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2章 脑波与手铐——当科学仪器凝视深渊时（1/2）

（一）第七日·曼谷：医院走廊里的三方对峙

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医院神经影像中心。

早晨七点三十分，距离约定的脑成像检查还有三十分钟。第六层走廊已经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区域A（检查准备区）：以脑成像室为核心，半径十五米范围。允许进入者：危暐（被检查者）、两名朱拉隆功医院指定的神经科医生、一名瑞士苏黎世大学伦理委员会观察员、一名技术操作员。

区域B（联合监控区）：在检查室隔壁的观察室。允许进入者：陶成文、沈舟、曹荣荣（作为研究方代表）；魏超、马强（作为中方警方代表）；一名泰国皇家警察高级警督；一名国际刑警组织联络官。

区域C（外围警戒区）：整层楼出入口及电梯间。由中泰两国警方联合布控，二十名便衣警察分散部署，所有通道实时监控。

“他来了。”对讲机里传来楼下观察点的声音。

七点四十分，电梯门打开。

危暐出现在走廊里。

这是修复中心团队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他——不再是模糊的视频影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看起来比想象中普通：身高约一米七五，穿着简单的灰色POLO衫和卡其裤，戴一副无框眼镜。头发梳理整齐，手提一个黑色公文包。面容平静，甚至有些学者式的温和。如果不被告知身份，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位大学教授或医生。

但他的出现立刻让走廊里的气氛紧绷到极点。

魏超的手按在腰间（虽然没有配枪，但那是下意识的动作），马强的身体微微前倾。泰国警察的手都放在了隐蔽的武器位置。

危暐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紧张。他径直走到陶成文面前，微微点头：

“陶主任，沈教授，曹主任。感谢你们如约而来。”

他的声音和视频里一样平稳，没有口音，每个字发音清晰。

陶成文注视着他：“危暐博士，在检查开始前，我需要再次确认：你是否清楚，检查结束后，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将被正式逮捕，并移交给联合调查组？”

“清楚。”危暐回答，“这是我同意的条件之一。”

“你是否自愿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愿意在检查后接受审讯？”

“自愿。”

“你是否确认，在检查过程中不会采取任何形式的抵抗、逃脱或干扰行为？”

“确认。”

三个问题，三个简洁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曹荣荣在旁边记录：语言特征显示高度理性，无冗余词汇，无情感修饰，符合“情感剥离”人格特征。

危暐转向沈舟：“沈教授，我注意到你们在福州找到了保管箱。那么你们应该已经解密了最后一个章节。”

“是的。”沈舟说，“包括你关于‘反向操控’实验的设计。”

“那么你们应该理解，今天的检查对我意味着什么。”危暐说，“这不是逃避法律责任的表演，而是……一个寻求答案的过程。即使答案最终对我有害。”

鲍玉佳忍不住问：“你期待什么答案？”

危暐看了她一眼，那双眼睛在镜片后显得深邃而平静：“我期待知道，当我想到张坚时的大脑活动，和当我想到菲律宾社区时的大脑活动，是否存在显着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在哪里。如果不存在……那意味着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当然，这些答案对你们也有价值。研究‘恶的神经基础’，是预防犯罪的重要方向。”

魏超冷声道：“少在这里装科学家。你是个罪犯，今天之后，你只会是囚犯编号。”

危暐转向魏超，认真地点点头：“魏警官说得对。在法律的维度上，我是罪犯。但在科学的维度上，我是一个罕见的研究样本。这两个身份并不矛盾，它们只是描述了同一个人的不同侧面。”

这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自我剖析，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一种诡异的不适。

七点五十分，危暐进入检查准备室。需要更换检查服，移除所有金属物品。

在交出个人物品时，他主动打开公文包。里面只有三样东西：一台加密笔记本电脑、一本纸质笔记本、一个老式怀表。

泰国警察检查了电脑和笔记本。笔记本是空白的，但里面夹着一张照片——一张褪色的全家福，年轻的父母和年幼的男孩。

怀表打开，里面不是表盘，而是一张小小的圆形照片，是一个中年女性的肖像。照片边缘已经磨损。

“这是我母亲。”危暐说，“2017年春天拍的，最后一张。”

魏超拿起怀表看了看，又放回去：“可以带进去吗？”

“如果可以的话。”危暐说，“在扫描过程中，我会被要求思考特定场景。母亲是场景之一。”

获得批准后，危暐带着怀表进入检查室。

（二）脑成像室内的静默：当仪器启动时

上午八点整，检查开始。

危暐躺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fMRI）的舱体内。头部被固定，身上连接着生理监测电极（心率、呼吸、皮肤电）。舱门缓缓关闭。

