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9章 昭通的山坡——当两个破碎的家庭在山风中相遇（1/2）

（一）晨雾中的绿皮火车：向南的赎罪之路

凌晨五点半，K123次列车在晨雾中驶入昭通站。这是一趟从云海开往昆明的绿皮慢车，硬卧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宿夜的气息。

张斌和陶成文在中铺醒来。对面下铺，魏超和马强已经穿戴整齐——作为警方代表，他们负责此行的安全保障和与当地警方的对接。曹荣荣也在，作为心理支持专家，她将协助与受害者家属的沟通。

“还有二十分钟到站。”魏超看了眼手表，“昭通市公安局已经安排车在站外等。陈小飞家的具体情况，他们昨晚才查清。”

张斌望向窗外。云南的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墨绿色的山体上点缀着零星的白色房屋。他想起父亲的老家也在山区，小时候每逢暑假，父亲会带他回去，走同样的盘山公路，看类似的山景。

“紧张吗？”曹荣荣轻声问。

张斌点头：“不只是紧张。我在想……陈小飞的家人，是不是也像我妈当年那样，每天盼着儿子回来？是不是也在每个节日多摆一副碗筷？是不是也保留着儿子房间的原样？”

他停顿：“然后我在想，如果当年害死我爸的人，现在派人来告诉我们‘我忏悔了’，我会是什么感觉？我会接受吗？会愤怒吗？还是会觉得……这忏悔来得太迟，太廉价？”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列车缓缓进站。

昭通站很小，出站口挤满了接站的人和揽客的司机。一个穿警服的年轻人在人群中举着牌子：“接云海陶主任”。

两辆警用越野车等在站前广场。开车的警官姓杨，昭通市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四十多岁，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云南口音。

“陈小飞家的案子，我们系统里有记录。”杨队一边开车一边说，“2018年3月失踪，家属报案，我们立为失踪人口案。但线索到昆明就断了，后来听说可能出境了，就转给了省厅的国际合作处。”

车驶出城区，进入山区。路越来越窄，弯道越来越多。

“他家在洒渔镇的山里，还有二十公里。”杨队说，“路不好走，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陶成文问：“家里现在还有谁？”

“父亲陈大富，今年应该五十八了。母亲……三年前去世了，喝农药。”杨队的声音低沉，“陈小飞还有个姐姐，叫陈小花，嫁到镇上去了。平时是姐姐照顾父亲。”

张斌的心一紧。喝农药自杀——和韦晖说的一样。

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一个半小时后，前方出现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房屋大多是土坯房，少数几家盖了砖房。村口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好奇地看着驶入的警车。

“到了。”杨队停车，“陈家在村尾，最后那家。”

（二）土坯房前的沉默：当一个家庭失去独子

陈家的房子是三间土坯房，围成一个小院。院子打扫得很干净，但透着一股破败的气息——瓦片残缺，土墙开裂，木门上的春联已经褪成白色。

一个干瘦的老人坐在屋檐下的小凳上，正在编竹筐。他抬头看见警车和陌生人，眼神先是警惕，然后是习惯性的麻木。

“陈叔，这是云海来的同志，想跟您了解下小飞的情况。”杨队用当地方言说。

老人放下竹筐，缓缓站起来。他的背很驼，站起来时显得特别吃力。

“小飞……小飞有消息了？”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几乎听不出的期待。

陶成文上前，斟酌着词句：“陈叔叔，我们是……是来处理小飞身后事的。有些情况，需要跟您说一下。”

“身后事”三个字，让老人的眼神彻底暗淡下去。他早就知道儿子凶多吉少，但当官方确认时，那最后一丝幻想还是破灭了。

“进屋说吧。”他转身推开门。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光。正中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清秀的年轻人，笑得有些腼腆。照片前摆着香炉，三支香已经燃尽，只剩灰白色的香灰。

那是陈小飞。张斌盯着照片，想象这个年轻人在KK园区的铁笼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想些什么。会想妈妈做的米线吗？会想家门口的榕树吗？会后悔当初轻信了那个“高薪工作”的承诺吗？

陈大富给每人倒了碗水，碗边有缺口，但洗得很干净。

“小飞是怎么……怎么没的？”老人问，声音很平静，但手指在颤抖。

陶成文看了眼魏超。魏超接过话：“陈叔，您儿子是被骗到缅甸的KK园区，在那里……受了折磨，没扛过来。具体时间应该是2018年7月。”

“KK园区……”老人重复这个名字，像是第一次听说，“那是什么地方？”

“一个诈骗窝点，人间地狱。”马强直言不讳，“小飞到那里后，被迫做电信诈骗，他不肯，想逃跑，被抓回去……受了惩罚。”

他没说铁笼，没说“实验”，没说韦晖的记录。有些细节，对一个失去独子的老人来说，太残忍了。

但陈大富似乎猜到了什么。他沉默了很久，看着儿子的照片，然后说：“他最后……痛苦吗？”

