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6章 审判日——当天平的两端都是生命（2/2）

“尊敬的合议庭，我们承认被告人罪行重大。但请允许我们指出几个关键事实：第一，被告人主动回国自首；第二，他提供了关键线索，协助破获多起重案，挽回数亿元损失，阻止上百起诈骗；第三，他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并愿意在服刑期间继续贡献技术能力。”

老律师推了推眼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技术本身是否具有犯罪属性？被告人设计的系统，理论上也可以用于正当目的——比如，同样的画像技术可以用于寻找走失老人，话术分析可以用于心理热线，压力模型可以用于危机干预。”

公诉人立即反驳：“但事实上，这些技术被专门设计用于诈骗。辩护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被告人不仅是设计者，是诈骗集团的正式成员，参与分成，参与决策。他设计系统是根据诈骗集团的‘需求反馈’不断迭代的。这好比一个人专门为杀人犯定制了一把更锋利的刀，然后说‘刀是中立的’。”

“但被告人后期有明显的转变。”辩护律师坚持，“他回国后，主动配合，积极赎罪。这在量刑时应当考虑。”

“赎罪不能抵消罪行。”公诉人声音严厉，“九条人命，五十多亿损失，两千多个破碎家庭——这些伤害是永久的。被告人的赎罪行为值得肯定，但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否则，每一个罪犯都可以在犯罪后‘做点好事’，然后要求轻判。”

辩论陷入僵局。周正明法官看向专家证人席：“技术专家有何意见？”

张帅帅起立：“从纯技术角度，危暐的能力确实独特。他对诈骗技术的理解深度，超过我们团队任何人。如果他能将这种‘深度’用于反诈，理论上可以大大提高防护效率。但风险也同样巨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绕过防护系统。”

曹荣荣补充：“从心理学看，危暐的悔罪是真实的，但他的心理状态极其复杂。他有强烈的‘救世主情结’——希望通过拯救他人来拯救自己。这既是赎罪的动力，也可能导致新的问题：他可能为了‘证明自己有用’而冒险甚至违规。”

沈舟说：“所以关键不是‘用不用他的能力’，是‘怎么用’。需要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确保他的能力被安全地转化为社会价值。”

（七）韦晖的远程证言：镜子里的倒影

下午四点，法庭接通了监狱视频系统。韦晖将在监狱内远程作证——这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正在服刑的罪犯为另一个罪犯作证。

画面出现时，韦晖穿着囚服坐在监狱的审讯室，面部做了模糊处理，但声音清晰。

“我和危暐走的是相似的路，但方向不同。”韦晖的开场白简洁而深刻，“我们都曾是诈骗集团的技术核心，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区别在于，我是在被抓后才开始赎罪，而他是主动回国自首并协助破案。”

周正明法官问：“从你的角度看，危暐的悔罪是否真实？”

“真实。”韦晖肯定地说，“我能从他的技术选择中看出变化。他最近写的反诈算法，和他以前写的诈骗算法，在底层逻辑上是相反的——前者是保护，后者是伤害。这种转变需要巨大的心理突破。”

“你们在监狱里有交流吗？”

“通过监控下的书面交流。我们讨论技术问题，也讨论赎罪的意义。”韦晖停顿了一下，“危暐问我：如果一个人犯下重罪，还有没有资格做好事？我说：不是有没有资格，是必须做。因为做坏事欠下的债，只有通过做好事来还。还得清还不清是另一回事，但必须还。”

法庭里很安静，所有人都认真听着。

“关于他的技术能力，”韦晖继续说，“我认为可以在严格监控下利用。我在监狱里参与‘技术赎罪计划’，模式是：开发算法，但不接触实际数据；产出成果，但不影响减刑。这很艰难，但有效。因为你知道你在赎罪，但不是在交换自由。”

公诉人提问：“你不担心他会再次作恶吗？”

“担心。所以需要制度，而不是信任。”韦晖回答，“我在监狱里，所有操作都被监控，所有产出都被审查。危暐也需要同样的监管，甚至更严格。因为他的能力更强，风险也更大。”

辩护律师问：“这种‘技术赎罪’对社会有意义吗？”

“有。”韦晖肯定地说，“过去六个月，我参与开发的反诈算法，已经集成到‘坚飞守护系统’，拦截了三百多起诈骗。如果危暐的能力被安全地应用，这个数字可能翻几倍。这不能抵消我们的罪行，但能给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视频结束前，韦晖最后说：“审判长，我还有一个观点：对危暐这样的高智商罪犯，单纯的监禁可能是一种浪费——不仅是浪费他的能力，更是浪费了社会从他罪行中学习、改进的机会。让他在监控下赎罪，既是对他的惩罚，也是对社会损失的某种补偿。”

