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思考前路（2/2）

涉案之管事、掌柜，一经查实贪墨、挪移、侵吞，即行锁拿，其家产严抄。

并将人犯、账证、赃物一并移送天津县公署，请其依现行律例开庭审理。

此举有双重之效：一则以民国法衙之名，行我清理门户之实，使其判决更具公信，断绝罪奴翻案之想；二则示外界以皇室割除腐肉、不庇家奴之决心。

经此雷霆手段，共厘清在津房产二十七处，大小铺面四十五间，码头仓栈三所，另从罪奴家中追缴现银、首饰、田契、股单等折价约十五万两。

产业与现银之数，另册详呈。

次在决断经营之路，此最为难。

产业既清，如何经营？

奴才之初衷，未尝不想循旧例革新，择信用尚可之皇商，仿西洋之法，合组股份公司，皇室以产业入股，皇商出人管理，共负盈亏。

如此，既可延续旧系人脉之便，亦得新式组织之利。奴才曾密召数家，暗议章程。

然利字当头，人心叵测。

彼等所图，一在占股之多，二在操权之专，三在皇室须源源注资担保，却于监管审计百般推诿。

其所拟条款，名为合作，实欲将皇室产业渐次化为其私囊之物，更欲借皇室余荫，行其垄断之实。

谈判多次，僵持不下。

奴才观其心，已非昔日恭顺之皇商，乃民国之逐利奸贾也。既无同心之诚，唯有切割之断。

合作之议，遂告决裂。

既不可倚旧商，奴才乃转向洋行。

此实为无奈之选，亦为险招。

然详考其利弊：洋行经理，虽为外人，贪利之心无二，然其行事，有契约、账目、审计之成法约束，其总公司亦有规章，较之无拘无束之家奴、各怀鬼胎之旧商，其作弊之迹更易查，追责之途稍显明晰。

且其专注营利，不涉宫闱旧怨，亦少地方派系瓜葛。

奴才已与怡和、礼和等行签订委托管理契约，将优质之仓库、当铺、部分房产交其运营，岁收定额管理费及利润分成。

此乃舍虚名而求实利，弃模糊而取分明之下策，然时势如此，别无良途。

末在处置朽木，轻装前行。

凡查实亏损多年、无可救药，或涉讼不断、声名狼藉之产业，如北门那几家破落煤栈、沿河那几处纠纷不断的小码头，奴才已决意不再填补无底之洞，一律挂牌转卖。

所得价款，虽不甚丰，亦可充作实业开办或填补历年暗亏。去腐肉，方能生新肌。

总之，经此一番整顿，皇室在津商业，已面目全非。

内务府将彻底退出直接经营，此旧制已不可复行。

未来之局，乃三足并立：一曰‘洋行代管’优质资产，坐收利金；二曰‘实业自创’（面粉、纺织等厂），另辟财源；三曰‘房产租息’，稳固收租。

三者皆以清晰契约为本，以现代计核为要。

奴才知此等举措，背离祖制甚远，与洋人合作，尤易招致物议。

然当此生死存亡之秋，守制则坐困待毙，变通则或可谋生。

奴才一切所为，皆以保全皇室实在产业、开辟未来活路为念，其间不得已之委屈、权宜之妥协，想太后陛下聪明天纵，必能垂怜体察。

奴才在天津，必兢兢业业，看紧契据，盯牢账目，使我皇家这点根基，不致在新世洪流中湮没无闻。

奴才载沣泣血叩拜，谨陈实情。”

醇亲王载沣想着那份同外国洋行签署的契约，表面平静，却如同薄冰，底下涌动着深不见底的暗流与寒意。

晚风依旧温柔，月色依然澄澈，但他心底那点因事务初定而生的松快，早已被更沉郁、更尖锐的顾虑刺破、淹没。

“外人……洋人……就靠得住么？” 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的心。

自家那些世代为奴、受过厚恩的庄头、管事，尚能蛀空产业、欺上瞒下至此，那些碧眼黄髯、唯利是图的洋商，难道就会念着契约信义，真心为爱新觉罗家谋利？笑话！

载沣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自嘲。

他之所以走出这一步，非是信了洋人，实是再也信不过自己人，是在两害相权之下，被迫选择那套看起来更“规矩”、更有“痕迹”可寻的玩法罢了。

将产业交托给洋行，如同将锁钥交给一个你明知其可能撬锁，却至少会留下明显撬痕的贼，总比交给那些能在你眼皮底下把锁芯换掉还让你浑然不觉的家贼，似乎多了那么一丝可追查的“保障”。

