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6章 审判日——当天平的两端都是生命（1/2）

（一）晨光中的法庭：当正义穿上黑袍

清晨七点四十五分，云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铜大门在晨光中缓缓开启，门楣上方的国徽被第一缕阳光照亮，折射出庄严的光芒。法警列队而立，制服笔挺，表情肃穆。今天，这里将审理一起牵动全国的案件——被告人危暐，前公安系统技术骨干、跨国诈骗集团核心顾问、九条人命间接凶手、主动回国自首并协助破获多起重案的复杂罪人。

旁听席早已坐满。前两排是九名死者的家属，他们胸前别着白色绢花，有人低头拭泪，有人紧握拳头。第三排开始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媒体代表。左侧区域，陶成文带领的修复中心团队全员到场。张斌坐在父亲张坚的遗像旁，那张黑白照片被端正地放在空椅子上——这是法庭特批的，让逝者“见证”审判。

八点整，诉讼参与人入场。公诉人席上，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亲自出庭，身旁是四名资深检察官。辩护人席，两位司法部指派的律师打开厚厚的案卷。专家证人席，曹荣荣、沈舟、张帅帅等人已经就位。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被告人入口。

八点零三分，侧门打开。危暐在四名法警押解下走入法庭。

他穿着云海看守所的橙色马甲，手脚戴着镣铐，行走时金属碰撞声在寂静的法庭里格外清晰。四十三岁的人，头发已花白大半，眼镜后的眼睛深陷，但步伐稳健。他走到被告人席站定，目光扫过全场，在陶成文脸上停留片刻，微微点头，然后落在张斌身旁的空椅子和遗像上。

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神平静如死水。

“全体起立！”

审判长周正明带领合议庭成员步入法庭。这位五十八岁的老法官以严谨着称，审理过无数大案，但今天，他的脚步比平时更沉重。法袍的黑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

法槌落下，声音在穹顶下回荡。

“云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危暐涉嫌诈骗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传授犯罪方法罪一案。”

（二）起诉书：当数字变成墓碑

公诉人起立，开始宣读起诉书。一百七十二页的文书，沉甸甸的不仅是纸张的重量，更是五十多亿涉案金额、两千多名受害者、九条人命的重量。

“被告人危暐，男，1980年出生，原云海市公安局网络安全处技术科长……2019年4月叛逃境外，加入缅甸KK园区诈骗集团，任技术总监……设计并主导开发‘智能诈骗管理系统’，极大提升诈骗犯罪效率和危害性……”

每念出一个数字，旁听席就传来压抑的抽泣声。

“经查证，被告人直接参与或技术支持的诈骗案件共计三十七起，涉案总金额五十一亿七千三百万元人民币，涉及受害人两千三百八十九名。其中，九起案件导致受害人自杀身亡……”

念到九名死者的名字时，公诉人停顿了，他看向死者家属区：

“张坚，男，1959年生，云海市石化公司油料股股长，被骗两千三百万元，2019年8月23日跳楼自杀。”

张斌的手紧紧握住父亲遗像的相框边缘。

“周文斌，男，1990年生，中学教师，被骗六十万元结婚款，2019年11月7日服农药自杀。”

周老伯捂住脸，肩膀剧烈颤抖。

“李秀娟，女，1985年生，单亲母亲，被骗女儿白血病治疗费四十五万元，2020年3月19日跳江自杀。”

一个年轻女子抱着婴儿，婴儿似乎感觉到母亲的悲伤，开始啼哭。

九个名字，九段被强行终结的人生。当最后一个名字念完时，法庭里已经哭声一片。

危暐始终低着头，但监控显示，他的心率从75飙升到120，手铐下的手腕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

起诉书宣读完毕，用时一小时五十二分钟。周正明法官看向被告人席：

“被告人危暐，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

危暐抬起头，声音嘶哑但清晰：“没有异议。我认罪。”

简单的五个字，却在法庭里激起波澜。这么重大的案件，被告人当庭认罪，意味着他放弃了几乎所有辩护空间。

辩护律师举手：“审判长，被告人虽然认罪，但对部分事实的具体情节和量刑情节，我们仍有不同意见。”

“法庭会在后续环节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周正明示意，“现在开始法庭调查。传唤第一组证人：修复中心技术团队。”

（三）技术证言：当代码成为凶器

陶成文、张帅帅、程俊杰、曹荣荣、沈舟依次走上证人席。他们不是普通证人，是兼具技术专家和案件关联者双重身份的复杂证人。

陶成文的证言从师徒关系开始。

“2008年，危暐以公安大学硕士毕业生身份进入我的部门。他聪明、勤奋，是当时我们最看好的年轻技术骨干。”陶成文的声音平静，但握紧的拳头暴露了情绪，“2016年，他主持设计的‘金融交易风险预警系统’获得公安部科技进步奖。颁奖时他说：‘技术应该守护人民，而不是伤害人民。’”

他看向被告人席：“这句话，你还记得吗？”

