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4章 审判日——当罪与罚在天平两端（2/2）

周正明法官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被告人危暐，你现在有什么想对死者家属说的？”

危暐慢慢站起来。手铐和脚镣发出沉重的声响。他转向家属席，深深鞠躬，保持这个姿势整整一分钟。

然后他直起身，脸上全是泪。

“我……我没有资格请求原谅。我夺走了你们的亲人，毁掉了你们的生活，这种伤害，用我的命也弥补不了。我只能说……对不起。虽然这三个字，轻得像灰尘。”

他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请求重判。不是表演，是真心话。我的罪行，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只希望，在惩罚之后，给我一个机会，用我剩下的生命，去阻止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去保护更多可能受害的人。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让我的罪有点意义的方式。”

（七）技术证人团：罪与救赎的双重剖析

下午的庭审进入技术质证环节。张帅帅、曹荣荣、沈舟、程俊杰等修复中心成员作为专家证人出庭。

张帅帅详细解析了危暐设计系统的技术危害性：“这不是普通的诈骗工具，是‘诈骗工业化’的核心引擎。它使得诈骗从‘个体犯罪’升级为‘平台犯罪’，危害性呈指数级增长。”

曹荣荣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些系统最危险的地方，是它们‘人性化’的设计逻辑。它们不利用人的贪婪——那是传统的诈骗逻辑，而是利用人的责任感、爱心、恐惧感等更深层的情感。这使得受害者不仅在财产上受损，在心理上也遭受毁灭性打击，自杀率远高于普通诈骗。”

沈舟补充：“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精准诈骗’破坏了社会的信任基础。当人们发现，连最值得信赖的‘组织’‘亲情’‘权威’都可能被伪造时，社会将陷入普遍的怀疑和冷漠。这是比经济损失更长远的社会伤害。”

辩护律师试图从“技术贡献”角度辩护：“但不可否认，被告人回国后，提供了大量关键信息，协助破获多起大案，追回数亿元资金，阻止了多起正在进行的诈骗。这是否应该作为量刑的从轻情节？”

公诉人反驳：“功是功，过是过。他协助破案，是因为他手里有犯罪证据——而这些证据，正是他参与犯罪的结果。不能因为小偷交出了赃物，就认为他偷窃的行为值得称赞。更何况，他的‘贡献’与造成的损害相比，微不足道。”

程俊杰作为技术专家，提出了一个折中观点：“从纯粹的技术治理角度，危暐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对诈骗技术的理解深度，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能将这种‘深度’用于反诈，理论上可以大大提高防护效率。但问题是：我们能否信任一个犯下如此重罪的人？如何防止他再次作恶？”

这个问题，也是法庭需要裁决的核心矛盾。

最后一位技术证人是韦晖——通过监狱视频连线出庭。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虽然画面做了面部模糊处理。

“我和危暐走的是相似的路，但不同的方向。”韦晖的声音经过处理，但平静清晰，“我们都曾是诈骗集团的技术核心，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区别在于，我是在被抓后才开始赎罪，而他是主动回国自首并协助破案。”

“从技术角度看，危暐的能力在我之上。他设计的系统更精密、更高效。如果他真心悔改，他在反诈领域的潜力是巨大的。但风险也同样巨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绕过防护系统。”

法官问：“依你看，应该如何平衡这种潜力和风险？”

韦晖沉默了几秒：“我认为，可以建立‘双盲技术赎罪机制’。他在监狱中开发反诈算法，但不能知道这些算法用在哪些具体系统上；系统使用他的算法，但不能让他接触实际数据。同时，他的所有产出，必须经过至少三道独立审查。这样，既利用了他的知识，又控制了他的风险。我在监狱里，现在就是在这种机制下工作。”

这个提议引起了讨论。公诉人质疑可行性，辩护律师认为这是“将功赎罪”的具体路径。

周正明法官让书记员详细记录。

（八）最终陈述：罪人的独白与检察官的诉求

庭审进入最后阶段。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危暐站起来。他要求不拿稿子，脱稿陈述。

“四年三个月前，我离开中国时，我母亲在机场哭，说‘早点回来’。我妻子怀孕六个月，说‘我和孩子等你’。我对自己说，去赚两年钱就回来，让家人过好日子。”

“四年三个月，我赚了很多钱，但失去了所有。母亲到死没见我最后一面，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我，父亲含恨而终。而我，从一个被组织培养的技术骨干，变成了害死九个人的罪人。”

