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章 俊辩二（2/2）

“胡学士，您可来了！”书吏急步上前，“陛下要的赐婚诏书，午前就该……”

“急什么。”胡楚宾摆摆手，在案前坐下。他打开酒壶仰头饮了一大口，然后闭目不动了。就在书吏以为他醉倒时，他忽然睁眼，提笔蘸墨。

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新科进士放下了手中的笔。

胡楚宾的笔在纸上疾走，如龙蛇竞舞，似奔泉泻涧。他不假思索，不停顿，不修改。那些典雅的词句、工整的骈俪、得体的褒扬，仿佛早已在他胸中酝酿成熟，此刻只是顺着笔尖流淌到纸上。墨迹未干，一篇华美庄重的诏书已成。

“送去吧。”他将笔一搁，又饮了一口酒。

这样的场景，在翰林院已成常态。胡楚宾总是饮至半酣才动笔，而一旦动笔，便是倚马可待。渐渐连高宗皇帝都知道了这位“醉中仙子”——李治这样戏称他。

那年吐蕃来使，需一篇展现大唐气度的诏书。宫人将胡楚宾召至麟德殿时，他依旧带着三分醉意。

高宗非但不怒，反而命人取来金杯：“朕闻胡卿酒后文思更敏，此杯盛满，卿可畅饮。”

胡楚宾接过金杯，入手沉甸甸的。杯中琼浆映着殿内的烛火，也映出皇帝眼中好奇的笑意。他举杯饮尽——好酒，宫中美酿。

“赐婚诏易写，外交国书难为。”高宗缓缓道，“既要显天朝威仪，又需留转圜余地。胡卿可有把握？”

胡楚宾放下金杯，脸上酒意似乎瞬间消散。他并未立即作答，而是问：“陛下可知吐蕃如今何人掌兵？近年与吐谷浑交战几回？其国内贵族，孰亲唐孰排唐？”

他问得仔细，高宗答得认真。一问一答间，殿内仿佛成了商议军国大事的场所。等到胡楚宾提起笔时，他已不是那个醉醺醺的翰林学士，而是洞悉局势的谋士。

那篇国书写得精妙绝伦。开篇颂扬大唐与吐蕃旧谊，中段申明边境和睦之要，结尾则暗藏机锋——若吐蕃守信，则丝路商道可通；若背约，则天兵难容。字字铿锵，句句在理，却又处处留着台阶。

高宗阅后大喜：“以此杯赐卿，今后凡需作文，皆以此杯盛酒！”

金杯从此成了胡楚宾的标志。但有人不解：明明清醒时也能写，为何偏要饮酒？

只有胡楚宾自己知道答案。那日他在翰林院值夜，新来的张进士怯生生请教：“胡学士，晚辈斗胆一问——您饮酒为文，可是借酒力破心中拘谨？”

胡楚宾正擦拭那只御赐金杯，闻言笑了：“你可知我最怕什么？”

“怕……才思枯竭？”

“怕太过清醒。”胡楚宾将杯子举到灯下，金光流转，“清醒时，想的是平仄对仗，是典故出处，是圣意揣摩，是同僚评价。想得太多，笔就重了。”他放下杯子，“酒至半酣，那些束缚都淡了，只剩下该说的话、该写的理。这时候下笔，文章才有真气。”

他想起少年时在江南，每逢作文必被先生责骂“匠气太重”。直到有一次诗会，他偷饮了父亲的酒，醉中赋诗一首，满座皆惊。那时他才明白：文章贵真，而人最真时，往往在褪去所有矫饰之后。

张进士若有所悟：“所以您不是借酒助兴，而是借酒还原本心？”

胡楚宾颔首：“好比这杯子。”他指指金杯，“盛水时，只是容器；盛酒时，方显价值。文章亦然，填满辞藻只是形式，盛满真情实感才是好文章。”