危暐点头，泪光在眼镜后闪烁：“记得。但我背叛了它。”

“你何时开始背叛？”公诉人问。

“2018年底，岳母查出晚期肝癌。”危暐的回答直接而痛苦，“手术加靶向药，需要近百万。我的积蓄只有二十万，单位预支了十万，同事借了十五万，还差五十多万。那时，妻子怀孕六个月，天天哭。我觉得自己很失败，连家人都保护不了。”

曹荣荣在专家席上记录：这是典型的“危机情境下的道德滑坡”——当一个人面临无法承受的压力时，可能做出平时绝不会做的选择。

陶成文继续：“所以你接受了诈骗集团的招募？”

“他们伪装成‘东南亚科技公司’，说做‘金融数据分析’，年薪两百万。”危暐说，“我知道可能有问题，但对方承诺‘不直接参与违法活动’，而且……我需要钱。我对自己说，就干两年，赚够钱就收手。”

张帅帅接着出庭，他带来了技术演示。

大屏幕上，出现危暐设计的“智能诈骗管理系统”界面。复杂的数据流、算法模块、话术库、心理模型，组成一个精密而恐怖的犯罪机器。

“这是系统的核心模块：‘目标画像引擎’。”张帅帅操作演示，“它从互联网上搜集个人信息碎片——医疗记录、消费数据、社交动态、工作信息，然后拼凑出完整的人物画像。比如张坚先生，系统分析出他：五年高血压史、三个月后退休、儿子在北京、个人消费节俭、工作认真负责。”

屏幕上弹出张坚的“画像报告”，详尽得令人毛骨悚然。

“根据这个画像，系统推荐了最优诈骗方案。”张帅帅切换界面，“方案A：冒充上级+纪委测试。理由：此类目标对组织忠诚度高，对‘党性考验’敏感，可利用其责任感和退休焦虑。”

旁听席上，许多老人开始流泪——他们理解那种“不想给组织添麻烦”的心态。

程俊杰演示资金流转部分：“钱一旦进入指定账户，系统自动启动洗钱程序。通过加密货币、地下钱庄、虚假贸易等方式，最快九分钟可以出境。张坚先生的2300万，在1小时47分钟内完成全部转移和洗白。”

沈舟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个系统最可怕的地方，是它的‘人性化设计’。它不利用人的贪婪——传统诈骗那样，而是利用人的责任感、爱心、恐惧感。张坚先生被骗，不是因为他贪心，是因为他太负责任；李秀娟女士被骗，不是因为她愚蠢，是因为她太爱女儿。”

曹荣荣补充：“更严重的是，系统设计了‘心理崩溃预警’机制。当受害人压力值超过阈值时，系统会提示操作员‘目标可能崩溃，建议缓解’。但在张坚案中，操作员无视了警告，继续施压。而危暐作为系统设计者，在后续优化建议中写的是‘优化阈值算法’，而不是‘增加强制终止机制’。”

法庭陷入死寂。技术证言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不是冲动犯罪，是精心设计、系统化执行的屠杀。

（四）死者家属陈述：九个破碎的世界

下午两点，庭审进入最残酷的环节：九名死者家属的陈述。

周正明法官特别允许他们坐着陈述，并安排了心理医生在场。

第一个是周老伯。他颤巍巍站起来，手里握着儿子的照片。

“我儿子是语文老师，二十八岁，准备国庆结婚。”老人的声音像破旧的风箱，“被骗那天，他给我打电话，说‘爸，婚可能结不成了’。我问为什么，他说钱被骗了。我说钱没了再赚，人没事就好。他说‘可是小玲（未婚妻）家里不同意了’。”

老人停顿，努力控制情绪：“第二天，他照常去上课，给学生讲《背影》，讲父爱。下课回家，喝了农药。遗书上写：‘爸，我对不起你，把你攒了一辈子的钱都弄丢了。小玲走了，我也没脸活了。’”

他看向危暐：“我儿子教《背影》，教学生要感恩父母。可他死的时候，觉得对不起我。这世道，怎么成了这样？”

第二个是李秀娟的妹妹，抱着姐姐留下的婴儿。

“我姐查出乳腺癌早期，本来可以治。但她把钱都留给女儿治病，自己放弃治疗。”年轻女子泣不成声，“外甥女的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她配型成功，但没钱做手术。诈骗集团冒充‘慈善基金会’，说可以资助五十万，但要先交五万保证金。那是她最后五万块钱。”

婴儿似乎感应到母亲的悲伤，开始大哭。法警拿来奶瓶，但婴儿拒绝，哭声在法庭里回荡。

“钱打过去，人就消失了。我姐去公安局报案，民警说钱很难追回。她回到家，给女儿喂了最后一次奶，写了遗书，跳了江。遗书上写：‘妈妈没用，救不了你。妹妹，孩子托付给你了。’”

她死死盯着危暐：“我外甥女现在三岁，每个月要花两万多医药费。我问你，你的系统优化了，赚钱了，我外甥女的命，谁优化？”