他停顿，控制情绪。

“在缅甸的每一天，我都在自我欺骗。我说‘我只是做技术’，但我的技术让骗子骗了五十多亿。我说‘那些人自杀是他们脆弱’，但我知道是我的系统把他们逼到绝境。我说‘我赚了钱就收手’，但我越赚越多，越陷越深。”

“直到张坚先生自杀的消息传来。那是我经手的案子，我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资料——一个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党员，一个认真工作一辈子的人。我的系统标记他‘心理承受能力强，可施加高压’，于是骗子们轮番上阵，把他逼死了。”

危暐的声音开始哽咽：“那天晚上，我梦见我父亲。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醒了，一身冷汗。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有一天，有人用我设计的系统去骗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妻儿，我会怎么样？而我，正在做这样的事。”

“我开始整理罪证，准备自首。但集团发现了，他们威胁要杀我全家。我退缩了，又干了半年。直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我知道，我再不回头，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他看向审判席：“审判长，各位法官，我知道我的罪行该判死刑。我接受。但我恳请，如果给我活着的机会，让我用剩下的生命赎罪。不是在监狱里浑浑噩噩等死，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用我的技术去对抗我曾经助长的罪恶。”

“这不是为了减刑，是为了让我死的时候，能稍微心安一点。让我到了那边，见到张坚先生他们，能说一句‘对不起，我后来做了些好事’。”

说完，他深深鞠躬，久久不起。

接着是公诉人做最后陈述，请求法庭依法严惩。

最后，周正明法官宣布：“本案案情重大复杂，合议庭需要时间评议。现在休庭。宣判日期另行通知。”

法槌落下。

（九）休庭之后：在走廊里的对峙与对话

休庭后，人群陆续离开。死者家属被安排从特殊通道离开，避免与媒体接触。

张斌在走廊里，被记者围住。

“张先生，你刚才在法庭上说‘有些事比个人的恨更重要’，这是否意味着你原谅了危暐？”

张斌摇头：“不原谅。但原谅不是今天的事，是我余生要面对的课题。今天，法律会做出判决。而我的责任，是继续做反诈工作，让我父亲的死有意义。”

“你支持危暐在监狱里做技术赎罪吗？”

“从情感上，我反对。从理性上，我理解这种提议的实用性。”张斌谨慎地说，“但前提是，必须有最严格的监管，确保他不能再造成任何伤害。而且，这不能成为减刑的理由。他该坐多少年牢，一天都不能少。”

另一边，陶成文也被记者追问。

“陶主任，作为危暐曾经的导师，你希望怎么判？”

陶成文看着远处的法院大门，阳光正从云层中透出。

“我希望法律给出公正的判决。不因为我们的愤怒而重判，不因为他的贡献而轻判。然后，如果他还活着，让他在法律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做补偿。这不容易，但我们必须尝试——因为监狱里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高智商罪犯，社会必须学会如何‘转化’而不是简单‘消灭’这种危险的能力。”

在法院地下车库，魏超和马强在警车边抽烟。

“你怎么看？”马强问。

魏超吐出一口烟：“我抓了一辈子罪犯，第一次心情这么复杂。按法律，他该死。按情理，他该死。但按‘效用’……他活着确实能救更多人。”

“你支持死缓？”

“我支持法律怎么判就怎么执行。”魏超掐灭烟头，“但判完之后，如果他还活着，我申请去监督他的‘技术赎罪’。我不信任他，所以我要亲自盯着。”

这时，辩护律师王律师走过来。

“魏警官，张先生在吗？危暐想见他一面，在押解回看守所之前。就五分钟。”

魏超皱眉：“这不合规定。”

“看守所那边特批了，鉴于……情况特殊。”王律师说，“危暐说，如果张斌不愿意见，他完全理解。”

魏超看向远处的张斌。张斌正在和曹荣荣说话，似乎感觉到了目光，转过头来。

魏超走过去，低声转达。

张斌沉默了很久。

“在哪里见？”

（十）最后五分钟：两个男人的对视

会见安排在法院的一间临时羁押室。隔着防爆玻璃，有录音录像，两名法警在场。

张斌走进去时，危暐已经坐在玻璃对面。他戴着手铐脚镣，但坐得很直。

两人对视。谁也没先开口。

时间过去了整整一分钟。

“我母亲今天也来了。”危暐突然说，“在旁听席最后一排，戴着口罩。她没告诉我，是我偶然看到的。休庭时，她远远看了我一眼，就走了。”

