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2章 罪证与证罪——当2300万化为灰烬时（1/2）

（一）福州，晨雨中的老社区

福州的清晨下着细密的雨。

陶成文站在一栋九十年代建成的老居民楼下，抬头看向六楼那个装着防盗网的阳台。阳台上晾着几件颜色黯淡的衣服，一盆半枯的绿萝在雨中微微颤动。这里是危暐母亲的家，也是他出国前最后居住的地方。

团队成员陆续下车。张帅帅撑着一把黑伞，伞面压低，看不清表情。曹荣荣和沈舟共撑一把伞，两人都没有说话。魏超没打伞，任凭雨打湿他的短发和夹克。马强从后备箱提出两箱牛奶、一盒保健品——这是陶成文坚持要带的，“探望老人要有探望的样子”。

张斌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他站在车边，抬头看向那个阳台的时间最长。雨滴顺着他的脸颊滑下，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什么。

“如果你不想上去，可以在车里等。”陶成文走到他身边。

张斌摇头：“我要听。我要知道每一个细节。”

这是公安部特别批准的行动。在危暐通过加密信道向陶成文发送了“我母亲病重，可能撑不过这个月。如果你们还想听完整的忏悔，现在是最后机会”的消息后，陶成文向部里提交了申请。经过三天评估，批准了这次特殊的“探视与取证”——既是探望危暐病重的母亲，也是从他口中获取张坚案及其他重大案件的一手供述。

条件很严格：全程录音录像，不得承诺任何减刑或优待，不得泄露案件侦查信息，时间控制在三小时内。

“他还不知道张斌会来。”上车前，陶成文提醒过所有人，“他看到张斌时的反应，本身就有情报价值。”

现在，他们站在了楼下。单元门是老旧的对讲门禁，陶成文按下603。

漫长的等待。对讲机里传来沙哑的女声：“谁啊？”

“阿姨，我是陶成文，危暐以前的领导。我们来看看您。”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门锁“咔哒”一声开了。

（二）603室：时间停滞的房间

603室有一股混合着中药、陈旧家具和老人气息的味道。客厅很小，摆着一套八十年代款的木质沙发，罩着洗得发白的布套。墙上挂满了照片——危暐从小到大的成长记录。

最显眼的位置，是危暐穿着硕士服的照片，笑容灿烂。旁边是他和妻子的结婚照，妻子很漂亮，依偎在他肩头。再旁边是一张全家福：危暐、妻子、刚出生的孩子、父母。所有人都笑着。

那是2017年拍的。2018年，岳母查出癌症。2019年，危暐出国。2020年，妻子提出离婚，带着孩子去了加拿大。2021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现在，母亲肝癌晚期。

一个家庭在四年内分崩离析。

危暐的母亲从卧室慢慢走出来。她瘦得惊人，但衣着整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陶主任，你们坐。”她的声音很轻，但清晰，“小暐在视频里提过您，说您是他遇到过最好的领导。”

陶成文喉咙发紧：“阿姨，您身体怎么样？”

“就这样。”她在沙发上坐下，动作很慢，“医生说还有两三个月。够了，该受的罪都受了。”

她看向张斌：“这位是？”

“张斌，我们团队的同事。”陶成文介绍。

老人点点头，没有多问。但她的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片刻，像是在记忆什么。

“小暐在房间里。”她指向最里面的卧室，“他说要整理些东西给你们。我去烧水泡茶。”

曹荣荣起身：“阿姨，我来帮您。”

厨房里，曹荣荣看着老人用颤抖的手洗杯子、取茶叶。灶台上的药罐还在冒热气。

“阿姨，您恨他吗？”曹荣荣轻声问。

老人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恨过。最恨的时候，是想他怎么不死了算了。他爸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我对不起你，生了这么个儿子’。我哭啊，哭得眼睛都快瞎了。”

水烧开了。她慢慢倒水：“但恨久了，就恨不动了。他是我儿子，再怎么错，也是我儿子。我现在只想在我走之前，见他一面。可他说他回不来。”

她抬起头，眼里有泪光：“陶主任，你们能让他回来吗？哪怕……哪怕就是回来坐牢，我也能去看看他。”

