找一个明白“为何而写”的人。科场如登山，多数人眼里只有峰顶那颗名为“功名”的珠；可真正重要的，是攀登过程中看见的天地，以及明白为何要攀登的初心。 马植后来整顿盐政、抑制藩镇，成为晚唐名臣。史书未必记得他那篇《登山采珠赋》，但会记得：那个曾在考场质疑题目本身的人，最终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功业不在采到虚妄的珠，而在攀越真实的山。而制度最可贵之处，是总能为这样的清醒者，留一道窄门。

5、试杂文

垂拱元年的杏花落得比往年都早。礼部南院的黄榜刚刚贴出，二十七个人名在春光里闪着金粉。可站在最前面的吴道古捏着及第文书，手心却渗出冷汗——文书背面，女皇武则天的朱批刺眼如血：

“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惟止一人。意欲广收，通滞并许及第。”

意思是：按规矩，今年只该取一人；但朕要广收人才，就让所有积压的才俊都及第吧。

人群在欢呼，吴道古却觉得那二十七份及第文书轻飘飘的。他是真正凭策论夺魁的那个“一人”，此刻却混在二十六位“通滞”者中。同科王生凑过来，酒气喷在他脸上：“吴兄，管他敕批怎说，你我是进士了！”

那夜曲江宴，二十六人醉得东倒西歪，惟吴道古独坐水边。水里也有一轮月，被波纹扯得支离破碎。他想起自己十年苦读，想起老父卖掉最后三亩田送他进京，想起那些挑灯的夜——原来在皇权的一纸敕批前，所有寒窗苦读的标准都可以让路。

“吴兄不乐？”身后传来声音。是个青袍官员，四十许岁，面有风霜。

“敢问尊驾是？”

“考功员外郎，刘恩。”官员在他身旁坐下，也望着水中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今日之榜，坏了规矩。”

吴道古默然。

“但规矩本就是人定的。”刘恩折了段柳枝，在水中划着，“如今科场只试策问，多少长于诗赋者被埋没？多少死背经书者侥幸得第？你看这二十七人里，真才几人？”

月光下，这位员外郎的眼睛里有种灼人的光。吴道古忽然明白，今晚的偶遇并非偶然。

三年后，吴道古在监察御史任上，听闻一桩震动朝野的奏议：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恩上书，请于科举加试帖经与杂文，以“文高者放入策”——先考经义与诗文，优秀者才能进入策问终试。

朝堂哗然。老臣们痛心疾首：“诗赋乃雕虫小技，岂能衡才！”“帖经死记硬背，有损圣人微言大义！”

刘恩在殿上直言：“策问空论太多，易成虚言。诗赋见才情，帖经验根基。若不能通经史、擅文章，何以治天下？”

吴道古在朝班中听着，忽然想起垂拱元年水边那轮破碎的月。他出列附议：“臣当年及第，亲见敕批坏法。今刘员外所请，正是要立可守之法。”

龙椅上的高宗皇帝咳嗽着，最终摆手：“姑试之。”

然而新政只推行了短短两年。武则天革唐命，立周朝，一切“复因循”——所有改革暂停，科举又回到老路。刘恩被外放为括州司马，临行前，吴道古在灞桥送他。

“制度如舟，皇权似水。”刘恩看着东去的渭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的舟，太小了。”

“那为何还要造舟？”

“因为总得有人记得，”刘恩翻身上马，“渡河不能只靠泅水，得有船。”

马蹄声远去。吴道古站在柳树下，忽然觉得这个春天格外漫长。

岁月如流。武则天退位，中宗复唐，年号“神龙”。吴道古已从御史做到吏部侍郎，鬓角染霜。神龙二年春，他整理旧档时，翻出刘恩当年的奏议原件，纸页已脆黄。

朝会上，年轻的中宗皇帝问及科举革新。吴道古出班，展开那卷旧奏议：

“陛下，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恩曾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后因时局中辍。今大唐复立，当立新规——臣请行三场试：先帖经，次杂文，终策问。如此，根基、才学、见识，三者皆备，方可称国家栋梁。”

这一次，朝堂安静许多。老臣多已凋零，新进的官员里，不少人当年因只擅策论而屡试不第，深知旧制之弊。

中宗颔首：“便依卿奏。然‘杂文’所指为何？”

吴道古深吸一口气：“诗、赋、箴、铭、表、赞……凡文章之体，皆可试之。尤以诗赋为重——诗以言志，赋以体物，最能见人性情才思。”