观察室里，六块屏幕同时亮起：

屏幕1：检查室实时画面，显示危暐躺在仪器中的全身影像。

屏幕2：危暐的第一人称视角（通过安装在舱体内的小型摄像头）。

屏幕3：fMRI实时脑部扫描图像，色彩映射显示不同脑区的血氧水平依赖（BOLD）信号变化。

屏幕4：生理监测数据曲线（心率、呼吸频率、皮肤电导率）。

屏幕5：任务指令显示——由瑞士观察员通过语音系统向危暐发出指令。

屏幕6：数据分析后台，程俊杰和梁露在云海远程接入，实时处理神经影像数据。

“检查分为四个部分。”沈舟向在场警方人员解释，“第一部分：基线扫描，测量静息状态下的脑活动模式。第二部分：道德决策任务，在扫描过程中呈现道德困境问题，记录决策时的神经活动。第三部分：情感激发任务，通过回忆特定场景激活不同情感状态。第四部分：自由联想任务，让他自由思考指定主题。”

泰国警督坤猜问：“这需要多长时间？”

“预计两小时。”陶成文说，“但如果有意外发现，可能延长。”

八点零五分，基线扫描开始。

屏幕3上，危暐的大脑结构清晰呈现。灰质、白质分布正常，无明显器质性病变。静息状态网络（Default Mode work）的激活模式与常人无异。

“看起来是个正常的大脑。”曹荣荣低声说。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沈舟回应，“他不是一个精神病人，不是大脑损伤导致的异常。他的恶，建立在完全正常的神经基础上。”

八点二十分，进入第二部分：道德决策任务。

危暐的耳朵里传来瑞士观察员的声音（英文，带德语口音）：“第一个场景：你是一艘救生艇的舵手，艇上有十个人，但食物只够五个人存活到救援到达。你必须选择让五个人离开救生艇。你会如何选择？”

舱体内，危暐的眼睛是睁开的（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可以看到舱顶的白色内壁）。他没有立即回答。

屏幕4上，他的心率从68上升到72，呼吸稍微加深。

十秒后，他说：“我会建立一套选择标准：年龄（优先保留年轻者）、健康状况（优先保留健康者）、技能（优先保留有航海或医疗技能者）、对社会的潜在贡献值。然后让所有人匿名投票是否接受这个标准，如果接受，按标准排序，末尾五人离艇。”

“标准由谁制定？”

“由我制定初稿，但必须经过全员投票通过。如果标准被否决，则重新制定，直到达成共识。”

“如果无法达成共识？”

“那么所有人都将面临同等风险。但根据群体动力学，在生存压力下，达成共识的概率超过80%。”

屏幕3上，在他回答过程中，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与理性决策、规则应用相关）显着激活，而前扣带回皮层（ACC，与情感冲突、道德痛苦相关）激活较弱。

“第二个场景：你知道一个恐怖分子在市中心埋设了炸弹，几小时后将爆炸。你抓住了他的同伙，他可能知道炸弹位置。你会对他使用酷刑逼供吗？”

危暐这次回答更快：“不会。原因一：酷刑获取的信息可靠性低，受害者可能提供假情报以停止痛苦。原因二：使用酷刑意味着我变成了恐怖分子试图制造的那种‘无视规则的暴力系统’的一部分。原因三：存在替代方案——通过谈判、心理施压、或技术手段（监控、信号追踪）获取信息。”

屏幕显示：dlPFC持续高激活，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PFC，与情感价值判断相关）有中等激活，杏仁核（恐惧、情绪反应）激活水平低。

“第三个场景：你路过一个池塘，看到一个小孩溺水。你如果下水救人，会毁掉你身上价值一万美元的定制西装。你会救人吗？”

“会。”危暐几乎立即回答，“但理由不是‘生命无价’那种情感判断，而是基于社会契约理论：我期望当我或我的亲人溺水时，他人也会救我。因此我有义务遵守这个隐性的互惠规则。一万美元的损失是可计算的代价，而社会契约的维护带来的长期收益无法计算但必然更大。”

屏幕显示：这次除了dlPFC，颞顶联合区（TPJ，与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相关）也有明显激活。

瑞士观察员继续问了七个道德困境问题。危暐的回答显示出高度一致的模式：强规则导向、弱情感卷入、强调程序公正和长远计算。

“典型的功利主义加规则主义混合道德框架。”沈舟分析，“但问题在于，他在回答这些假设性问题时，大脑活动显示他是‘真诚’的——他真的相信这些规则。那么为什么在现实中，他能够如此轻易地违反这些规则？”