曹荣荣无法回答。她知道危暐被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一旦入境就会被逮捕。但引渡或劝返的谈判极其复杂，何况他现在是多个犯罪集团的核心技术顾问。

“我们在努力。”她只能说。

（三）卧室：六平方米的忏悔室

危暐的卧室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书桌上还摊开着几本技术书籍：《高级加密算法》《分布式系统设计》《神经网络实战》。书架上是各种奖杯和证书：全国编程大赛一等奖、省级科技进步奖、优秀党员……

床边的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几个地方：新加坡、吉隆坡、曼谷、迪拜。那是他曾经梦想去工作的“国际科技中心”。

而现在他在缅甸。

陶成文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加密通信软件。团队其他人围坐在床边和椅子上。房间太小，几乎人挨着人。

视频接通了。

危暐出现在屏幕上。背景是一个简洁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白墙和一张桌子。他看起来比上次视频时更憔悴，胡子没刮，眼镜后的眼睛布满血丝。

“陶主任，各位。”他的声音沙哑，“谢谢你们去看我母亲。”

然后他看到了张斌。

屏幕里，危暐的表情凝固了。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几秒钟后，他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眼睛。再戴上时，眼眶是红的。

“张……张斌。”他终于说出这个名字，“你父亲的事，我……”

“我今天来，不是要听道歉。”张斌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要听事实。2300万，你是怎么骗走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

房间里只有笔记本电脑风扇的声音。窗外的雨下大了，敲打着玻璃。

危暐深吸一口气，点头：“好。我从头说。”

（四）2019年8月：当“油料股股长”进入视线

“张坚先生进入我们的目标库，是在2019年8月中旬。”

危暐调出一张虚拟的流程图，这是他从记忆里重建的——真正的操作记录早已销毁。

“当时我在KK园区负责技术支援三个诈骗集团。其中一个集团专攻‘冒充领导’类诈骗，目标是中国大陆的国企、政府单位的中层干部。他们有一个五十多人的‘信息搜集组’，专门从各种渠道购买、窃取、整合个人信息。”

他停顿了一下：“张坚先生的信息，来自三个渠道：第一，某医疗机构的体检数据泄露——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史；第二，他的儿子，也就是张斌，当时在北京工作，父子关系亲密但物理距离远；第三，他所在的单位是能源系统的老牌国企，他本人是油料供应股的股长，这个岗位有审批一定额度采购款的权限。”

魏超的拳头握紧了。马强按住他的肩膀。

“信息组给张坚先生建立了完整的‘人物画像’。”危暐继续，“年龄58岁，临近退休；工作认真，性格谨慎；家庭关系简单，妻子已故，儿子在外；身体健康状况一般，有慢性病；工作上有一定权限，但不算高层；性格上，是那种‘怕给组织添麻烦’的老党员。”

曹荣荣快速记录。这是标准的心理侧写。

“基于这个画像，我们设计了两套方案。”危暐说，“A方案：冒充上级领导，以‘紧急采购’‘特殊经费’等名义让他转账。B方案：冒充公检法，以‘涉嫌违规’‘配合调查’等名义施加压力。信息组评估后认为，A方案成功率更高——因为他熟悉工作流程，B方案可能引起他的警惕。”

“你们怎么确定他会接陌生电话？”沈舟问。

“我们不直接打给他。”危暐解释，“我们先打给他单位的办公室，以‘上级单位督查组’的名义，要求提供油料股的联系方式和工作汇报。办公室一般会配合。拿到他的办公电话后，我们再用技术手段伪造一个与上级单位总机相似的号码打过去。第一句话是：‘张股长吗？我是总局办公厅的李主任，领导有急事找你，现在转接过去。’”

“然后立即转接到第二个骗子，冒充‘领导’。”张帅帅理解了，“利用转接的间隙，让他没有时间思考。”

“是的。而且我们选在周五下午四点左右打——临近下班，人比较疲惫，又担心耽误周末。”危暐说，“第一次通话很成功。冒充的领导说：‘张股长，有个紧急情况。中央某部门需要调拨一批特殊油料，涉及保密，不能走正常流程。你记一下这个账户，今天下班前把第一笔采购款打过去，230万。手续周一补。’”

陶成文闭上眼睛。他能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同志，突然接到“上级领导”的紧急指令，那种“不能耽误工作”的责任感压过了怀疑。

