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9章 炀皇帝下（1/1）

皇帝对自家亲戚那是相当冷淡，蔡王智积整天提心吊胆。等他生病的时候，连医生都不请。快不行的时候，他对身边亲近的人说：“我今儿个才知道，能保住脑袋死在床上，那都是万幸啊！”

张金称、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杨公卿这帮人在河北一带搞事，烧杀抢掠，郡县都被他们祸祸惨了。隋朝的将领打败仗的一个接一个，只有虎贲中郎将蒲城的王辩和清河郡丞华阴的杨善会还算有点本事，打了不少胜仗。杨善会前前后后跟贼寇干了七百多仗，就没输过。皇帝派太仆卿杨义臣去收拾张金称。张金称在平恩东北扎营，杨义臣带兵一直到临清西边，靠着永济渠安营扎寨，离张金称的营地四十里。他深挖沟、高筑墙，就是不跟张金称打。张金称天天带兵到杨义臣营地西边挑衅，杨义臣就全副武装，好像要跟他干一架，可就是不出来。天晚了，张金称就回营，第二天又来，就这么搞了一个多月，杨义臣死活不出来。张金称觉得他怕了，就老是跑到营地边上骂他。杨义臣就跟张金称说：“你明天再来，我肯定跟你干！”张金称压根没当回事，也不防备。杨义臣挑了两千精锐骑兵，夜里从馆陶过河，瞅准张金称离开营地，就冲进他营地去抢家当。张金称知道后赶紧往回赶，杨义臣从后面追杀，张金称被打得屁滚尿流，带着几个手下逃到清河东边。过了一个多月，杨善会把他抓住了。官府在集市上立了根木头，把张金称的头挂上去，手脚张开，让仇家来割他肉吃。这人还挺硬气，没断气的时候，还唱着歌呢。皇帝就封杨善会当清河通守。

涿郡通守郭绚带了一万多人去收拾高士达。高士达觉得自己本事不如窦建德，就提拔窦建德当军司马，把兵权都交给他。窦建德让高士达守着辎重，自己挑了七千精兵去对付郭绚。他假装跟高士达闹掰了要叛变，派人跟郭绚说要投降，还说愿意当先锋去打高士达，好表忠心。郭绚信了，带着兵跟着窦建德到了长河，一点防备都没有。窦建德突然袭击，杀了不少人，还把郭绚的脑袋砍下来，拿回去给高士达。张金称剩下的那些小弟也都投奔窦建德了。杨义臣打了胜仗，一路追到平原，打算去高鸡泊收拾窦建德他们。窦建德跟高士达说：“我看了这么多隋朝将领，就属杨义臣会用兵。他刚灭了张金称，气势正盛，咱可惹不起。咱先躲躲，让他想打打不着，耗个一段时间，等他将士们累了，咱再找机会下手，这样才能赢。不然的话，咱可不是他对手。”高士达不听，留窦建德守营，自己带着精兵去迎击杨义臣。刚开始打了个小胜仗，就得意起来，又是喝酒又是开派对。窦建德听说后就说：“东海公还没把敌人彻底打败呢，就开始飘了，离倒霉不远了！”过了五天，杨义臣把高士达打得大败，还在战场上把他杀了，然后乘胜追击，直奔营地。营里守兵都吓得跑光了。窦建德带着一百多个骑兵跑了，到了饶阳，看他们没防备，就把城给攻下来了，又招了三千多人。杨义臣杀了高士达后，觉得窦建德没啥好担心的，就撤了。窦建德回到平原，收拢高士达的散兵，把战死的人好好安葬，还为高士达办丧事，队伍又壮大起来，他自己也自称将军。以前那些强盗抓住隋朝官员和士族子弟，都直接杀掉，只有窦建德对他们还不错。所以慢慢地，一些隋朝官员就开城投降窦建德，他的势力越来越大，能打仗的士兵都有十多万了。

内史侍郎虞世基知道皇帝不爱听贼寇闹事的消息，要是有将领或者郡县来报告战败求救，他就把奏表内容改得轻描淡写，不跟皇帝说实话，就说：“都是些小打小闹的毛贼，郡县正在抓捕，马上就搞定了，陛下您别往心里去。”皇帝还真信了，有时候还会打那些来报告的使者，觉得他们在胡说八道。就这么着，到处都是贼寇，郡县都被占了，皇帝还啥都不知道。杨义臣打败并收降了河北几十万贼寇，把情况写成奏表上报。皇帝看了直叹气：“我之前咋一点都没听说，贼寇居然这么多，杨义臣收降的贼寇也太多了吧！”虞世基就说：“小毛贼再多，也不值得担心。杨义臣虽然打了胜仗，可他手里兵不少，一直在外面带兵，这可不好。”皇帝说：“你说得有道理。”马上就把杨义臣召回来，还把他的兵都解散了，这下贼寇又嚣张起来了。

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上奏弹劾：“虞世基和御史大夫裴蕴掌管着重要事务，朝廷内外都靠他们维持。各地来报告贼寇作乱，他们都不跟陛下如实汇报。贼寇明明很多，他们却故意少说。陛下因为听说贼寇少，派兵就不多，结果敌众我寡，每次都打不赢，官军老是失利，贼寇越来越多。应该把他们交给有关部门治罪。”大理卿郑善果却上奏说：“韦云起诋毁大臣，说的都不是实话，这是在抹黑朝政，滥用职权。”就这么着，韦云起被贬为大理司直。

