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4章 审判日——当罪与罚在天平两端（1/2）

（一）清晨六点：法庭外的等待

天色未明，云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已经聚集了人群。

媒体记者架起摄像机，镜头对准那扇沉重的青铜大门。旁听群众排成长队，经过严格安检。法警神色肃穆，在台阶两侧站立。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寂静，只有早春的寒风吹过旗帜的猎猎声。

陶成文的车停在街角。他没有立即下车，而是透过车窗看着法院大楼。这座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今天将审理一起前所未有的案件——不仅因为涉案金额高达五十多亿，更因为被告人危暐的身份：曾是公安系统培养的技术骨干，后成为跨国诈骗集团的核心技术顾问，如今回国自首并协助破获多起大案。

“陶主任，该进去了。”副驾驶座的魏超说。

后座坐着张斌、曹荣荣、沈舟。张帅帅、程俊杰等人乘坐另一辆车。修复中心的核心团队今天都将出庭——部分作为证人，部分作为技术顾问旁听。

张斌今天穿着深色西装，系着素色领带。他手里拿着一个旧牛皮纸信封，里面是父亲的工作证、几张家庭照片，还有父亲最后发给他的那条短信的打印件。这些不会作为证据呈堂，但能让他保持平静。

“紧张吗？”曹荣荣轻声问。

“比想象中平静。”张斌说，“该流的眼泪，在准备证词时已经流完了。”

陶成文最后看了一眼法院上方的国徽，推开车门。

寒风吹来，带着清晨的湿气。陶成文下意识裹紧大衣，这个动作让他想起四年前，也是这样的早晨，他站在公安大学礼堂，为即将毕业的危暐颁发“优秀学员”证书。那时的危暐意气风发，代表毕业生发言：“我愿用所学技术，守护这片土地的安宁。”

誓言犹在耳边，人已沦为阶下囚。

（二）法庭之内：国徽下的罪与悔

第七审判庭，能容纳三百人的旁听席座无虚席。前两排是九名死者的家属，包括张斌。第三排开始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媒体代表。修复中心团队坐在左侧区域。

法庭正中央，审判席高踞。主审法官是省高院刑一庭庭长周正明，五十八岁，以严谨着称。左右是两名审判员。公诉人席上，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亲自带队。辩护人席，是司法部指派的两位资深律师。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被告人入口。

九点整，法警打开侧门。危暐被押解入庭。

他穿着看守所的橙色马甲，戴着手铐，头发剃短了，眼镜换成了塑料框的。四十三岁，却已鬓角花白。他走进法庭时，脚步很稳，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在陶成文脸上停留了一瞬，微微点头，然后在张斌脸上停留更久，眼神复杂。

最终，他站定在被告人席，面向审判席。

“全体起立。”书记员宣布。

周正明法官带领合议庭成员入席。法槌落下。

“云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危暐涉嫌诈骗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传授犯罪方法罪一案。”法官的声音沉稳有力，“被告人危暐，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

危暐抬起头：“没有异议。我认罪。”

旁听席一阵低语。这么重大的案件，被告人当庭认罪，出乎很多人意料。

公诉人开始宣读起诉书。厚达一百七十二页的文书，详细列举了三十七起重大诈骗案，其中九起导致受害人自杀。涉案总金额五十一亿七千三百万元，受害人多达两千三百八十九人。

每念到一个受害者的名字和金额，旁听席就有人低声啜泣。张斌紧紧握着手中的信封。

当念到“张坚，被骗两千三百万元，自杀身亡”时，张斌闭上眼睛。他能感觉到，身后那些死者家属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将私人痛苦转化为公共行动的家属，某种意义上，他成了这些家属的代表。

起诉书宣读完毕，用时一小时四十七分钟。

法庭陷入沉重的寂静，只有摄影机的轻微运转声。

（三）第一个证人：当技术精英成为犯罪工具

“传唤证人陶成文。”

陶成文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襟，走向证人席。宣誓后，他坐定。

公诉人开始询问：“陶成文，你与被告人是什么关系？”

“我曾是他的领导和导师。”陶成文声音平稳，“2008年至2019年，危暐在云海市公安局网络安全部门工作，期间参与多个重要项目，表现突出。”

“根据你的了解，被告人是什么时候开始与境外诈骗集团接触的？”

陶成文看向危暐。危暐低着头，手铐在栏杆上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2018年底，他的岳母查出晚期癌症，需要巨额医疗费。”陶成文说，“他申请预支工资、向同事借款，但缺口很大。2019年3月，他通过一个技术论坛接触到一个‘东南亚科技公司’的猎头。我们事后调查，那个猎头是诈骗集团伪装的。”

“他当时知道那是诈骗集团吗？”

“据他后来交代，他怀疑过，但对方承诺‘只做技术分析，不直接参与诈骗’，并且开出了年薪两百万的条件。”陶成文停顿了一下，“更重要的是，当时他处在极度焦虑中。岳母的病情、妻子的眼泪、未出生的孩子，这些压力让他选择了相信。”

辩护律师举手：“审判长，我反对。证人在推测被告人的心理状态。”