“诗赋题目……”

“当列于榜中，公示天下。”吴道古的声音斩钉截铁，“使士子知所向，使考官有所凭，使天下见其公。”

神龙二年秋，第一场三场试在礼部举行。放榜那日，吴道古亲自将诗赋题目与及第者文章抄贴于东墙。围观士子如堵，有人高声诵读，有人低头抄录。阳光照在那些墨字上，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

人群中，吴道古看见一个白发老翁，颤抖着抚摸榜上诗题《终南望余雪》。老翁忽然老泪纵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老夫就擅诗赋，可策问总不过……今年，今年终于……”

有人认出，这是垂拱元年那二十七进士之一，如今仍是个九品主簿。

吴道古悄悄转身离去。他忽然很想告诉刘恩——你的舟，终于造好了。

晚年致仕后，吴道古在终南山下结庐而居。某个雪夜，他翻出一只木匣，里面珍藏着三份文书：垂拱元年那份背面有朱批的及第文书，刘恩奏议的手抄本，神龙二年第一张三场试的榜文抄件。

烛光摇曳，三份文书在案上铺开，仿佛大唐科举三十年的年轮。

第一份写着皇权的任性——可以为一己之念，让规矩形同虚设。

第二份写着改革者的清醒——知道哪里该立规矩，哪怕逆水行舟。

第三份写着制度的重生——当诗赋题目堂堂正正列于榜中，意味着才华有了可衡量的标准，而非权力的一时喜恶。

雪落在茅屋顶上，沙沙作响。吴道古推开窗，终南山的雪峰在月光下泛着青辉。他想起刘恩的话：“渡河不能只靠泅水，得有船。”

这船如今造好了，叫“三场试”。它不完美——后来也会生出新的弊病，诗赋也会沦为程式，帖经也会变成死记。但至少，从此之后，一个寒门士子若真怀锦绣，不必再只赌策问那一场；一个擅长诗赋的才子，不必再被埋没三十年。

制度的进步，常始于某个理想主义者的执拗，成于历史转折的缝隙，最终沉淀为一套看似平常的规程。而它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永远正确，而在于给才华多开一扇窗，给公平多设一道槛。 吴道古吹熄蜡烛前，在第三份文书边添了一行小字：“刘公未见此榜，然此榜皆刘公之志。今诗赋题目常列于榜，天下才士知所趋赴——此非一人之功，乃时代之舟终渡河。”

窗外，神龙二年的雪静静落着，落满终南，落满长安，落满此后千百年所有关于“考试”的历史。而那份垂拱元年的敕批，终将在时间的河流里，渐渐褪成史书上一行淡淡的注解。

6、内出题

开成三年的长安，暮春的花信风里挟带着纸墨与不安的气息。礼部南院外的槐树下，老仆将一张毡垫铺了又铺，柳公权却久久没有落座。这位历任三朝的老臣望着紧闭的朱门，手中那卷《开成石经》的拓本被风翻动，哗哗作响，像在诉说什么。

“柳公，今年知举的是高谐高侍郎。”年轻的门生低声说，“听闻……试题将有大变。”

柳公权没有答话。他八十一岁了，见过太多“大变”：从刘恩倡加试杂文，到神龙二年三场试成制，再到如今诗赋已成进士科重头。每一次变革都如投石入湖，涟漪荡尽几代人的命运。

朱门忽开。礼部胥吏鱼贯而出，手中捧着覆有黄绫的木盘。人群如潮水般涌上前，又在三步外敬畏地停住——那黄绫是宫中之物。

高谐最后一个走出来。这位新任知举官年方五十，眉宇间却已有了深沟。他展开一卷绢帛，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奉敕，今年进士试赋题——《霓裳羽衣曲赋》；诗题——《太学创置石经诗》。”

风突然停了。整整三息，鸦雀无声。

然后轰然炸开！

“霓裳羽衣曲？那不是玄宗皇帝的……”“石经诗倒罢了，可这舞乐之题，岂是士子该作的？”“定是圣上亲出之题！”

柳公权手中的拓本滑落在地。他弯腰去拾，手指却抖得厉害。霓裳羽衣——那是开元盛世最绮丽的梦，也是安史之乱最痛的伤疤；开成石经——那是当今圣上力排众议刻立的儒家丰碑。这两个题目并置，如同把大唐的百年沧桑、礼乐兴衰，压在了每个应试士子的笔尖。