皇帝到了江都，江淮地区的官员来拜见他，他就关心人家送的礼多不多。礼送得多的，马上就提拔当郡丞、太守；礼送得少的，就直接被撤职。江都郡丞王世充送了铜镜屏风，就升为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送了些稀罕的美食，就升为江都郡丞。从这以后，郡县官员都拼命搜刮老百姓，好给皇帝送礼。老百姓在外面被贼寇抢，在家里又被郡县官员搜刮，一点活路都没有。再加上闹饥荒没东西吃，老百姓只能去采树皮树叶，有的把草碾碎了吃，还有的煮土吃。能吃的都吃完了，最后甚至人吃人。可官府的粮食却堆得满满的，官员们都怕犯法，没人敢去救济老百姓。王世充还偷偷给皇帝挑选江淮地区的美女送过去，所以他越来越受皇帝宠信。

河间的强盗头子格谦带着十多万人，占了豆子＜卤亢＞，自称燕王。皇帝命令王世充带兵去把他杀了。格谦的手下勃海人高开道收拢了剩下的人，又在燕地搞事，势力又壮大起来。

当初，皇帝打算攻打高丽，把器械物资都堆在涿郡。涿郡那地方人多物丰，还屯了几万兵。而且临朔宫里珍宝也多，各路贼寇都抢着来。留守官员虎贲郎将赵什住他们根本守不住，只有虎贲郎将云阳的罗艺敢带兵出去打，还打了不少胜仗，名声越来越大。赵什住他们就暗地里嫉妒他。罗艺想造反，先故意放话说：“咱们打贼立了不少功，城里仓库的东西堆得像山一样，可都在留守官员手里，他们就是不肯拿出来救济穷人，这还怎么激励将士们！”大家听了都又气又怨。等军队回来，郡丞出城迎接罗艺，罗艺趁机把他抓住，带兵进城。赵什住他们害怕了，都来听罗艺指挥。罗艺就把仓库里的东西拿出来赏赐给士兵，又开仓放粮救济穷人，老百姓都很高兴。他还杀了几个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像勃海太守唐祎等，这下他在燕地威名远扬，柳城、怀远都归附他了。罗艺把柳城太守杨林甫撤职，把郡改成营州，让襄平太守邓暠当总管，自己自称幽州总管。

突厥老是在北边捣乱。皇帝下诏让晋阳留守李渊带着太原道的兵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去打突厥。那时候突厥正厉害呢，李渊和王仁恭两边加起来还不到五千人，王仁恭正发愁呢。李渊挑了两千个骑马射箭厉害的人，让他们吃喝住行都跟突厥人一样，要是碰到突厥人，就找机会揍他们。前前后后打了不少胜仗，突厥人还挺怕他们的。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隋末乱世的多重病灶，从统治核心到民间底层，从朝堂博弈到战场交锋，展现了一个王朝在崩溃前的典型病理:

帝王的猜忌心是最先溃烂的脓疮。蔡王智积“病不呼医”的自戕，本质是对皇权高压的绝望。当最高统治者视骨肉为威胁，连皇族都要靠“死”才能“保首领”，这套权力体系的信任基石早已崩塌。这种猜忌心蔓延到朝堂，便催生了虞世基式的“信息过滤器”——为迎合皇帝“恶闻贼盗”的偏好，刻意隐瞒叛乱实情，将燎原之火粉饰成“鼠窃狗盗”。信息失真的代价是致命的：隋炀帝既不知贼势之盛，更在杨义臣大破叛军后，因奸臣一句“久在阃外非宜”就剥夺其兵权。这种“自毁长城”的操作，暴露了专制皇权下“防内胜于防外”的畸形逻辑——宁让叛乱复燃，也要提防将领功高震主。

官僚体系的腐败则加速了民心流失。隋炀帝在江都“专问礼饷丰薄”，用贡献多少决定官员升降，直接将官场变成“献媚竞赛”。王世充靠铜镜屏风升官，赵元楷凭“异味”上位，这种导向必然催生“郡县竞务刻剥”。当百姓“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甚至到了“煮土而食”“自相食”的地步，官府却“食犹充牣，莫敢振救”，统治阶级的冷漠与贪婪已彻底斩断了与民众的联系。此时的“贡献”早已不是税收，而是激化矛盾的催化剂。

战场博弈则折射出乱世生存的核心逻辑。杨义臣“深沟高垒月馀不出”，再趁敌懈怠夜袭，体现了“骄兵必败”的朴素真理；窦建德“善遇隋官及士族”，与其他义军“得者皆杀之”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乱世中“笼络人心”比单纯武力更有生命力。而高士达不听劝谏、小胜即“纵酒高宴”，最终身死兵溃，又印证了“轻敌是失败之源”。罗艺在涿郡的崛起更具象征意义：他以“仓库山积却不济贫乏”煽动众怒，靠“发库物赐战士、开仓廪赈贫乏”赢得支持，本质是用“顺应民心”替代了“忠于皇权”，这恰恰是隋末诸多势力崛起的共同路径——当旧秩序的合法性丧失，谁能解决民众的生存困境，谁就能获得最坚实的力量。

最具警示性的，是整个体系的“反智性”：韦云起弹劾奸臣却被降职，说真话成了“妄作威权”；杨义臣平叛有功却被夺兵，打胜仗成了“非宜之举”。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一旦运转，王朝的崩塌便只剩下时间问题。隋末的乱局，从来不是单纯的“盗贼蜂起”，而是统治集团自毁根基、民心尽失后的必然结果——当皇帝闭目塞听，官僚盘剥百姓，武将有功难赏，即便是再强盛的帝国，也会在内外交困中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