“张坚先生提出要核实。”危暐继续说，“这是预料之中的。我们说：‘可以，你打总局总机，转接王副局长确认。但王副局长正在陪同中央领导视察，可能要等半小时。’同时，我们立即用伪基站覆盖他单位附近的通讯信号，让他打不出去。等他尝试几次失败后，我们再打回去，语气严厉一点：‘张股长，时间紧迫，如果你不能配合，我只好换人。但这样可能会影响你的退休考评。’”

“心理施压。”曹荣荣低声说。

“是的。压力来自几个方面：一是‘上级领导’的权威；二是‘中央任务’的重要性；三是‘保密要求’的神秘性；四是‘个人前途’的威胁。”危暐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们计算过，像他这样临近退休的老同志，最在乎的就是‘平稳落地’。我们利用了这一点。”

张斌一直低着头。现在他抬起头，眼睛通红：“第一次，他打了多少钱？”

（五）第一笔：230万的信任崩塌

“230万。这是他权限内能审批的最大单笔额度。”危暐说，“打完钱后，我们让他把转账记录拍照，通过微信发给‘领导秘书’——又一个骗子。然后说：‘很好，领导很满意。但刚才接到通知，总需求量增加了，还需要2070万。今天之内必须到位。’”

魏超骂了一句脏话。

“张坚先生表示没有这么大权限。我们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你可以先协调其他资金，比如工会经费、党建经费、离退休干部经费等，先垫付，周一全部补回手续。’我们给了他六个账户，要求分六笔打款。”

“他照做了？”马强不可置信。

“没有立即照做。”危暐摇头，“他提出了更强硬的质疑。这时，我们启动了‘危机处理预案’。”

屏幕上出现另一个流程图。

“我们判断，他已经处于怀疑状态，但还没有完全确定是诈骗。这时需要‘升维打击’——从单纯的经济诈骗，升级为复合型心理操控。”危暐调出一份模拟对话记录，“第三个骗子登场，冒充‘省纪委干部’。”

房间里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

“冒充纪委的人说：‘张坚同志，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违规操作油料采购。现在正在初步核实。刚才总局领导安排你处理的特殊任务，也是对你的测试。如果你能圆满完成，说明你大局意识强，举报可能不实。如果完不成……’”

“操！”魏超砸了一下墙。

“这是最狠的一招。”危暐的声音在颤抖，“对于他这样的老党员，‘纪委’两个字有绝对的威慑力。我们让他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不打钱，就是‘不配合测试，嫌疑加重’；打钱，至少还有‘通过测试’的希望。而且我们强调：‘此事涉及国家安全，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包括你儿子。一旦泄密，后果自负。’”

张斌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他想起2019年8月那个周五，父亲确实给他打过电话，语气很奇怪，说“单位有紧急任务，周末可能联系不上”。他当时在赶一个项目，没多问。如果多问几句，如果……

“他孤立无援。”沈舟轻声说，“你们切断了他所有的求助通道。”

“是的。”危暐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那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到晚上八点，三个半小时里，他一个人待在办公室。我们轮流用不同的身份和他通话：领导、秘书、纪委干部、银行客服（伪造转账延迟需要验证码）。不给他冷静思考的时间，用信息轰炸让他进入‘应激状态’。”

“晚上八点零七分，他打出了第一笔2070万的分账。”危暐调出一张伪造的转账记录截图，“这是他协调了六个账户凑出来的钱，包括：油料股的备用金、工会经费、党建活动经费，还有……他个人的积蓄和准备给儿子买房的首付款。”

张斌捂住脸，肩膀剧烈颤抖。曹荣荣坐到他身边，轻轻拍他的背。

“钱到账后，我们说：‘测试通过，周一领导会亲自表扬你。现在你可以回家了，记住保密。’”危暐停顿了很久，“然后我们切断了所有联系。他打回来，是空号。他给总局打电话核实，对方根本不知道这事。他给省纪委打电话，也是空号。”

“那天晚上他是怎么回家的？”张斌从指缝里问。

“我不知道。”危暐说，“但我看过信息组后来搜集的补充情报。他那天晚上在办公室待到凌晨一点，然后走路回家——他家离单位三公里。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到家后，他给你打了电话，但你没接——那时你可能在加班或者睡了。”