“柳公？”门生扶住他。

老人缓缓直起身，望向皇城方向。他忽然懂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这是一场由皇帝亲自设定的、关于“如何书写大唐”的考试。

高谐退回礼部院内，闭门三日。案头堆满各方来信：有言“霓裳题涉宫廷秘乐，有损科场庄重”；有言“圣上崇儒刻经，正当以此取士”；更多是打听“破题当用何典”“押韵宜取何部”。他一一烧了，灰烬在铜盆里积了厚厚一层。

第四日深夜，他独自走到太学。新刻的石经立在月光下，十四座碑如同十四位沉默的巨人。《周易》《尚书》《诗经》……每一个字都曾经过他校对。而远处兴庆宫的废墟里，似乎隐隐传来早已失传的霓裳乐音。

“侍郎在找什么？”守碑的老博士从暗处走来。

“找一条路。”高谐抚摸冰冷的碑面，“圣上出了两道题，一道通往过去的华美幻梦，一道通往现在的坚实根基。士子们该走哪条？”

老博士笑了，缺牙的嘴像口古井：“当年刘恩员外郎加试杂文时，也有人问：该考经义还是诗赋？其实啊，路不是选出来的——是走出来的。”

放榜前夜，高谐在烛下阅最后一份考卷。诗的部分，士子们多在颂扬石经“永镇学宫”“泽被千秋”；赋的部分，则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极力铺陈霓裳舞的绚烂，要么痛陈“侈乐误国”。

唯有一卷，让他执烛细读良久。

赋的开篇便不同：“臣闻乐失而后有经，经立而后乐正。霓裳羽衣，非亡国之音，乃盛世之镜也……”接着竟将霓裳舞的每一叠、每一拍，与《周礼》乐制相对应，指出玄宗所创实有古礼遗风。而结尾笔锋一转：“然乐不可独美，必以经济之。今石经既立，乐之本得存；若使霓裳复现，当舞于明堂之前，太学之侧——礼乐相济，斯为盛世。”

高谐翻到诗的部分。这考生写石经，却不颂功德，而写刻经人：“顽石何辜，受此刀斧？非为留字，乃为留魂。一凿一痛，千年不泯；一字一血，诸生知否？”

烛泪堆成小山。高谐提笔，在这份考卷上画了个圈——这是“及第”的记号。然后他推开窗，晨光正从东方泛起，照在太学石经碑林上，也照在兴庆宫残破的飞檐上。

放榜那日，柳公权又来到礼部外。及第者的诗赋被抄贴出来，供人评点。他挤在人群中——以八十一岁高龄，像个小学生——仰头细读。

读到那份特殊的考卷时，他忽然热泪盈眶。

“找到了……”老人喃喃道。

“柳公找到什么？”有人问。

“找到写大唐的人。”柳公权指着那篇赋，“不沉湎过去，也不空洞颂今。他把破碎的乐舞接续到坚实的石经上——这才是活的文化，不是僵死的典故。”

人群里，一个布衣士子悄然退后，隐入巷陌。他叫李商隐，今年二十五岁，这是第二次应试。昨夜接到及第文书时，他既无狂喜，亦无感伤。此刻听见柳公权的话，他只是轻轻按了按怀中——那里有他昨夜新写的诗句，与考试无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他知道，自己用一篇符合皇家命题的赋，换来了书写真正诗篇的余生。

一个月后，高谐入宫述职。文宗皇帝在紫宸殿偏殿见他，案头正摊着那篇《霓裳羽衣曲赋》。

“这个士子，懂朕。”皇帝的声音很轻，“朕出霓裳题，朝中多以为朕慕奢华；出石经题，又以为朕只知崇儒。其实朕想问的是：破碎的盛世雅乐，与今日重立的儒家经典，能否在你们这一代人手中，重新长成一体？”

高谐伏地：“陛下之题，已开进士试诗赋由内出之先河。从此士子不仅习诗赋，更须思诗赋所系之礼乐政教。”

文宗笑了，那笑容有些疲惫：“哪有什么‘先河’。制度如河道，总需活水注入。这‘内出题’将来也会僵化，也会沦为程式——但至少此刻，它让天下人知道，皇帝亲自在问：大唐该是什么样子。”