这番话传开后，有人效仿他饮酒作文，却往往醉倒案头，徒留笑话。李积听说后，在一次宴席上对胡楚宾说：“世人只知你饮酒成文，却不知你胸中早有沟壑。酒不过是钥匙，开的却是你本就装满珍宝的库房。”

胡楚宾举杯敬这位老将：“英国公知我。”

后来他官至崇贤馆学士，教导皇子作文时，却严令禁止学生饮酒。“你们还不到时候。”他说，“先得把该读的书读完，该懂的道理弄通。等到胸中真有万卷书、千般理时，若觉下笔滞涩，或可小酌——但记住，酒是钥匙，不是宝藏。宝藏得靠你们平日一点一滴去积攒。”

晚年致仕归乡，他带着那只御赐金杯回到江南。故乡子弟常来请教，他总说：“莫学我饮酒，要学我读书。”只有最亲近的弟子才知道，老师书房的灯，总是亮到深夜。

临终前，他将金杯交给长子：“此杯见证过许多文章，但最好的文章不在杯中，在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里。若他日为官，当记此言。”

那只金杯后来不知所踪，但胡楚宾的故事流传下来。人们说起他，不再只是“醉中成文”的奇谈，而是懂得了他醉意之下的清醒——那是对真实的执着，是对匠气的反抗，是在规矩森严的庙堂之上，守住的一点不肯完全屈从的率真。

才华如酒，酝酿时需要时间的沉淀，绽放时需要真实的勇气。外在的形式或许引人注目，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永远是那份褪去矫饰后的本真与赤诚。最好的创作，从来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灵魂与世界的坦诚相见——当一个人足够丰盈，即使借着三分醉意，也能吐露七分真理。

9、裴琰之

永徽元年的同州城，春日迟迟。刺史李崇义第三次推开西窗，目光落在庭院那棵海棠树下——司户参军裴琰之又不在值房。

这位年方二十的世家公子赴任月余，每日踪迹：辰时晃悠到衙署，点个卯便不见人影；午后或骑马出城踏青，或泛舟河上赋诗；偶在衙中，也是捧着茶盏与门吏闲谈。案头文书堆积如山，他连翻都懒得翻。

“裴司户今日何在？”李崇义召来户曹佐吏。

佐吏垂首：“回使君，裴参军说……说春色正好，去城西杏林采风了。”

李崇义揉着眉心。裴琰之是河东裴氏的嫡孙，父亲裴矩乃当朝宰辅，他本不该来这地方州府。可既然来了，总该做些实事。同州下辖六县，户籍、田亩、赋税，桩桩件件都压在司户参军这个位置上。

“你去告诉他，”李崇义沉声道，“若觉此职委屈，不如请调回京。朝廷清贵官职甚多，何必在此虚度？”

消息传到杏林时，裴琰之正倚树小憩。他睁开眼，花瓣落在月白袍子上。“李使君真这么说？”他掸去花瓣，笑了笑，“回吧。”

接下来几日，他依然故我。值房里，各县报送的案卷越堆越高——有田产纠纷悬了三年的，有户籍错漏亟待更正的，有赋税账目不清需要核验的。同僚们窃窃私语：“这位公子哥儿，怕是连文书格式都不识得。”

流言传到李崇义耳中时，正逢京中御史巡访在即。他拍案而起：“召裴琰之！”

那是个细雨霏霏的午后。裴琰之步入刺史正堂时，衣角还沾着草叶清露。李崇义将一叠案卷重重摔在案上：“裴司户！州府不是游乐园！这些积压文案，你待如何处置？若再尸位素餐，本官只好奏请免职了！”

堂内鸦雀无声。所有目光都聚在那青年身上——他会羞愧吗？会辩解吗？会抬出家世压人吗？

裴琰之只是躬身一礼，转身问紧随其后的户曹佐吏：“积压文案，共有多少？”

“急件……二百三十七宗。”佐吏声音发颤。

“就这些？”裴琰之挑眉，“也值得如此逼人？”