张斌没想到是这个开场。

“她身体不好，不该来的。”危暐继续说，“但她还是来了。就像你父亲，明明可以报警、可以拖延，但他选择一个人承担。我们害的，都是最好的人。”

“你想说什么？”张斌问。

“我想说……谢谢你。”危暐的声音很轻，“谢谢你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不是为我说情，是为‘比恨更重要的事’而工作。这让我觉得，我的忏悔，至少有人听到了。”

张斌摇头：“我不是为你。我是为我父亲，为其他受害者，为未来可能受害的人。”

“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才值得感谢。”危暐看着张斌，“我害死了你父亲，毁了你的人生。但你选择站起来，做一件伟大的事。而我，在毁掉那么多人之后，才学会站起来。我比你，晚了太多，也差了太多。”

张斌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恨还在，但不再纯粹。

“判决下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会在监狱里开始工作。”危暐说，“韦晖告诉我他们的‘双盲机制’，我觉得很好。我会开发反诈算法，但永远不知道用在哪儿。这样最安全。”

“你就不怕，那些算法又被滥用？”

“所以需要你们监督。”危暐说，“陶主任、魏警官、张帅帅……还有你。你们要像防贼一样防着我，审查我的每一行代码。这是我的惩罚，也是我的救赎。”

会见时间快到了。

危暐最后说：“张斌，我不会请求你原谅。但我希望，很多年以后，当你想起你父亲时，除了痛苦，还能想到——他的死推动了反诈的进步，救了很多很多人。而我的罪，至少有一部分，转化成了保护他人的力量。这样想，也许能让痛苦……稍微轻一点。”

张斌没有回答。

法警示意时间到。危暐站起身，向张斌微微鞠躬，然后被带出羁押室。

张斌独自站在空荡的房间里。防爆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和四年前父亲葬礼上那张苍白、绝望的脸，已经不一样了。

他走出法院时，夕阳正西下。金色的光芒洒在青铜大门上，洒在台阶上，洒在每一个走出法庭的人脸上。

陶成文在车边等他。

“怎么样？”陶成文问。

张斌看着夕阳：“他说，希望很多年以后，我想起父亲时，痛苦能轻一点。”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张斌诚实地说，“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要更努力地工作。因为无论是恨，还是原谅，都需要力量。而我选择，把力量用在建设，而不是毁灭上。”

陶成文拍拍他的肩膀：“上车吧。还有很多事要做。”

车驶离法院。后视镜里，法院大楼渐渐远去。

但审判还没有结束——法律的判决即将下达，而每个人心中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第九百一十七章完，字数统计：字”

“本章核心看点”

法庭审判的全景呈现：从庭审程序到情感碰撞，完整展现一桩重大科技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

张斌的证人陈述突破：从单纯受害者家属到兼具公共责任感的证人，展现个人创伤向社会行动转化的关键一步。

技术伦理的深度辩论：围绕“技术中立性”“罪责边界”“赎罪可能性”的多方交锋，呈现科技犯罪时代的司法困境。

九名死者家属的集体陈述：通过九个破碎家庭的故事，立体展现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维度。

危暐的最后陈述：罪人的自我剖析与救赎请求，呈现复杂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矛盾与挣扎。

韦晖的远程证言：通过“同类但不同路”的对比，探讨犯罪者改造的不同路径与风险控制。

“下章预告：第九百一十八章《判决之后》”

危暐案判决结果公布，死刑？死缓？无期？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应。

判决后的技术赎罪机制如何建立？监狱中的“高智商罪犯劳动改造计划”试点。

张斌的“记忆之光”项目迎来千万访问里程碑，联合国反诈论坛发出正式邀请。

“坚飞守护系统”全国推广遭遇最大阻力——某省发生大规模误报事件，舆论反弹。

境外诈骗集团针对系统的报复性攻击升级，首次尝试物理破坏修复中心服务器。

林薇（危暐前妻）带孩子移民加拿大前的告别，与张斌的第二次对话。

团队内部出现分歧：继续优化系统还是重构底层逻辑？

判决不是终点，而是新一轮挑战的开始。当法律做出了裁决，社会如何消化？受害者如何继续生活？罪人如何真正赎罪？下一章，判决之后，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