殿外传来乐声，是新排练的《云韶乐》。高谐退出时，回头看了一眼。文宗皇帝独自站在巨幅《大唐疆域图》前，手指正划过安西都护府早已失陷的版图。

开成五年，文宗驾崩。“内出题”却作为定制保留下来。从此每岁进士试，诗赋题目多由皇帝亲拟，或取自宫廷雅乐，或关乎时政大事。士子们研习的不再仅是经典，更要揣摩“圣意”，关注朝堂动向。

李商隐后来辗转幕府，一生沉沦下僚。某个月夜，他读到后辈士子的应试诗赋，满纸皆是精巧的颂圣与用典，忽然想起开成三年那个清晨。他提笔写下一句从未示人的话：“内出题者，非出题也，乃出锁链与钥匙。惜多数人只见锁链，铸为金环戴颈上；不见钥匙，可开天地之门窗。”

而太学石经历经战火，残碑至今犹存。游人抚摸那些深深凿痕时，偶尔会听导游说起：这些字，曾是唐朝进士们的考题。至于《霓裳羽衣曲赋》的范文，早已散佚在历史深处，只留一个题目，证明着曾经有个皇帝，试图用两道题目打捞一个帝国的魂魄。

制度的每一次定型，都始于一次用心的“出题”；而制度的每一次僵化，也都因为后人只学会了“答题”。 当“内出题”成为惯例，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士子们要选择的，是做揣摩上意的答题者，还是做理解时代命题的思考者。历史不曾明言的是，那些最杰出的灵魂，往往在规矩之内写下超越规矩的回答——因为他们深知，所有题目最终极的答案，不在纸上，在天下苍生的悲欢里。

7、放杂文榜

大历九年的春夜，长安仿佛泡在墨里。礼部南院的烛光却烧穿了这片浓黑，从二更燃到五更，窗纸上人影来去，像皮影戏里不知疲倦的鬼魅。

崔明站在院墙外的槐树下，站了三个时辰。露水浸透了他洗得发白的青衫，他却一动不动，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窗——那里有决定他命运的一支朱笔。

窗内，礼部侍郎常衮放下第九十七份卷子，揉了揉眉心。桌角的铜漏显示寅时三刻，离放榜只剩两个时辰。今年杂文试的五百份考卷，他已批阅四夜，手边通过者仅九十七份。

“侍郎，是否……稍宽些？”年轻的录事小心问道，“往年杂文过者常不过百，今岁若再如此，恐士子怨怼。”

常衮没有抬头，提笔在又一份卷子上画了个叉：“怨怼什么？怨朝廷取士严格？怨自己学问不精？”他的声音像磨砂，“登庸之路，心如刃锋——不够锐的，上去也是钝刀。”

最后一支蜡烛烧到根部时，常衮终于搁笔。通过者：九十九人。他展开黄榜，在末尾添上一行批语：“他日登庸，心无不锐。通宵绝笔，恨即有余。”

录事轻声诵读，忽然眼眶发热。这十六个字，写尽了考官的矛盾——既盼望士子们都磨砺出锋锐之心将来报效朝廷，又遗憾自己这支彻夜批阅的笔，终究要留下太多落第的遗憾。

卯时初，鼓响。礼部大门洞开，胥吏捧着黄榜出来。人群如潮水般涌上，崔明被推挤着，视线在九十九个名字间疯狂搜寻。一遍，两遍，三遍——没有。

他忽然听不见任何声音了。长安的晨钟、士子的欢呼或叹息、胥吏的唱鸣声，全都退到很远的地方。只有心脏在耳膜上敲打，咚，咚，咚，像丧钟。

“常杂文，名不虚传……”身边有人苦笑，“五百取九十九，这是剔骨头选髓啊。”

常衮杂文试之严，天下皆知。这位以文才入相的侍郎，把杂文看作士子的“心刃”——诗赋见性情，策论见见识，判词见决断。他说：“文章如人，须有骨有血有魂。无骨者软，无血者枯，无魂者死。”所以每年杂文榜下，总是哀声多过欢笑。

崔明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回客舍的。他坐在冰冷的榻上，看着窗棂格子里的天光一寸寸亮起来，忽然想起父亲——那个考了二十年明经未中的老书生，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儿啊，常侍郎主考时……莫试杂文。”

他偏要试。他读过常衮的《春赋》，知道那是真正懂文章的人。三年苦练，他自觉文章已磨得够锐，可如今——

“崔兄！”房门被撞开，同乡王生冲进来，满面红光，“我中了！第九十八名！”

崔明想笑，嘴角却扯不动。王生这才看清他的脸色，笑容僵住：“你……你没在榜上？这怎么可能！你那篇《寒松赋》……”