这是绝望中的算计，而非信任。

更深处的隐痛，是那份被压制的、却从未消散的国仇家恨之念。

静夜独处时，那丝幽暗的想法便会浮上心头：“大清的天下，何以至此？若无洋人船坚炮利轰开国门，若无彼等蚕食利权、扶持乱党、屡番欺凌……我堂堂天朝，何至于风雨飘摇，终至……退位？”

紫禁城的黄昏，三海的空寂，宗庙的蒙尘，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在他心底某个不愿示人的角落，始终与那些高鼻深目的面孔隐隐相连。

如今，他却要亲手将祖宗留下的商业命脉，交给这些“祸首”的同侪去打理！这其中的屈辱与悖谬，每每思之，便如鲠在喉，酒入愁肠，竟化作一股辛辣的讽刺。

可他不能说，甚至不能明确地想，只能将这复杂的恨意与不得已，深深压入心底，变成决策时更冷的权衡。

而眼前更现实、更迫切的忧虑，如同另一座大山，压在那刚刚因土地清丈完成而稍感轻松的肩头——广大皇庄土地的安置，与那成千上万佃户壮丁的生计。

地是量清楚了，契也快换发了，可然后呢？

庄头体系已垮，旧日的管收模式随之崩溃。

他下令“暂维旧状、减租安民”，不过是权宜的止血散，绝非长久之计。

偌大的皇庄，总不能一直靠王府直接派几个账房先生去收租吧？

新的管理班子如何搭建？

是用王府老人，还是另聘专业的庄业经理？若是后者，又该如何防止出现新的“洋庄头”或“土庄头”蠹害？

更棘手的是佃户问题。

减租能安抚一时，但租佃关系本身是否需要变革？

如今民国风声里，“平均地权”的调子隐隐可闻。

皇室这些田产，是否要继续维持纯粹的收租地主模式？

还是说，应该逐步让渡部分产权，尝试“永佃”乃至“赎买为业”，既顺应时势，也能回笼部分资金，更可彻底摆脱“封建地主”的骂名与风险？

可若让佃户买地，他们哪来的钱？

王府若赊卖，又如何确保能收回款项？这其中牵涉的银钱数目、政策风险、社会影响，千头万绪，稍有不慎，不仅收益受损，更可能引发新的动荡，给虎视眈眈的民国政府或地方势力以介入的口实。

载沣仿佛能看到，那一张张刚刚厘清地界、换发新契的田亩图纸背后，是无数张惶惑、期盼又警惕的佃农面孔，是一片片需要重新梳理的社会关系与利益网络。

土地清丈是“破”，是划下了清晰的物理界限；而接下来的安置与经营，才是真正的“立”，是要在这新划的格子里，填上能长久运作的血肉与灵魂。

这远比和洋行经理讨论契约条款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它直接关系到皇室未来稳定的岁入来源，更关系到爱新觉罗家在直隶乡间最后的人望与根基。

他起身，凭栏而立，望着池中破碎的月影。方才那一丝“能交差”的轻松感，早已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疲惫与清醒的焦虑。赶走了豺狼（旧庄头），引入了未知的虎豹（洋经理），而自家院子里，还有一大群饥饿而惶恐的牛羊（佃户）需要安置喂养。

前路绝非坦途，方才那点“成果”，不过是漫长崎岖小径上，刚刚踏稳的第一步罢了。

夜凉如水，载沣拢了拢衣衫。

他知道，接下来要思量、要筹划、要博弈的，或许比过去这一个多月，更加艰难，也更为关键。

天津的试点，土地清丈的成功仅仅是开了个头，真正的考验——如何在失去政治特权后，仅仅依靠清晰的产权和精明的经营，让这片庞大的祖产及其依附的人口，在新时代里存活下去，甚至焕发生机——这盘大棋，方才真正开始布局。

而执棋的他，依旧孤独，且步步惊心。

醇亲王载沣的书房内，烛火通明。

他面前的书案上，一边是墨迹犹新的天津土地清丈局送来的进度简报，朱笔圈出的完成庄子越来越多；

另一边，则是摞叠整齐、散发着油墨与纸张特有气味的崭新地契——民国政府的格式，盖着鲜红的官印，却明确写着“所有权人：清皇室”。

这些契纸，摸上去光滑而单薄，与他记忆中那些厚重绢帛、文字古奥的“皇庄龙票”截然不同。

它们像是新时代投下的、清晰而冰冷的影子，将他与那片广袤土地的联系，以一种既合法又陌生的方式重新确认。

手指拂过地契上“四至分明”、“计亩若干”的字样，载沣的心却渐渐沉了下去，并无多少踏实之感。

清丈的快，地契的“新”，只是解决了名分与边界的问题。

庄头体系崩塌后，靠着“减租安民”的指令和王府临时派员监督，各庄眼下是稳住了，佃户们仍在耕作，租子（虽已减少）也能收上来些许。

但这能维持多久？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直隶地图前，目光掠过上面标注的、星罗棋布的皇庄红点。