他径直走向司户值房，推开门的瞬间，尘埃在光线中飞舞。堆积如山的卷宗几乎淹没书案。裴琰之挽起袖子：“每案后附白纸十张。来五人，研墨侍笔。”

佐吏们面面相觑，只得照办。很快，五方砚台齐齐研墨，墨香弥漫。值房外的廊下，悄悄聚起了人——别驾、长史、各县县令，连巡院的御史也闻讯而来。窗棂外，人影幢幢。

裴琰之在主案前坐下，并未翻阅卷宗，而是唤来主事：“简要说案情。”

第一个案子是兄弟争产。主事才说一半，裴琰之已提笔蘸墨。他左手按纸，右手运笔，竟不假思索，一行行判词流淌而出。不是寻常公文刻板用语，而是文采斐然又切中要害：

“……兄弟如手足，田产如衣裳。衣裳破尚可补，手足断安能续？查涉讼田产共八十亩，依《户婚律》析产之例，长兄得五十，幼弟得三十。另，兄需补偿弟三年耕种之劳，计粟四十斛。自今而后，各守其业，勿伤同气……”

写罢，他将判词递给主事：“念。”

主事高声诵读。廊下一片寂静，只闻春雨敲檐。那判词既合律法，又通人情；既有决断，又留余地。长史忍不住低声赞叹：“这哪里是判书，分明是篇诫勉文章！”

裴琰之头也不抬：“下一案。”

第二个案子是赋税纠纷。他听罢，边写边道：“县令何在？”

窗外有人应声。

“此户连年受灾有据，为何不予减免？”笔下不停，“《赋役令》明载‘水旱虫霜，十分损四以上免租’。尔等勘验不实，该当反省。”

那县令在窗外面红耳赤，连连称是。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裴琰之如同换了个人。他不再慵懒，眼神锐利如刀。每案只听要点，便倚柱而立，运笔如飞。判词或长或短，皆引经据典、条理分明。遇到疑难处，他稍作沉吟，总能找到律法与情理的交汇点。

最奇的是速度——寻常官员半日断一案已属勤勉，他是一炷香便了结一案。写到酣畅时，他索性站起，左手持卷，右手挥毫，墨迹在连页纸上蜿蜒如龙。侍墨的佐吏轮换三次，他腕力依旧沉稳。

黄昏时分，雨停了。夕阳从西窗涌入，照见最后一案判词落款。裴琰之搁下笔，腕部微抖——毕竟写了两个时辰。

值房内外，鸦雀无声。二百三十七宗积案，全部判定。案卷整齐码放，墨迹未干的判词在夕照下泛着微光。

李崇义从人群中走出，随手拿起一份判词细读。他读得很慢，时而点头，时而蹙眉，最终长叹一声：“裴司户……先前是老夫眼拙了。”

裴琰之洗着手上的墨渍，水色渐黑。“使君不必如此。”他语气平静，“下官只是不喜零敲碎打。案卷堆积，恰如乱麻，需一刀斩断，方见经纬。”

“可你既有此能，为何早不……”

“早做了，也不过是每日三两案，显不出什么。”裴琰之擦干手，“如今一气呵成，州府半年内可无积案之虞。这不是更好？”

窗外忽然响起掌声。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很快连成一片。那些原本看热闹的、质疑的、担忧的官员，此刻皆是叹服。御史上前执礼：“裴参军大才！下官回京必当如实禀报。”

当夜，李崇义设宴赔罪。酒过三巡，他忍不住问：“贤侄如此才具，何以深藏不露？”

裴琰之把玩着酒杯，杯中映着烛火。“世伯可曾见过工匠治玉？”他缓缓道，“外人只见最后一刻玉器成型，却不知之前有多少时辰在观察、思索、等待下刀的时机。”他抬眼，“判案如治玉，急不得。需等看透肌理，方能下刀无误。那些时日我虽不在值房，却走访了六县乡里，看了田亩，问了民情。否则今日纵有千言，也是空中楼阁。”