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都窒息了。

曹荣荣轻声回答：“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他到最后……一直想着家人。他在墙上写了‘妈妈，对不起’。”

老人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持续的流泪。他用手抹脸，但抹不完。

“他妈妈临死前，一直说‘小飞会回来的，会回来的’。”老人哽咽着，“后来她不说了，每天就坐在门口看路。再后来……她就喝了那瓶农药，说是去找小飞了。”

他站起来，走到照片前，用袖子擦并不存在的灰尘：“现在好了，他们母子团聚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张斌的眼泪也掉下来。他想起了母亲——父亲跳楼后，母亲病情急剧恶化，三个月后就走了。临终前，母亲拉着他的手说：“别怪你爸，他只是太累了。”

同样的失去，同样的破碎，同样的“就剩我一个人了”。

（三）山坡上的坟茔：两块无字碑的对话

陈大富提出带他们去坟地看看。

坟地在村后的山坡上，需要爬一段陡峭的小路。老人走得很慢，但坚持不要人扶。

“小飞没有尸体，只能埋个衣冠冢。”他说，“他妈妈就埋在旁边。我死了，就埋在他们中间。”

山坡上散落着几十座坟茔，大多有石碑。陈家母子的坟在最边缘，两个小土包，前面各立着一块青石板——没有字，光秃秃的。

但张斌注意到，陈小飞的坟前，多了一块简陋的石碑，上面刻着“慈母陈氏之墓 不孝子敬立”。字刻得很深，但歪歪扭扭，像是业余手艺。

“这块碑……”张斌蹲下查看。

“去年有人立的。”陈大富说，“不知道是谁，就突然有了。我问了全村，没人认。可能是……可能是小飞在外面认识的好心人吧。”

张斌和陶成文对视一眼。他们知道是谁立的——韦晖。但此刻不能说。

曹荣荣从包里拿出香烛纸钱，分给大家。按照当地习俗，他们给两座坟都上了香。

跪在坟前时，张斌突然说：“陈叔叔，我能单独跟小飞说几句话吗？”

老人点头，和其他人退到一边。

张斌跪在陈小飞的坟前，看着那块无字碑，轻声说：

“陈小飞，我叫张斌。我父亲叫张坚，他四年前也被害死了，被同一个人害死的——虽然方式不同。那个人现在说他后悔了，说他每天都在想你们，说他给你们立了碑。”

他停顿，山风吹过，纸钱的灰烬打着旋飞起来。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的忏悔。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有人记得你。不止是你父亲记得，不止是你们村里人记得。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群陌生人，因为知道了你的故事，正在努力建立一个系统，想防止更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被骗，想防止更多像你父亲这样的老人失去孩子。”

他的声音哽咽了：

“这可能没什么用。你已经不在了，你妈妈也不在了。但这个世界上，至少多了一些人，知道了你的名字，知道了你曾经活过、爱过、痛苦过。你不再只是一个‘失踪人口’档案里的编号。”

他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时腿有些麻。

陈大富走过来，看着儿子坟前的香火，突然说：“你们来，不只是为了告诉我小飞怎么没的吧？”

陶成文知道时候到了。

（四）堂屋里的真相：当最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

回到陈家，陶成文让魏超和马强守在门外，只留自己、张斌、曹荣荣在屋里。杨队也在，作为当地警方代表。

“陈叔，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话，可能会让您非常痛苦。”陶成文说，“您可以选择不听。但如果您选择听，我们保证会尽一切可能，给您一个交代。”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说吧。再痛苦，也比不知道强。”

陶成文开始讲述。从韦晖（危暐）在KK园区的角色，到他设计的“人性实验”，到陈小飞被选为“实验体”，到铁笼，到数据记录，到死亡，到韦晖后来的忏悔和立碑。

他没有隐瞒任何细节，包括韦晖当时冷漠的记录，包括那些非人化的术语，包括“编号047”这个称呼。

陈大富听着，表情从震惊到愤怒到麻木。当听到“他在笔记本上写‘实验终止，数据完整度92%，可用’”时，老人突然站起来，抓起桌上的碗狠狠砸在地上！

碗碎了，碎片四溅。

“他不是人！”老人嘶吼，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我儿子……我儿子不是老鼠！不是实验品！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剧烈咳嗽，曹荣荣赶紧上前扶他坐下，递水。老人推开，继续咳嗽，咳得满脸通红，咳得眼泪鼻涕一起流。

张斌站在一旁，浑身颤抖。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得知父亲死讯时，他也是这样砸东西，这样嘶吼，这样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等老人稍稍平静，陶成文继续说：“这个人现在在监狱里。他因为另一起案件被判无期徒刑。但他愿意……愿意用他的余生，来弥补他犯下的罪。”