周正明法官：“反对有效。证人只陈述事实。”

陶成文调整了措辞：“2019年4月，危暐以‘出国深造’为由辞职。我们后来查到，他于4月15日飞往泰国，次日进入缅甸KK园区。他的技术专长很快得到重用，三个月后晋升为技术总监。”

公诉人出示证据：危暐在KK园区的工牌照片、他设计的系统界面截图、以及他从园区账户领取“奖金”的银行流水。

“这些技术系统，主要用于什么目的？”公诉人问。

“用于大规模、精准化的电信网络诈骗。”陶成文指向大屏幕，“比如这个‘智能画像系统’，能从互联网碎片信息中拼凑出完整的人物画像；这个‘话术推荐引擎’，能根据受害人反应实时推荐最有效的话术；这个‘压力计算模型’，能评估受害人的心理承受阈值，指导诈骗分子施加压力的程度。”

屏幕上滚动着复杂的代码和流程图。旁听席上，很多人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印象中的诈骗，还是“猜猜我是谁”那种低级手法，而这里展示的，是堪比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体系。

“被告人设计的这些系统，造成了什么后果？”公诉人问。

陶成文深吸一口气：“根据我们统计，使用危暐设计系统的诈骗集团，成功率提高了三倍，平均诈骗金额提高了五倍。更重要的是，这些系统能精准锁定最脆弱的人群——比如独居老人、重病患者家属、即将退休的干部。因为他们心理防线更脆弱，被骗后后果更严重。”

九名死者家属中，有人开始哭泣。

陶成文最后说：“作为他曾经的导师，我最痛心的是，他把他从我这里、从公安系统学到的技术，用在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我们教他守护人民，他用这些知识伤害人民。”

询问结束。辩护律师站起身。

（四）辩护与反驳：技术的“中立性”之辩

“陶成文证人，”辩护律师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律师，声音温和但有力，“你刚才提到，危暐设计的系统‘提高了诈骗成功率’。但我想问：这些系统本身，是否具有犯罪必然性？”

陶成文皱眉：“我不理解这个问题。”

“我的意思是，”律师走近一步，“比如一把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刀本身是中立的，犯罪的是用刀的人。危暐设计的这些系统，理论上是否也可以用于正当目的？比如，同样的画像系统可以用于寻找走失老人，话术系统可以用于心理热线咨询，压力模型可以用于心理危机干预？”

旁听席一阵骚动。这是个刁钻的角度。

陶成文思考了几秒：“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这些系统从设计之初，就针对诈骗场景做了优化。比如，画像系统专门收集人的财务、健康、家庭关系等敏感信息；话术系统训练数据全部来自诈骗录音；压力模型的目标是‘在不导致受害人报警的前提下最大化榨取金额’。它们的设计目的很明确：更高效地犯罪。”

“但设计目的不等于实际用途。”律师不放弃，“如果一个诈骗集团用这套系统犯罪，是否应该由使用者承担主要罪责，而不是设计者？”

公诉人起身：“审判长，辩护人在混淆概念。被告人不是简单地设计了一个‘中性工具’，他是诈骗集团的正式成员，享有分成，参与决策。他设计的系统是根据诈骗集团的‘需求反馈’迭代升级的。这就像一个人专门为杀人犯定制了一把更容易杀人的刀，然后说‘刀是中立的’。”

周正明法官点头：“请辩护人注意问题的相关性。”

律师转向危暐：“被告人，你设计这些系统时，是否认为自己只是在做‘技术工作’？”

危暐抬起头。这是开庭后他第一次开口回答非程序性问题。

“一开始，我是这么自我安慰的。”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有些沙哑，“我想，我只是写代码，钱是别人骗的，罪是别人犯的。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没有我的系统，他们骗不了那么多人、那么多钱。我的代码就是诈骗的‘加速器’和‘放大器’。”

他看着律师：“王律师，谢谢您为我辩护。但技术不是中立的，当你知道它会被用来作恶，还去设计它，你就是共犯。更何况，我不只是设计，我还培训他们使用，还根据‘业绩’拿提成。我是主犯，不是从犯。”

律师愣住了。他从业四十年，第一次遇到在法庭上否认自己辩护理由的被告人。

旁听席一片哗然。

危暐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认罪，也认罚。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为自己开脱的，是来承担罪责的。我只请求一件事：在判决之后，如果我还活着，允许我在监狱里用我的技术做反诈工作。这不是交换条件，是我唯一能做的赎罪。”

周正明法官深深看了他一眼：“你的意见，合议庭会考虑。现在继续庭审。”

（五）张斌作证：从儿子到证人

“传唤证人张斌。”

张斌站起身。他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尤其是身后那些死者家属的目光。他走过通道时，一个中年女人低声说：“张斌，坚强点。”那是另一个自杀者的女儿。

证人席上，张斌深呼吸，宣誓。

公诉人的询问从基本事实开始，很快就进入了核心。

“张斌，你父亲张坚被骗的具体经过，你是否清楚？”

“清楚。”张斌说，“通过警方的侦查、被告人的供述，以及我自己的调查，我基本还原了全过程。”

