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此子未来可期，中国文学可期（2/2）
王盟对着台灯喃喃，在“越南士兵”的段落反复扫视。
他写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也懂特殊年代“人性被拧巴”的滋味，可许成军偏敢把“敌人”写得迷茫又可怜，不贴标签、不喊口号，像把机关大院里藏着的“复杂人心”，搬到了谅山的猫耳洞里。
读到最后，他眼眶热了热：“20岁能写出‘记忆的重量’！天才！天才！”
他和那些小年轻不一样，他能看出这篇长篇的价值。
国内过去有好作品么？
他想是有的。
但是上一次在文风上、写作技法上、行文逻辑开先河，写出了不一样的内容是什么时候？
大抵是讯哥儿写《狂人日记》。
这作品有多厉害？
可以这么说，这篇《撕不碎的红绸》如果是他的作品直接能把抬到中国近当代文学的第二梯队。
第一梯队只有一个。
还是讯哥~
他犹豫片刻，从包里拿出张稿纸，一笔一字写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全国所有热爱文学的人、所有能够被《清明》辐射到的地方，都在为《红绸》里的故事心折。
许成军火了？
不对，说火已经有点埋汰他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坛已经不把他看做青年作家，而是有实力的作家、学者。
即使他才20。
但无所谓，虽然文坛少不了什么余化、jk.罗琳这样的大器晚成的例子。
但是天才才是文学领域更让人信服的代名词。
雪莱二十岁创作《麦布女王》，兰波二十岁前完成《醉舟》《地狱一季》，雨果二十岁出版诗集《颂歌集》.
谁介意多个许成军？
——
1979年12月25日。
《人日》文艺评论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红绸破茧：论许成军〈撕不碎的红绸〉的叙事革命与人性深度》的长文。
署名“王盟”。
彼时京城机关大院的残雪还挂在槐枝上，这篇带着温度的评论，却在文坛掀起了滚烫的讨论。
它不仅是一位文学前辈对后辈的盛赞。
更是对70年底最后一年的中国文学“破局之作”的精准定调。
“读许成军《撕不碎的红绸》，如见一柄利刃剖开时代的脉络。
当多数战争题材还在‘我方正义、敌方邪恶’的单向叙事里打转时，这个20岁的青年，竟敢把越南士兵阮文孝的迷茫写进纸页：‘1965年你们帮我们打美国，现在为什么打我们？’”
文章开篇便直击1979年文坛的核心症结。
王盟以自己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经验为参照，点出“特殊年代的文学，多是把人性拧成标签”，而许成军的“镜像视角”恰恰打破了这种桎梏：“阮文孝攥着母亲织的布包，许建军藏着黄思源的搪瓷缸，两个士兵隔着硝烟的迷茫，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哪里是写战争？是写所有被时代裹挟的‘人’。”
他毫不掩饰惊叹：“我批改《人民文学》稿件十余年，见多了‘敢写’的新人，却少见‘会写’的天才。许成军的厉害，在于他把‘敌人’从符号里解放出来，让阮文孝的困惑比十个英雄口号更有力量——这是对‘人性复杂’的尊重，更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
作为亲历文学变革的前辈，王盟对《红绸》的叙事突破有着旁人难及的敏锐。
他在文中将其与鲁迅《狂人日记》并论，并非妄言，而是精准捕捉到“开先河”的共性：“鲁迅以‘狂人视角’撕开封建礼教的假面，许成军以‘多重视角’解构战争的荒诞。
前者是‘呐喊式’的破局，后者是‘沉静式’的深耕，却同是‘文以载道’的当代延续。”
他细析《红绸》的叙事魔法：“写许建军的愧疚，不直接说‘我对不起思源’，只写他左肩永远微沉的弧度，写他夜里摸出搪瓷缸的动作；写李小曼与古大强的错过，不喊‘时代弄人’的口号，只让她在电视台念‘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时泣不成声，让他在修鞋铺墙上贴她的节目照片。
这种‘以细节藏深情’的笔法，比我当年写《青春万岁》的理想主义，多了份对人性的体谅。”
更难得的是，王盟点出《红绸》超越时代的价值：“它不是简单的‘军事小说’，是横跨四十年的‘命运史诗’，从三线建设的钢钎火花，到谅山战场的红绸血迹，再到许念安手里的半截木梳，时间在文中不是线性的刻度，是缠绕人心的绳。这种‘时空折叠’的叙事，放在世界文学坐标系里，也足以与《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作品进行史诗感对话。”
“文学的终极，是写‘记忆如何塑造人’。”
王盟在文中浓墨重彩地分析《红绸》的人性深度，尤其推崇许成军对“创伤记忆”的书写。
“黄思源刻了一半的木梳、许建军肩背的旧伤、阮文孝墙上的中越文字对照，这些‘未完成的念想’，相比‘英雄事迹’，更见人性，这是只有懂生活、懂人心的作家才能做到的事。”
他驳斥彼时文坛对“年轻作家缺沉淀”的偏见。
“有人说20岁写不出厚重，许成军偏用《红绸》证明，厚重不在年龄，在对‘人’的感知。他写陆秀兰偷偷抹雪花膏的雀跃，写许志国拆录取通知书时的手抖，这些烟火气的细节，让战争背景下的家有了温度，也让‘家国’二字不再是空洞的符号——这是儒家‘大义’与‘人情’的最好融合，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学底色。”
“若问《红绸》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何位置？我敢说，它是‘后伤痕文学时代’的破茧之作。”
王盟在文末毫不吝啬地给出定位：“过去我们有《狂人日记》撕开封建枷锁，今天我们有《红绸》解构战争叙事；前者让文学敢‘呐喊’，后者让文学会‘沉静’。
两者相隔六十余年，却同是‘以文醒世’的火种。”
他以前辈的身份为许成军正名，也为文坛指路。
“许成军的天才，不在于‘敢写’，而在于‘会写’，他不回避战争的残酷，却也不放弃人性的微光；不否定时代的重量，却也不淹没个体的悲欢。这种‘不偏不倚的清醒’，正是当下文学最需要的品质。”
文末留了句“20岁能写出‘记忆的重量’，此子未来可期，中国文学可期”。
当这篇评论随着《人民日报》传遍全国时，魔都的复旦校园、京城的作协机关、山城的巴南图书馆.
无数人捧着报纸讨论《红绸》。
这一年，记者赵中项在采访《红绸》读者时，第一次用“现象级”描述《红绸》，形容文学新作大卖。
这一年，萧潜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面对美国记者关于中国文学的提问时，他谈到了《红楼梦》《金瓶梅》甚至是迅哥儿的《狂人日记》。
美国记者追问：“萧，我说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典文学，你懂我的意思，是像《索菲的选择》《监狱鸟》这样的作品。”
萧潜一时间哑口无言。
良久，旁边的学生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撕不碎的红绸》，作者：许成军。
萧潜犹豫片刻，还是说到：“我们的青年作家许成军的《红绸》可以是堪比世界现代文学名篇的佳作。”
台下的美国师生、记者窃窃私语。
但是第一次，《红绸》的名声出到了国外。
12月18日。
《纽约时报》“图书与艺术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来自中国的文学回应：爱荷华写作计划上的〈撕不碎的红绸〉》的报道。
记者约翰罗德里格斯以略带调侃却暗藏审视的笔触，记录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现场的戏剧性一幕。
这场本聚焦“中国古典文学”的对话，因一本名为《红绸》的中国小说，第一次让西方文坛瞥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文学的鲜活一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