张斌记得。第二天早上他看到未接来电，打回去时，父亲说“没事，就是问问你吃饭没有”。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反常。

“第二天是周六。”危暐继续说，“他去派出所报案。但因为我们用的账户都在境外，钱在到账后十五分钟内就通过加密货币洗走了。警方立案，但告诉他追回的可能性很小。”

“周日，他在家待了一天。周一，他去单位，向领导汇报了情况。当天下午，纪委真的介入调查——不是我们冒充的，是真的纪委，调查他为什么能调动这么大额资金。虽然最后认定他是受害者，但工作失误的责任跑不掉。他被停职。”

“周二，他得知一个更坏的消息：他动用的工会经费里，有一部分是单位困难职工的补助款。虽然钱是被骗走的，但那些职工等钱急用。”

“周三，他想把老房子卖了填窟窿，但房价评估比他预期低很多。而且儿子在北京买房需要首付，他答应过的。”

“周四，他给你打电话，说‘爸爸对不起你’。”

“周五，2019年8月23日，他从油料仓库的检修平台跳了下去。”

危暐说完了。

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只有窗外的雨声，和张斌压抑的哭声。

（六）技术复盘：罪恶如何被精密执行

陶成文深吸一口气：“技术细节。你们用的什么系统？”

这是让会议回到“取证”性质的提问，也是给张斌一个缓冲。

危暐重新戴上眼镜，恢复了技术陈述的语气：“我们用了七层技术架构。第一层，信息搜集与画像系统，我设计的算法可以从碎片化数据中拼凑完整人物画像，准确率当时达到78%。第二层，通讯伪造系统，可以模拟任何号码，包括伪装成单位总机的‘一码双呼’功能——受害人打出去显示忙音，我们打进去显示正确号码。”

张帅帅记录着。这些技术细节对未来反诈有重要价值。

“第三层，语音合成与伪装系统。”危暐继续，“我们采集了各类领导讲话的音频，训练AI模型，可以实时生成类似语调的语音。第四层，心理应对知识库，收录了数百种应对质疑的话术，根据受害人的反应实时推荐最优话术。”

“第五层，资金转移系统。钱到账后自动拆分，通过加密货币、地下钱庄、跨境贸易对冲等渠道洗白，最快九分钟可以完成出境。第六层，反侦查系统，自动清理所有通讯记录、IP痕迹。第七层，我亲自设计的‘压力计算模型’——实时评估受害人的心理状态，预测他什么时候可能崩溃、什么时候可能报警，并给出应对建议。”

程俊杰低声说：“这是把人性当成参数来优化。”

“是的。”危暐承认，“在我的模型里，张坚先生的心理承受阈值是87分（满分100）。当他的压力值达到85分时，系统建议‘给予短暂希望缓解’，所以我们说‘测试通过’。但当他发现被骗，压力值瞬间飙升至99分时，系统没有给出建议——因为那时他已经不在我们的‘操控范围’内了。”

“你当时知道这会逼死人吗？”付书云问。

危暐沉默了很久。

“知道。”他最终说，“在我设计压力模型时，输入的训练数据里就有三个自杀案例。我知道当压力值超过95分时，有12%的概率会导致受害者自杀。但我……我把它视为‘系统误差’。我告诉自己，大部分人不会自杀，他们会报警、会追讨、会慢慢接受损失。那12%，只是……不幸的少数。”

“2300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陶成文问。

“我们团队的分成是35%，也就是805万。我个人作为技术总监，拿其中的40%，322万。扣除园区抽成和成本，到我手里是218万。”危暐报出精确数字，“那笔钱，我打了100万给岳母的医院，50万给妻子，剩下的在缅甸……挥霍了。”

“218万。”张斌抬起头，脸上泪痕未干，“我父亲的命，值218万？”

危暐无法回答。

（七）母亲端的茶：苦涩的真相

卧室门被轻轻推开。危暐的母亲端着茶盘进来，盘子上是七杯茶。

“聊这么久，喝点水。”她把茶一杯杯放在每个人面前。手在颤抖，茶水晃出来一些。

最后她走到电脑前，看着屏幕里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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