满座寂然。原来那些“游山玩水”，竟是另一种勤政。

后来裴琰之升任长安令，离任那日，同州百姓相送十里。有老农握着他的手：“裴使君那些判词，小老儿请人誊写在家，不为别的，就为里头讲理。”

数年后的同州，李崇义已致仕归乡。有新任司户抱怨案牍劳形，老刺史捋须笑道：“你可知当年有位裴司户，一日判尽半年案？”他说起那个春雨午后，眼睛发亮，“真正的才干，不是终日忙碌，而是关键时能照亮一片天。”

而长安的裴琰之，依旧保持着他的作风——平日似漫不经心，紧要处却总能一击即中。有人问他秘诀，他总笑而不答。只有最亲近的僚属知道，他书房的灯，常常亮到深夜。案头摊开的，不仅是律法典籍，还有各县舆图、民情笔记、历年判例。

“大人何必如此辛苦？”

“你看过工匠磨刀吗？”裴琰之曾这样说，“刀不在光亮，在锋利。平日所思所学，都是在磨这把刀。待到用时，自然游刃有余。”

世人常将忙碌等同于勤勉，却不知真正的效率来自深度的思考与时机的把握。才华如深潭，表面平静无波，内里却积蓄着足以灌溉千里的丰沛。不急于证明自己的人，往往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最磅礴的力量——那是一种懂得在沉默中蓄势、在关键时刻破局的智慧，更是一份对职责深沉的敬畏。

10、苏颋

景隆四年的长安城，暗流涌动。当李隆基率兵平定韦后之乱、踏着晨露走入太极宫时，大明宫的晨曦刚刚照在龙首原上。百废待兴，而最先需要的，是一篇告慰天下、定鼎人心的诏书。

年轻的临淄王——即将成为唐玄宗的李隆基，在偏殿里踱步。他需要一篇既能昭示正统、又能安抚民心的文章，这个人必须文采与见识俱佳，更要懂得此刻微妙的政治平衡。

“谁可拟诏？”他转头问身边的宰相苏瑰。

苏瑰沉默良久。殿外传来清扫战场的声响，远处依稀还有零星的厮杀。这个五十七岁的老臣忽然想起自家后院——此刻他的儿子苏颋，恐怕正抱着酒坛醉卧花荫。

“臣子苏颋，或可一试。”苏瑰缓缓道，“此子文思敏捷，下笔有神。只是……”他顿了顿，“嗜酒成性。若陛下能容他醉态，待其酒醒，必能成文。”

李隆基挑眉。他听说过苏颋的名字，那个七岁能诗、过目成诵的神童，如今已是长安城着名的酒徒。但此刻他相信这位老臣的判断：“速召。”

传令的宦官赶到苏府时，果然在书房找到了醉得不省人事的苏颋。三十岁的他趴在案上，身边散落着诗稿，墨迹被酒渍晕开，像一团团化不开的愁云。

“苏公子，陛下急召！”

苏颋被搀扶起来，灌下两碗醒酒汤，更衣上马。从兴宁坊到大明宫，春风吹得他头痛欲裂，却也让醉意褪去三分。只是昨夜饮得实在太多，踏入殿门时，他只觉得天旋地转。

“臣……苏颋……拜见……”话未说完，他竟“哇”地一声吐在了殿前。

宦官们大惊失色。李隆基却抬手制止了要上前呵斥的侍卫。他缓步走近，看着这个面色苍白的文人——青衫上沾着污秽，发髻松散，眼神迷离，却还在努力保持仪态。

“扶他侧殿休息。”年轻的王爷竟笑了笑，“取衾被来。”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李隆基亲手为醉卧榻上的苏颋盖上锦被。这个举动，后来史家解读为帝王收买人心，但那一刻，或许只是李隆基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睿宗——也曾是个在政治漩涡中借酒浇愁的文人。