每一个红点，背后都是数百乃至上千亩的土地，成百的佃户，复杂的租佃关系，以及潜在的无穷琐事与管理漏洞。

王府不可能，也无力直接管理如此分散、庞大的田产。

依赖旧庄头模式已证明是条死路，而仅仅靠“减租”和临时监管，不过是扬汤止沸。一旦时移世易，或民国政策再有风吹草动，或地方势力觊觎，或佃户生计出现新问题，这脆弱的平衡瞬间就可能被打破。

“必须变，必须尽快变。”

载沣在心中反复叩击着这个念头。

守着这些地契收租，在新时代看来，不仅是落后的，更是危险的。

它使皇室继续暴露在“封建大地主”的批判锋芒之下，也无力应对可能出现的佃农抗租、土地纠纷乃至更激进的土地政策变化。

他的思路逐渐清晰，一个大胆而务实的改革方案在脑中成型：

或许真的该考虑皇帝的土地改革提议，结合自己这一个月以来的思考。

第一，对条件成熟、佃户相对稳定、土地集中的主要皇庄，推行“永佃制”改革。

这不是简单的维持现状，而是制度性变革。他设想，由王府出具正式文书，明确佃户对所耕种土地拥有永久佃耕权，只要按时缴纳约定的“佃租”（此租额将低于现行租额，但高于应纳民国田赋的部分，作为王府收益），即可世袭耕种、转让佃权（须经王府备案），且王府不得随意撤佃。

同时，佃户有义务承担田赋（由王府统一缴纳或佃户直接缴纳后凭据抵扣佃租）。

此举，将佃户从依附性强的临时佃农，转变为拥有稳定权益的“准业主”，极大增强其归属感和生产积极性，也能将王府从繁琐的日常管理中解脱出来，变成纯粹的“食利者”兼田赋代缴责任人。

虽然名义上放弃了土地的部分“处置权”，但换取了长期稳定的租税收入和底层社会的支持，在当前形势下，是巩固而非削弱了对土地的实际控制力。

第二，对地处偏远、地块零散、管理成本极高或与地方势力纠葛过深的皇庄土地，以及部分非核心的“庄田”，果断进行“赎买”或“变卖”。

载沣深知，皇室不可能，也不应该继续保有全部土地。“舍”是为了更好地“保”。他计划：

“赎买”对象：主要是那些长期佃种、改良土地投入较大的老实佃户。

皇室可以定出一个相对优惠的价格，允许其分期付款“赎买”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当然，需扣除永佃权价值）。

这样，皇室能一次性或分期收回一笔可观的现金，佃户则成为真正的自耕农，对王府感恩戴德。

“变卖”对象：则是那些管理困难、收益不佳或位置敏感的土地。

可以公开招标，出售给地方实力派、富商或新兴的农业公司。售价未必能完全体现土地价值，但能快速回笼资金，甩掉包袱，并可能借此与地方新贵建立新的利益联系。

所得款项，一部分注入正在筹办的实业，一部分用于改善保留皇庄的基础设施（如水利），一部分则作为皇室应对未来变故的储备金。

窗外的更鼓声传来，夜深了。

载沣回到书案前，提笔欲写，却又停下。推行永佃制，涉及修改祖制，触动部分守旧宗亲的神经；赎买变卖土地，更会招致“变卖祖产”的骂名。

但他知道，这是不得不走的一步险棋，也是通向未来唯一可能的路。

继续抱着地契收租，看似保全，实则在缓慢失血，坐以待毙。

唯有主动变革，将土地利益以更现代、更稳固的方式重新配置，才能让这些祖宗留下的田土，真正转化为在民国时代能够持续滋养家族的活水。

他仿佛看到，在那些新地契覆盖的土地上，旧的庄头宅院冷落，而新的永佃契约正在被佃户们颤巍巍地按下指印；

一些边角的地块被划出，换成叮当作响的银元或银行的汇票。这是一个痛苦的分化与重组过程，但唯有经过这番刮骨疗毒，皇室庞大的土地资产，才能从一具日益僵化的“封建巨尸”，转变为一个或许能适应新时代水土的、有着清晰产权和稳定收益的“资产包”。

载沣深吸一口气，终于落笔，开始草拟给王府属员和清丈局相关人员的指令要点，以及准备向紫禁城奏陈此改革方略的说辞。

前路依然迷雾重重，但这一次，他打算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地契，而是要用这些地契作为起点，主动去重塑那片土地的未来。这不再仅仅是“守业”，而是在进行一场孤独而决绝的“土地资产现代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