“请向法庭陈述。”

张斌开始讲述。但他没有像公开课那样详细展开技术细节，而是聚焦在父亲的个人经历上。

“我父亲是1978年参加工作的老油料员。那个年代，物资紧缺，他曾经为了追回一批被盗的柴油，在雪地里蹲守三天三夜，冻伤了脚趾。他常说：‘公家的东西，一分一厘都不能丢。’”

“2019年8月，他还有五个月退休。单位已经谈好，返聘他做技术顾问，他也答应了，说‘还能发挥余热’。他甚至在规划退休后去北京和我住一段时间，帮我带孩子——虽然我那时还没结婚。”

张斌的声音很平静，但握着信封的手在微微颤抖。

“骗局从周五下午四点开始。冒充‘总局领导’的人说，有‘中央紧急任务’，需要调用油料。我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手续怎么办？’对方说：‘事后补。’我父亲犹豫了，他工作四十年，从来没有‘事后补手续’的先例。”

“这时，第二个骗子登场，冒充‘省纪委干部’，说这是‘对你的测试’。我父亲最怕什么？最怕给组织添麻烦，最怕晚节不保。他们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

法庭里很安静，只有张斌的声音和偶尔的抽泣声。

“晚上八点，他打完了最后一笔钱。两千三百万，其中一部分是困难职工的补助款。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去纪委主动说明情况。纪委当然知道他是受害者，但程序上，他确实违规调动了资金，必须停职。”

张斌停顿了一下：“他最痛苦的，不是钱没了，是‘我给组织添麻烦了’‘我对不起那些等钱的职工’。这种愧疚感，比骗子的威胁更致命。”

“2019年8月23日上午，他去油料仓库，说是‘最后看看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没有人怀疑，因为他确实快退休了。中午，他从检修平台跳了下去。没有遗书，只有手机里一条未发出的短信：‘儿子，爸爸对不起你。’”

张斌抬起头，看向危暐：“被告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周正明法官：“证人可以直接向被告人提问。”

危暐抬起头，与张斌对视。

“在你设计的‘压力计算模型’里，我父亲最后的心理状态，被标记为什么？”张斌问。

危暐沉默了几秒：“标记为‘崩溃阈值突破，建议终止接触’。系统判定，再施加压力，他可能自杀。但那时，钱已经骗完了。”

“所以你知道，这种骗法可能会逼死人？”

“知道。”危暐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那你为什么还设计？为什么还优化？为什么还教别人怎么用？”张斌的三个为什么，像三把刀。

危暐闭上眼睛，又睁开：“因为……因为我麻木了。我把人变成了数据点，把自杀变成了‘系统误差’。我告诉自己，大部分人不会自杀，那少数……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这是最卑鄙的自我欺骗。”

张斌点点头，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

他准备离开证人席，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还有一句话。”他说，“我恨被告人，这是真的。但我今天站在这里，不只是作为受害者家属，也作为反诈项目的工作者。我知道，单纯的恨解决不了问题。我父亲的死，如果能推动社会更重视反诈，如果能完善制度堵住漏洞，如果能警示更多人，那么他的血就没有白流。而被告人的赎罪，如果真能帮助破获更多案件，追回更多钱财，阻止更多悲剧，那么……至少他的余生有了正确的方向。”

他看向危暐：“这不是原谅。这是我父亲用生命教我的：有些事，比个人的恨更重要。”

说完，他走回座位。曹荣荣轻轻握了握他的手，发现他的手冰凉，但很稳。

（六）死者家属陈述：九个破碎的世界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法庭进入了最沉重的部分：九名死者的家属逐一陈述。

第一个是周老伯，他儿子的案子在第九百一十六章提到过。“我儿子是中学老师，被骗了六十万结婚钱。他喝农药那天，穿的是我给他买的新衬衫，说是等婚礼上穿。他才二十八岁……”

第二个是李阿姨，她的女儿是单亲妈妈，被骗走孩子的白血病治疗费。“我外孙女现在还在医院，等钱做手术。我女儿跳楼了，钱也没追回来。我每天打两份工，但不够啊……”

第三个是赵先生，他的父亲是退休工程师，被“以房养老”骗局骗走了房产。“我爸一辈子要强，睡了大桥底下，说没脸回家。第三天，清洁工在桥洞发现他，身体都僵了……”

每一个陈述，都在法庭里刮起一阵悲伤的风暴。有人痛哭失声，有人愤怒颤抖，有人麻木地坐着，眼泪已经流干。

危暐始终低着头。但每次家属说到细节时，他的肩膀都会剧烈颤抖。当李阿姨说到“我外孙女问我‘妈妈去哪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时，危暐突然弯下腰，发出野兽般的呜咽。法警上前，但他摆摆手，重新坐直，满脸泪水。

第九个陈述的是个年轻人，他父亲被骗后突发心梗去世。“我爸是退伍军人，一辈子硬气。被骗后，他说‘我蠢，我活该’。不让我们报警，说丢人。三个月后，心梗走了。临终前说‘对不起孩子’。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他！”

所有家属陈述完毕后，法庭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连法官都在整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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