苏颋醒来时，已是午后。阳光透过窗棂，他猛地坐起，想起自己身在何处、为何而来。冷汗瞬间湿透内衫。

“醒了？”李隆基就坐在不远处的案前，正在批阅奏章，“笔墨在此。”他推过一套青瓷笔砚，“大唐需要一篇告天下书。”

苏颋跪坐案前，闭目片刻。不是思索辞藻，而是在回忆——回忆父亲苏瑰那些严苛到残酷的教育。

他想起四岁时，别的孩童还在玩耍，自己已被要求日诵千言。背错一句，就要脱下裤子，趴在冰冷的青砖地上，任由父亲的藤条抽在小腿上。最难忘的是那个雨夜，他因贪玩背不出《汉书》列传，父亲罚他穿着粗布短衣，趴在床下，只露出双腿受笞。雨水敲打着屋檐，母亲在门外低泣，而父亲的声音冰冷如铁：“苏家可以出酒徒，不能出庸才。”

他想起十三岁中进士时，长安城都说“苏家又出神童”，只有他知道，这份“神童”之名是用多少个不敢哭泣的夜晚换来的。他开始饮酒，起初是为了止痛——腿上的淤青，心上的压抑。后来发现，酒能让那些死记硬背的经典活过来，能让《尚书》的诰命与《左传》的辞令在醉意中交融重组，形成他自己的语言。

“公子？”宦官轻声提醒。

苏颋睁开眼，提笔蘸墨。

他没有问要写什么，因为无需问。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他已在酒肆巷议中听了三个月；李隆基的抱负，他已在父亲偶尔的叹息中揣摩了三年。笔锋落下时，他写的不是诏书，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场白：

“朕闻天地定位，圣人则之；君臣御极，父子承之。自则天降祚，中宗绍复，而妖孽构隙，殆三十年……”

他的笔越来越快。写韦后乱政，写社稷危殆，写拨乱反正，写与民更始。既追溯天命正统，又申明仁政爱民；既展露雷霆手段，又承诺海晏河清。骈散相间，文白交融，典故信手拈来却不觉堆砌，辞藻华丽绚烂而自有筋骨。

李隆基站在他身后，起初只是看着，渐渐眼中泛起光彩。当写到“凡厥黎元，宜知朕意”的结句时，这位未来的开元天子竟忍不住抚掌：“好！好一个‘宜知朕意’！”

苏颋搁笔，这才发现后背已湿透。不是因紧张，而是那些压抑多年的才学，第一次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

“苏瑰说得对。”李隆基拿起那篇墨迹未干的诏书，对着光细看，“知子莫若父。你父亲知道你醉后能醒，更知道你胸中有锦绣乾坤。”

那一刻，苏颋忽然懂得了父亲——那些严苛不是不爱，而是太爱。爱到要用最痛苦的方式，把所有的经典、所有的智慧、所有的为臣之道，刻进他的骨血里，让他即使醉着，也不会写错一个字；即使跪着，也要挺直文人的脊梁。

后来，苏颋官至中书侍郎。他依然嗜酒，长安酒肆常见他的身影。但每逢重大诏书、外交国书、祭祀典文，李隆基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他。有一次他连续三日醉饮，第四日被急召入宫起草讨伐突厥的檄文。有御史弹劾他“放浪形骸，有失官体”，李隆基却笑道：“苏颋醉时为酒徒，醒时是国器。朕只要他醒时的那个，醉时的那个，随他去吧。”

只有苏瑰始终严肃。儿子每次领受重任归家，老父亲总要在祠堂里上一炷香。苏颋曾偷听到老仆问：“相爷为何总是忧心忡忡？”父亲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年少得志，又不懂收敛，我怕……”

这话传到苏颋耳中时，他正在庭院独饮。月色如水，他举起酒杯，对着父亲书房的方向，默默敬了一杯。从那以后，他醉得更深，文却写得更加谨慎——在张扬与持重之间，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开元四年，苏瑰病重。临终前，他看着已为宰相的儿子，忽然问：“还恨为父当年打你吗？”