第三个是赵先生，他父亲是退伍军人，被“以房养老”骗局骗走房产。

“我爸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腿上还有弹片。”赵先生声音硬邦邦的，“他一辈子硬气，被骗后，不说自己被骗，说‘我蠢，我活该’。不让我们报警，说丢不起老兵的脸。他在大桥底下住了三天，说‘没脸回家’。第四天，清洁工发现他时，身体都僵了，手里还握着我的照片。”

他站起来，指着危暐：“我爸战场上没死，死在你们这些骗子手里！你们比敌人还狠，敌人要命，你们要命还要脸！”

九个家庭，九段陈述。当最后一个家属说完时，法庭里已经泪流成河。连法警都在偷偷抹眼泪。

危暐全程低着头，但监控显示，他的心率一度达到140，血压飙升到危险值。医生准备介入，但他摆手拒绝。

当家属陈述全部结束时，周正明法官问：“被告人，你有什么想对死者家属说的？”

危暐慢慢站起来，镣铐哗啦作响。他转向家属席，深深鞠躬，保持这个姿势整整一分钟。

直起身时，他满脸泪水。

“我没有资格请求原谅。”他的声音破碎不堪，“我夺走了你们的亲人，毁掉了你们的生活，这种罪，用我的命也还不清。我只能说……对不起。虽然这三个字，轻得像灰尘。”

他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请求重判。不是表演，是真心话。我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只希望，在惩罚之后，给我一个机会，用我剩下的生命，去阻止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去保护更多可能受害的人。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让我的罪有点意义的方式。”

（五）张斌作证：从儿子到守护者

“传唤证人张斌。”

张斌站起身。他今天穿着深色西装，系着父亲留下的领带。走过通道时，几个死者家属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在这一刻，他们是一个共同体。

宣誓后，张斌没有立即开始陈述。他看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请求将父亲的遗像放在证人席上。他不是证人，但他是这一切的起源。”

周正明法官沉吟片刻，点头允许。

张斌将父亲遗像端正放在桌上，然后才开始。

“我父亲张坚，如果活着，今年六十四岁。他应该已经退休四年，在小区里下棋、遛弯，和我母亲吵架又和好——虽然我母亲十年前就去世了。周末，他可能会来北京看我，抱怨房价太高，催我结婚生孩子。”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但他没有活到六十四岁。他死在五十九岁，死在还有五个月退休的时候，死在他工作了一辈子的油料仓库。”

张斌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不是法律文件，是生活痕迹。

“这是他的工作笔记，从1978年参加工作到2019年，四十一本。每本扉页都写着：‘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这是他的体检报告，高血压、糖尿病，医生让他休息，他说‘站完最后一班岗’。”

“这是他给我寄钱的汇款单，从1998年我上大学到2019年，一共七十三张，总额二十八万六千元。他自己穿三十块钱的衬衫。”

“这是他最后发给我的短信：‘儿子，爸爸对不起你。’发送时间：2019年8月22日晚上九点十七分。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但还没决定自杀。”

法庭里只有张斌的声音和偶尔的抽泣声。

“很多人问我：你恨吗？恨。但不是恨一个人，是恨一个系统——一个能把好人逼死的系统。危暐设计的技术系统是硬件，但社会的漏洞、制度的缺陷、人性的弱点，是软件。硬件加软件，才组成那台杀人的机器。”

他转向危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周正明法官点头允许。

“在你优化的‘压力计算模型’里，有没有加入‘强制终止’功能？就是当受害人压力值超过阈值时，系统会自动切断诈骗进程，甚至反向提醒受害人‘你可能正在被骗’？”

危暐沉默了几秒：“没有。因为诈骗集团不会同意。”

“所以你知道这个功能该有，但没有做。”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那份工作，需要那份收入。”危暐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我对自己说，我不做，别人也会做。我做了，至少能控制不做得太过分。但这只是自我欺骗。”

张斌点头：“我父亲被骗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冒充纪委的人说‘这是对你的测试’。他知道我父亲最怕什么——怕给组织添麻烦，怕晚节不保。你们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软肋。”

他看向全场：“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不只是作为受害者家属，也作为反诈项目的工作者。我父亲的死教会我一件事：仇恨只能毁灭，建设才能拯救。我恨危暐，这是真的。但我要用这种恨做燃料，去完善反诈系统，去教育更多人，去堵住制度漏洞。”

他最后说：“审判长，我不对量刑发表意见。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只想说：无论判决如何，我都将继续我的工作。因为每阻止一起诈骗，每保护一个家庭，都是对我父亲的一点告慰。而危暐的赎罪，如果真能帮助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至少他的余生有了正确的方向。”

他走回座位时，旁听席爆发出掌声。不是庆祝，是对一种超越仇恨的勇气的致敬。

（六）辩护与反驳：技术的“中立性”之辩

辩护律师起立，开始了艰难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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