“常侍郎看不上。”崔明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得像裂陶。

王生沉默良久，忽然压低声音：“其实……鲍祭酒那边，或许有条路。”

“鲍防？”崔明抬头。那位国子监祭酒今年掌帖经试，以“鲍帖”闻名——帖经落人，比常衮更狠。

“鲍祭酒虽严，却重实学。”王生凑近，“他近日在国子监讲《毛诗》，若得他赏识，或可破格……”

崔明摇头。他想起常衮榜上那行字：“通宵绝笔，恨即有余”。那位侍郎是知道的，知道自己的严格会让多少英才遗恨。可他还是这样做了，像铸剑师敲掉每一处瑕疵，哪怕敲碎整把剑。

“我再试一年。”崔明听见自己说。

大历十年秋，崔明再次走进礼部考场。这一年，他刻意探听了常衮的喜好——常侍郎重骨力，好雄浑，厌浮华。他调整文风，把江南的婉约全收起来，换成秦地的金石声。

放榜日，他挤在人群最前面。黄榜展开：通过者一百零三人。他的目光急急下扫——第七十二名，崔明。

中了。

可他心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奇异的空虚。那感觉就像你终于按照图纸造出了一把完美的剑，却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想学剑的少年。

曲江宴上，新科进士们轮流向常衮敬酒。轮到崔明时，他举杯良久，忽然问：“侍郎去年批语，‘恨即有余’，这恨……是恨士子不才，还是恨笔不留情？”

满座悚然。常衮却笑了，那笑容里有种崔明看不懂的疲惫。

“恨制度不能纳尽天下才。”老侍郎饮尽杯中酒，“也恨自己，不得不做那个关门的人。”

那夜崔明醉得厉害。他踉跄走到礼部墙外，看着月光下新贴的杂文榜，忽然哭了。他发现自己真正难过的，不是去年落第，而是今年中了——因为他突然看清，自己那篇精心迎合的文章，早已失了本心。他磨锐了心刃，却不知道这刃要对准什么。

三年后，崔明外放为县尉。赴任前，他去国子监听鲍防讲经。那位以“帖经落人甚”闻名的祭酒，在讲堂上却慈和得像尊佛。课后，崔明忍不住问：“祭酒帖经之严，天下称‘鲍帖’。可严苛落人，不怕遗珠吗？”

鲍防正在整理书卷，闻言抬头：“你见过常侍郎吗？”

“见过。”

“那他一定说过，”鲍防的眼神悠远起来，“登庸之路，心如刃锋。可刃要开锋，先得有好铁。我的帖经，就是选铁——经义不通，如铁含杂质，再怎么磨也是废刃。”他顿了顿，“常衮选的是已经成型的刃，我选的是还能锤炼的铁。我们一个在终点严把关，一个在起点狠筛选，士子骂我们‘常杂鲍帖’……可朝廷要的，不就是这般筛选出的栋梁吗？”

崔明怔在暮色里。他忽然懂了那两位老人——一个在杂文试里寻找已经锋锐的心刃，一个在帖经试里剔除含杂的钝铁。他们各自守着制度的一环，承受着“遗珠之恨”，却依然坚持着标准。因为若不如此，登庸路上将挤满钝刀与废铁，那才是对天下最大的不公。

赴任那天清晨，崔明特意绕到礼部墙外。春风又绿了槐树，新一批士子已围在墙下，等待着不知由谁主考的放榜日。他仿佛看见常衮在窗内通宵秉烛，朱笔起落；看见鲍防在灯下校勘经文，圈点错漏。这两个被并称“常杂鲍帖”的人，用各自的严格，撑起了科举制度最吃重的一段脊梁。

制度的公正，往往体现在那些敢于说“不”的人身上。 崔明翻身上马，最后看了一眼长安的城墙。他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落第与及第，不过是这庞大筛选机制里一粒微尘。而真正的重量，在那些彻夜不眠的考官笔下，在他们明知会遭人怨恨却依然坚持的标准里——因为他们知道，对制度的任何一次心软，都是对天下寒士最大的不公。许多年后，当崔明也成为地方秋闱的主考官，他在落第卷上批“遗珠之憾”时，总会想起常衮那十六个字。那时他才真正懂得：所谓“恨即有余”，恨的不是才俊不足，而是制度永远无法完美；而正是这份清醒的遗憾，让执笔人每一次落笔，都更慎重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