这番证言引发了激烈讨论。休庭十五分钟期间，旁听席上人们交头接耳，媒体记者疯狂发稿。

（八）最终陈述：罪人的独白

重新开庭后，进入最终陈述环节。

危暐站起来，要求不拿稿子。

“四年三个月前，我离开中国时，对妻子说‘等我两年，赚够钱就回来’。对母亲说‘我去国外深造，回来更有出息’。对自己说‘只是做技术，不害人’。”

“四年三个月，我赚了很多钱，但失去了所有。母亲去世前没见到我，妻子带着孩子离开，父亲含恨而终。而我，从一个被组织培养的技术骨干，变成了害死九个人的罪人。”

他停顿，控制情绪。

“在缅甸的每一天，我都在自我欺骗。我说‘我只是做技术’，但我的技术让骗子骗了五十多亿。我说‘那些人自杀是他们脆弱’，但我知道是我的系统把他们逼到绝境。我说‘我赚了钱就收手’，但我越赚越多，越陷越深。”

“直到张坚先生自杀的消息传来。我经手的案子，我看到他的照片——一个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党员，一个认真工作一辈子的人。我的系统标记他‘心理承受能力强，可施加高压’，于是骗子们轮番上阵，把他逼死了。”

危暐的声音开始哽咽：“那天晚上，我梦见我父亲。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醒了，一身冷汗。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有一天，有人用我设计的系统去骗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妻儿，我会怎么样？而我，正在做这样的事。”

“我开始整理罪证，准备自首。但集团发现了，他们威胁要杀我全家。我退缩了，又干了半年。直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我知道，我再不回头，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他看向审判席：“审判长，各位法官，我知道我的罪行该判死刑。我接受。但我恳请，如果给我活着的机会，让我用剩下的生命赎罪。不是在监狱里浑浑噩噩等死，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用我的技术去对抗我曾经助长的罪恶。”

“这不是为了减刑，是为了让我死的时候，能稍微心安一点。让我到了那边，见到张坚先生他们，能说一句‘对不起，我后来做了些好事’。”

说完，他深深鞠躬，久久不起。

接着是公诉人做最终陈述，请求依法严惩。

最后，周正明法官宣布：“本案案情重大复杂，合议庭需要时间评议。现在休庭。宣判日期另行通知。”

法槌落下，声音在法庭里久久回荡。

（九）休庭之后：在走廊里的对峙与对话

人们陆续离开法庭。在走廊里，张斌被记者围住。

“张先生，你刚才的证词似乎暗示你某种程度上‘理解’危暐，这是否意味着原谅？”

张斌摇头：“理解不等于原谅。我理解他为什么走上那条路——压力、诱惑、自我欺骗。但这不能减轻他的罪。原谅是很遥远的事，也许需要一辈子。”

“你支持他在监狱里做技术赎罪吗？”

“从情感上，我不支持。从理性上，我认为可以谨慎尝试。”张斌斟酌用词，“但前提是：第一，必须最严格监管；第二，不能因此减刑；第三，受害者家属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另一边，陶成文也被追问。

“陶主任，作为危暐曾经的导师，你现在对他是什么感情？”

陶成文沉默良久：“痛心。愤怒。但还有一种……责任感。是我没有教好他，没有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到他。现在，我要确保他的能力被安全地用于正途，确保他不会造成更多伤害。这是对我当年失职的弥补。”

在法院地下车库，魏超和马强在警车边抽烟。

“你怎么看？”马强问。

魏超吐出一口烟：“我抓了一辈子罪犯，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想。按法律，他该死。按情理，他该死。但按‘以后’……他活着确实能救更多人。”

“你支持死缓？”

“我支持法律怎么判就怎么执行。”魏超掐灭烟头，“但判完之后，如果他还活着，我申请去监督他的‘技术赎罪’。我不信任他，所以我要亲自盯着。”

这时，辩护律师王律师走过来。

“魏警官，张先生在吗？危暐想见他一面，在押解回看守所之前。就五分钟。”

魏超皱眉：“这不合规定。”

“看守所特批了，鉴于……情况特殊。”王律师说，“危暐说，如果张斌不愿意见，他完全理解。”