曹荣荣说：“也许答案在下一部分。”

（三）情感激发：母亲、张坚、菲律宾社区

九点整，第三部分开始。

这次的任务是回忆特定场景，同时fMRI记录相应脑区活动。危暐被要求先想象一个中性场景（在超市购物），作为基线对照。

然后是三个关键场景：

场景一：回忆母亲临终时刻。

“请回想你母亲2017年临终时的画面。尽可能详细地回忆当时的视觉、声音、气味细节。”

屏幕1上，危暐闭上了眼睛。屏幕4显示生理数据：心率从70下降到65，呼吸变浅变慢，皮肤电导率轻微上升——这是典型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状态。

屏幕3的脑部图像开始变化：

内侧前额叶皮层（PFC，与自我参照思维、自传体记忆相关）显着激活。

海马体（记忆检索）强烈激活。

但令人注意的是：腹侧纹状体（与奖赏、积极情绪相关）几乎没有活动，而杏仁核（负面情绪）有中等程度激活，前扣带回皮层（ACC，痛苦体验）激活明显。

“他在回忆痛苦。”曹荣荣低声说，“但为什么腹侧纹状体没有活动？通常回忆亲人时，即使悲伤，也应该有一些温暖的积极情绪信号。”

沈舟说：“除非……在他的记忆中，那段经历完全没有积极成分。全是痛苦、愧疚或……愤怒。”

两分钟后，瑞士观察员问：“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舱体内传来危暐平静的声音：“我在分析记忆的准确性。根据医院护理记录，我母亲最后几天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半昏迷状态，但我记忆中她一直睁着眼睛。这可能是我记忆重构的结果。”

他在进行元认知——思考自己的思考。情感体验被完全跳过。

场景二：回想与张坚的最后一次联系。

“请回想2019年12月，你与张坚的最后通讯。具体回忆你收到他最后两条短信时的情境。”

生理数据变化剧烈：心率从65骤升至85，呼吸频率增加，皮肤电导率大幅上升——强烈的生理唤醒。

脑部图像：

杏仁核强烈激活（恐惧/情绪唤醒）。

前脑岛（与厌恶、恶心感相关）激活。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理性控制）也在激活，似乎在努力抑制情绪反应。

但最异常的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PFC，情感价值判断）几乎没有活动，而通常在人回想自己伤害他人时，这个区域应该有显着激活（内疚感相关）。

“他在情绪上被唤醒了，但不是内疚。”曹荣荣分析，“是……焦虑？还是警觉？”

魏超盯着屏幕：“他妈的，他在害怕？怕什么？怕被抓？”

瑞士观察员问：“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长时间的沉默。屏幕4显示，危暐的呼吸出现短暂的紊乱，但很快恢复平稳。

“我在想，”他的声音通过扬声器传来，依然平稳，但能听出轻微的呼吸声，“如果当时我给张坚一个解释的机会，或者一个道歉的渠道，他是否还会选择自杀。这是我实验设计中的漏洞——我没有设置‘退出机制’。这导致数据链在最后阶段出现断裂。”

他在谈论一个被他逼死的人，用的仍然是实验术语。

观察室里，马强忍不住骂了一句泰语脏话。泰国警督坤猜拍了拍他的肩，表示理解。

场景三：回想菲律宾社区最近一次危机解决后的情景。

“请回想七天前，菲律宾社区食物中毒危机解决后，你看到社区凝聚力数据上升时的感受。”

生理数据：心率72，平稳。呼吸平缓。皮肤电导率中等。

脑部图像：

腹侧纹状体（奖赏中枢）出现明显激活！

前扣带回皮层（ACC）也有激活，但这次是与积极情感相关的前部ACC。

内侧前额叶皮层（PFC）依然激活，但模式与回忆母亲时不同——更偏向自我积极评价。

“他在感到……满足？”鲍玉佳惊讶，“建设带来的满足感，真实体现在神经活动上。”

瑞士观察员问：“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危暐的回答出现了罕见的迟疑：“我……感到一种效率实现的愉悦。社区系统按照我设计的规则运行，危机被化解，信任被加强。这是一种……设计被验证的满足感。”

他在用理性语言描述，但神经数据揭示的是更原始的情感奖赏。

沈舟快速记录：“关键差异出现了：回忆张坚时，是情绪唤醒但无积极价值判断；回忆菲律宾社区时，是积极奖赏体验。母亲记忆处于中间态——痛苦但无强烈情绪唤醒。”