苏颋跪在榻前，握紧父亲枯瘦的手：“若无当年床下笞打，何来今日殿前文章？”

老人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也有深深的疲惫：“我总怕教出个书呆子，又怕纵出个纨绔子。好在……你成了你自己。”他最后看了一眼儿子腰间的酒壶，“少饮些。不是怕你误事，是怕伤身。”

苏瑰去世后，苏颋戒酒三月守孝。复饮那日，他只浅酌三杯。友人问何以如此节制，他望向北方——父亲的陵墓所在：“从前饮酒，是为反抗；后来饮酒，是为才思；如今饮酒……只是饮酒罢了。”

最深沉的教育，往往裹着最严苛的外衣；最真挚的父爱，有时藏在最不苟言笑的容颜之后。真正的“知子”，是看见他醉酒表象下的清醒才华，是理解他放纵姿态里的赤子之心。而一个人的成长，就是在某个时刻忽然懂得：那些曾经想要逃离的束缚，原来是为了让你在自由翱翔时，拥有更坚韧的翅膀。

11、李白

开元十八年的长安，春天来得有些迟疑。大明宫太液池畔，那几株罕见的白莲竟在三月里结了花苞。宦官高力士俯身细看，啧啧称奇，转身便往兴庆宫报喜去了。

消息传到翰林院时，李白正趴在井边呕吐。前夜他与贺知章、张旭在酒肆痛饮，三人喝空了两坛剑南烧春，张旭以发蘸墨在墙壁上狂草，贺知章解下金龟换酒，李白则写了十七首《古风》，写完便随手扔进炉火里——他说诗在醉时是真诗，醒来再看皆是矫饰。

“李翰林！李翰林醒醒！”小宦官摇晃着他，“陛下有诏，太液池白莲早开，要您即刻作《白莲花开序》一篇，宫词十首，立等！”

李白睁开眼，日光刺得他头痛欲裂。他隐约看见宫墙的朱红、宦官衣袍的靛蓝、以及远处太液池泛起的粼粼波光。这些颜色在醉眼中融化流淌，像极了他故乡蜀地的晚霞。

“笔……墨……”他含糊道。

两个宦官架着他走向兴庆宫。经过太液池时，清风带着水汽拂面，他忽然停步，盯着那些含苞的白莲看了许久。然后继续踉跄前行。

李隆基在花萼相辉楼等候。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皇帝，此刻心情颇佳——祥瑞频现，四夷来朝，连莲花都提前应和盛世。他需要一篇华美的文章来记录此刻，而李白，是他见过最能把盛世气象化作文字的人。

只是当李白被搀扶进来时，连见多识广的皇帝都怔了怔。这位翰林学士官袍松散，玉冠歪斜，眼神迷离如隔云雾，浑身酒气十不可闻。

“李卿……”李隆基微微蹙眉。

李白勉强躬身，身子却晃了晃。高力士眼疾手快扶住，低声道：“陛下，是否改日……”

“不必。”李隆基忽然笑了，他想起多年前苏颋也是这般醉态入宫，却写出了奠定他即位合法性的诏书。盛世该有盛世的包容，“取冷水来。”

一盆井水当头浇下。

李白猛地一颤，水珠顺着他的鬓发、睫毛、鼻尖滴落。他眨了眨眼，那些融化的色彩重新聚拢成形——朱红的柱子、金线的屏风、御案上的宣纸、皇帝含笑的眼睛。酒意褪去三分，剩下的七分却化作更炽热的什么，在他胸中翻涌。

“纸。”他只说了一个字。

宦官铺开丈余长的宣纸，镇纸压住四角。李白接过笔，却在墨池前停住了。他没有蘸墨，而是转身走向栏杆，望向太液池。风吹起他湿透的衣袖，所有人都屏住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