魏超看向远处的张斌。张斌正在和曹荣荣说话，似乎感觉到了目光，转过头来。

（十）最后五分钟：当仇恨遇见救赎

会见安排在法院的临时羁押室。防爆玻璃隔开两人，录音录像设备运转，两名法警在场。

张斌走进来时，危暐已经坐在对面。两人对视，谁也没先开口。

整整一分钟的沉默。

“我母亲今天也来了。”危暐突然说，“在旁听席最后一排，戴着口罩。休庭时，她远远看了我一眼，就走了。”

张斌没想到是这个开场。

“她身体不好，不该来的。”危暐继续说，“但她还是来了。就像你父亲，明明可以报警、可以拖延，但他选择一个人承担。我们害的，都是最好的人。”

“你想说什么？”张斌问。

“我想说……谢谢你。”危暐的声音很轻，“谢谢你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不是为我说情，是为‘比恨更重要的事’而工作。这让我觉得，我的忏悔，至少有人听到了。”

张斌摇头：“我不是为你。我是为我父亲，为其他受害者，为未来可能受害的人。”

“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才值得感谢。”危暐看着张斌，“我害死了你父亲，毁了你的人生。但你选择站起来，做一件伟大的事。而我，在毁掉那么多人之后，才学会站起来。我比你，晚了太多，也差了太多。”

张斌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恨还在，但不再纯粹。

“判决下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会在监狱里开始工作。”危暐说，“韦晖告诉我他们的‘双盲机制’，我觉得很好。我会开发反诈算法，但永远不知道用在哪儿。这样最安全。”

“你就不怕，那些算法又被滥用？”

“所以需要你们监督。”危暐说，“陶主任、魏警官、张帅帅……还有你。你们要像防贼一样防着我，审查我的每一行代码。这是我的惩罚，也是我的救赎。”

会见时间快到了。

危暐最后说：“张斌，我不会请求你原谅。但我希望，很多年以后，当你想起你父亲时，除了痛苦，还能想到——他的死推动了反诈的进步，救了很多很多人。而我的罪，至少有一部分，转化成了保护他人的力量。这样想，也许能让痛苦……稍微轻一点。”

张斌没有回答。

法警示意时间到。危暐站起身，向张斌微微鞠躬，然后被带出羁押室。

张斌独自站在空荡的房间里。防爆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和四年前父亲葬礼上那张苍白、绝望的脸，已经不一样了。

他走出法院时，夕阳正西下。金色的光芒洒在青铜大门上，洒在台阶上，洒在每一个走出法庭的人脸上。

陶成文在车边等他。

“怎么样？”陶成文问。

张斌看着夕阳：“他说，希望很多年以后，我想起父亲时，痛苦能轻一点。”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张斌诚实地说，“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要更努力地工作。因为无论是恨，还是原谅，都需要力量。而我选择，把力量用在建设，而不是毁灭上。”

陶成文拍拍他的肩膀：“上车吧。还有很多事要做。”

车驶离法院。后视镜里，法院大楼渐渐远去。

但审判还没有结束——法律的判决即将下达，而每个人心中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第九百一十六章完，字数统计：字”

“本章核心看点”

法庭审判的全景呈现：完整展现一桩重大科技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从程序正义到情感碰撞。

张斌的关键证词突破：从受害者家属到公共倡导者的蜕变，呈现个人创伤向社会行动转化的决定性时刻。

技术伦理的深度辩论：围绕“技术中立性”“罪责边界”“赎罪价值”的多方交锋，展现科技时代的司法困境。

九名死者家属的集体创伤：通过九个破碎家庭的故事，立体呈现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维度。

韦晖的镜面证言：通过“同类但不同路”的对比，探讨犯罪者改造的不同路径与风险控制。

危暐的自我剖析：罪人的深度忏悔与救赎请求，呈现复杂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矛盾与挣扎。

“下章预告：第九百一十七章《判决之后》”

危暐案判决结果公布：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社会舆论的激烈分裂。

“监狱技术赎罪计划”正式启动，魏超任监管组长，张斌等受害者家属组成监督委员会。

“坚飞守护系统”全国推广遇最大危机：某省发生误报导致医疗延误事件，舆论反弹。

境外诈骗集团针对修复中心的报复性攻击升级，首次出现物理破坏企图。

联合国反诈论坛发出正式邀请，张斌将代表中国民间反诈力量出席。

林薇（危暐前妻）带孩子移民加拿大前的告别，与张斌的第三次对话。

团队内部出现战略分歧：继续优化现有系统，还是基于危暐、韦晖的“黑暗知识”彻底重构？

判决不是终点，而是新一轮挑战的开始。当法律做出了裁决，社会如何消化？受害者如何继续生活？罪人如何真正赎罪？下一章，判决之后，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