“弥补？”陈大富冷笑，那笑声比哭还难听，“怎么弥补？让我儿子活过来？让他妈妈活过来？让我这五年白流的眼泪倒流回去？”

“不能。”陶成文诚实地回答，“死人不能复生，痛苦不能抹去。但他可以提供经济赔偿——虽然钱买不回人命；他可以协助我们建立一个防诈骗系统，用他的专业知识去阻止更多悲剧；还有……他愿意公开认罪，向所有受害者家属道歉。”

“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老人用的是电视剧里的台词，但此刻说出来，字字泣血。

房间里沉默了很久。只有老人粗重的呼吸声。

最后，张斌开口了：“陈叔叔，我父亲也是被他害死的。我花了四年时间，才勉强学会带着这个痛苦活下去。我没有原谅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原谅。但我选择……让他用他的能力，去做一些能防止其他家庭破碎的事。”

他看着老人：“这不是为了他，是为了像您和我这样的家庭，为了将来可能成为陈小飞、成为张坚的人。仇恨不能让小飞回来，但也许……也许能让我们从仇恨里，长出一种保护别人的力量。”

陈大富盯着张斌，看了很久。然后他问：“你多大了？”

“二十七。”

“小飞要是活着，今年也二十七了。”老人喃喃道，“他当年走的时候，说要去昆明打工，赚了钱回来盖新房，娶媳妇，让我和他妈享福。他连行李都没多带，就说去几个月就回来……”

他站起来，走到儿子照片前，用手指轻轻抚摸相框边缘：

“那个害死他的人，真的……真的每天都在想我儿子吗？真的后悔吗？”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监测，是的。”曹荣荣轻声说，“他现在的痛苦是真实的。但这不能减轻他的罪责。”

老人转身，看着陶成文：“我要见他。”

所有人都愣住了。

“陈叔，这……”

“我要当面问他。”老人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我要看着他的眼睛，问他为什么选我儿子？我儿子哪里得罪他了？为什么要那样对他？”

“这可能会让您再次受到伤害。”曹荣荣劝阻。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老人说，“我儿子没了，老婆没了，就剩一条老命。在我死之前，我要知道全部的真相。我要看着那个害死我儿子的人，亲口告诉我一切。”

陶成文思考片刻，点头：“我们可以安排视频连线。但您需要心理准备，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

“我准备好了。”陈大富说，“什么时候？”

（五）视频连接：当加害者面对最痛的质问

当天下午，在洒渔镇派出所的会议室，视频连接设备架设完毕。

陈大富坐在镜头前，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张斌、陶成文、曹荣荣坐在他身边。魏超和马强在门外守着。

云海那边，韦晖在矫正中心的视频室里，由沈舟和鲍玉佳陪同。他的监控等级已经提到最高，此刻戴着生理监测设备。

视频接通。

陈大富第一次看到韦晖——屏幕上一个戴眼镜、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和他想象中凶神恶煞的罪犯完全不同。

韦晖也第一次看到陈大富——这个失去独子的父亲，比他想象的更苍老、更瘦小，但眼神里有种岩石般的坚硬。

长时间的沉默。只能听到呼吸声。

最终，陈大富先开口：“你就是那个……把我儿子当实验品的人？”

韦晖低下头：“是我。对不起，陈叔叔。”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老人突然提高音量，“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是我儿子？那么多被骗的人，为什么偏偏选他做你的……你的实验品？”

韦晖抬起头，眼泪已经流下来：“因为……因为他符合实验条件。年轻，健康，心理基线稳定，没有复杂社会关系，而且……而且他试图逃跑四次，这让我想观察‘反抗意志的消退曲线’。”

每个词都像一把刀。陈大富的手在颤抖，但他坚持问下去：

“什么叫‘反抗意志的消退曲线’？”

“就是……一个人在被系统性地剥夺自由、尊严、希望的过程中，他反抗的意愿会如何随时间衰减。”韦晖的声音在颤抖，“我想知道那个衰减函数的具体形式。所以我设计了铁笼实验，控制变量，记录数据。”

“变量？”老人重复这个词，像在咀嚼毒药，“我儿子是变量？”

“在当时我的认知里……是的。”韦晖闭上眼睛，“他是编号047，是实验体，是数据来源。我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人，一个有父亲母亲、会笑会哭、会想家的人。这是我的罪。”

陈大富盯着屏幕，一字一句地问：“他死的时候……痛苦吗？”

这个问题让韦晖彻底崩溃了。他趴在桌上，肩膀剧烈抖动，哭声通过麦克风传来，嘶哑而绝望。

很久之后，他才勉强抬起头，满脸泪痕：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最后是否痛苦。因为那时候，我只关注数据：心率下降到多少，体温下降到多少，呼吸频率的变化……我没有去看他的眼睛，没有去想他在经历什么。等我意识到他可能已经死了，去检查时，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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