九点四十分，进入第四部分：自由联想。

危暐被要求自由思考以下主题各三分钟：1. “规则”；2. “信任”；3. “原谅”；4. “未来”。

脑部扫描持续记录。

在“规则”主题下，dlPFC持续高激活，无情感区域参与。

在“信任”主题下，TPJ（理解他人心理）和vPFC（情感价值）都有激活，但杏仁核也有轻度激活——警惕与理解的混合。

在“原谅”主题下，脑部活动最复杂：前扣带回皮层（情感冲突）强烈激活，dlPFC（理性控制）也在激活，但腹侧纹状体（奖赏）无活动。他似乎在进行激烈的内心冲突，但未形成积极结论。

在“未来”主题下，额极皮层（与长远规划、展望未来相关）显着激活，同时海马体（记忆）也有活动——他在基于过去规划未来。

十点整，扫描结束。

舱门打开，危暐坐起来。技术人员帮他移除电极。他的表情依然平静，仿佛刚才经历的不是对自己大脑的深度探查，而是一次普通体检。

（四）数据初步分析：当“变化”有了神经证据

危暐被带到隔壁房间稍作休息，由两名泰国警察陪同。观察室里，团队开始分析初步数据。

程俊杰和梁露从云海发来第一轮分析报告：

“主要发现：

1. 道德决策神经模式： 危暐在道德决策中极度依赖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理性规则应用），而前扣带回皮层（ACC，道德情感冲突）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PFC，情感价值判断）激活较弱。这与反社会人格倾向的神经特征部分吻合，但不同之处在于他的TPJ（理解他人心理）功能正常——他能理解他人，只是不重视他人的感受。

2. 情感体验差异：

- 回忆母亲：痛苦记忆但情感剥离（高海马体激活，低情绪区域激活）

- 回忆张坚：高情绪唤醒（杏仁核）但无内疚感（vPFC不激活）

- 回忆菲律宾社区：积极奖赏体验（腹侧纹状体激活）

3. 关键对比： 张坚vs菲律宾社区的神经反应差异显着。这表明他对待‘破坏’和‘建设’的神经加工确实不同。建设行为能激活他的奖赏回路。

4. 自由联想中的异常： 在‘原谅’主题下，他的ACC（情感冲突区域）激活强度是常人的2.3倍，但未连接到vPFC（情感价值）和腹侧纹状体（奖赏）。这意味着他激烈地思考‘原谅’这个概念，但无法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或价值判断。”

沈舟总结：“所以，数据支持他在改变——至少神经层面显示，建设行为开始给他带来积极体验。但这改变还不够深：他仍然缺乏内疚感，仍然高度理性化，仍然难以体验‘原谅’相关的积极情感。”

曹荣荣补充：“而且这种改变可能是脆弱的。如果环境变化，或者他遇到挫折，很可能退回原来的模式。”

陶成文问最关键的问题：“这些数据，能证明他‘悔改’了吗？在法律意义上？”

所有人都沉默了。

法律意义上的悔改，需要的是：承认罪行、真诚忏悔、赔偿损失、不再犯罪。神经数据只能显示认知和情感模式，无法直接证明“真诚”。

但神经数据可以显示：他是否有能力感受内疚？是否有能力体验对受害者的同情？是否有积极改变的神经基础？

目前的答案是：内疚能力弱，同情能力存疑，但有积极改变的神经潜力。

这时，泰国警督坤猜的对讲机响了。接听后，他的表情严肃：“楼下有情况。菲律宾社区的三个代表——罗莎和另外两位委员会成员，刚刚抵达曼谷，现在在医院大厅。他们说收到危暐的通知，要求在场见证检查结果。”

“什么？”陶成文站起来，“危暐通知他们的？什么时候？”

“昨天。他们收到了加密信息，说今天在曼谷有关乎社区未来的重要事项需要他们见证。他们自费买机票飞来了。”

魏超骂了一声：“他在扩大实验范围！把菲律宾社区的人也拉进来！”

马强说：“怎么办？让他们上来？还是劝他们回去？”

陶成文思考片刻：“让他们上来。但先不要让他们接触危暐。安排在另一个房间，等我们解释情况。”

（五）真相告知（一）：当“V博士”的面具被揭开

上午十点半，医院七层的小会议室。

罗莎和另外两位菲律宾社区代表——前建筑工人卡洛斯、前便利店店员玛丽亚——坐在会议桌一侧。他们看起来紧张而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叫到曼谷，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警察在场。

陶成文、沈舟、曹荣荣坐在另一侧。魏超和马强站在门口。

“罗莎女士，卡洛斯先生，玛丽亚女士，”陶成文用英语说，“首先感谢你们远道而来。但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可能会让你们非常震惊和痛苦。请做好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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