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思考前路（1/2）

天津醇亲王别院的花园里，晚风穿过回廊，带着初夏草木的微凉气息。

一弯新月斜挂檐角，洒下清辉如霜。

载沣独自坐在池畔的水榭中，面前一张小几，几上只一壶温过的绍兴黄，两碟清淡佐酒小菜——酱瓜、笋豆。

他自斟自饮，酒液入喉，温热熨帖，一路暖至胸臆。

这几日，消息接二连三传来，皆是熨帖心肠的好信儿。特意命人略备佳酿，独自小酌一番。

河东、河西两区那十几处最要紧的皇庄，土地清丈已毕。

标桩稳稳钉入土中，经纬仪测下的图纸墨迹新干，每一处田埂、水沟、界石的坐标都清晰在册。

更难得的是，与那些毗邻的地主士绅的扯皮官司，也在清丈局和县公署的主持下——或者说，在他透过王文韶等人传达的“尺度”下——协商妥定了。

虽有让步，但核心田亩保住了，争议厘清了。

新的地契也在县公署加紧用印下，正式颁发。

那薄薄的一张张纸，盖着民国政府的红印，却也写明了这是“皇室产业”，一种奇特的、却实实在在的权属凭证。

想到此，载沣嘴角微扬，又啜了一口酒。

更妙的是，天津全境的皇庄清丈，因有了郑家庄等处的“样板”，推行速度骤然加快。

赵秉文那边增调了人手，器械也越发熟练，照这个势头，不出两月，大事可成。

届时，爱新觉罗家在直隶最大的一笔祖产，就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面貌，安安稳稳地握在手中，同时，也“合法”地纳入了民国的地籍管理体系。

这一步，走得险，却终究踏稳了。

另一桩宽心事，是庄子的人心。

载沣及时下达的“暂维旧例、减租安民”指令，如同及时雨。

各庄回报，佃户壮丁们最初的惶恐慌乱，果然平息了不少。

地照种，租子眼见着要少交，王爷还派了“京里来的大人”亲自安抚，虽仍有疑虑，但至少田垄间劳作的身影不再那么惊惶失措，炊烟也依旧按时升起。

只要地里的庄稼还在长，人心就乱不到哪里去。这份日常的稳定，此刻在他看来，比金子还珍贵。

载沣放下酒杯，目光缓缓扫过这处别院。月色下的亭台、假山、曲池，轮廓柔和静谧。

当初选这宅子，看中的是其闹中取静，交通便宜。如今看来，竟似有几分“福地”的意味了。

一个多月前，他仓促来津时，心头压着的是大厦倾颓后的迷茫、皇室飘摇的沉重，以及对未知前路的深深焦虑。而如今……

载沣微微眯起眼，感受着晚风拂面。

他忽然有些明白了。

皇帝退位，天塌了。

但爱新觉罗家还没散，这么多人指着吃饭，这么大家业需要维系。

以前做摄政王，盯着的是军国大事，是风雨飘摇的龙椅。

现在，他盯着的是田契、账本、租子、人心。

看似从九重天跌到了泥土地，但这泥土地，才是家族真正能立足的根基。

“真正应该做的……” 他低声自语，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喉间暖意更甚。不是虚无缥缈的“匡复”，那已是镜花水月；也不是一味哀叹“祖宗基业”，那无济于事。

真正应该做的，是像过去这一个多月一样——在新时代的夹缝里，用尽心思，握紧能握紧的东西。

土地要一寸一寸量清楚，账目要一笔一笔算明白，人心要一点一点安抚住。

把那些虚的、旧的、腐坏的部分果断切掉，哪怕痛；把实的、清的、能存续的部分牢牢抓在手里，用新的法子去经营。

虽不免要与民国官员周旋，与昔日蠹虫清算，与各方势力妥协，过程憋屈琐碎，远不及昔日庙堂之上挥斥方遒。

但，这才是务实的保全家业之道。

能向隆裕皇太后和宫里的小皇帝交代的，不再是空洞的忠诚，而是实打实的、厘清并保全下来的产业清单，以及一套初步摸索出的、或许能让这些产业在新时代活下去的办法。

夜渐深，池中偶有鱼儿跃水，一声轻响，更显庭院幽静。

载沣心情松快，连日殚精竭虑的疲惫似乎也被这酒意和晚风洗去不少。

他提壶再斟一杯，却不急于喝，只是握在手中，感受那温润的瓷壁。

前路依然莫测，天津城里暗流也从未止息。

但至少今夜，此刻，他觉得自己踩在了一点实处上。

这别院，这手中的温酒，窗外那片刚刚厘清权属、人心初定的田地，都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微小的掌控感。

这就够了。

他慢慢饮尽杯中酒，脸上泛起一丝极淡的、却真实的笑意。

接下来的日子，他还得继续在这“泥土地”上，一步一步，丈量、算计、经营下去。

为了爱新觉罗这个姓氏，还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一点扎扎实实的、可以传下去的根基。

醇亲王载沣独酌的微醺惬意，并未让他沉湎太久。

放下酒杯，思绪便自然而然滑向了另一桩虽已落定、却更为“破格”的要务——将皇室在天津的核心商业产业，委托给洋行管理。

此事，可说是他这月余来，除土地清丈外，最大胆亦最费思量的一步棋。

诚然，最初是通过协助查账的洋行买办与会计师居中联络，但真到了要拍板将祖产商业经营交托出去的关口，载沣深知，非亲自面谈、亲耳听闻、亲自权衡不可。

于是，在德租界一处不显眼的俱乐部包厢，或是在王府别院那间陈设半中半西的书房里，他摒退左右，只留一两名绝对心腹的通译或账房，先后秘密会见了怡和洋行与礼和洋行在华北负责产业管理与信托业务的高级经理。

面对这两位西装革履、言辞谨慎却目光精明的洋人，载沣放下了亲王的矜持，更像一个急于了解新式工具如何运作的投资者。

他问得极其细致，甚至有些“絮叨”：

“委托管理，具体权限几何？ 日常采买售卖、伙计工钱增减，可由贵行经理决断否？若需修缮铺面、添置大件器械，又当如何？”

“利润如何保障，又如何分成？ 是约定每年固定收益，还是按纯利抽成？这‘纯利’如何计算？坏账、损耗、市价波动，是否计入成本？”

“最要紧的，如何防弊？ 贵行经理若与本地供应商勾结，虚报价格；或与客商串通，私吞货款；亦或做假账虚报亏损，中饱私囊……我远在京津，如何察知？贵行又有何制度约束？”

“报告之制，需详细到何种程度？是每月一报，还是每季？除银钱数目，货物存销、市面行情、同业比较，可否一并分析说明？”

两位洋行经理显然对此类业务驾轻就熟，面对载沣连珠炮似的、直指核心的疑问，并未显出不耐。他们出示了印制精美的标准委托契约样本，逐条解释，辅以案例说明。

关于权限，他们划清了“日常运营权”与“重大资产处置权”的界限，后者明确需王府书面批准。

关于利润，他们提出了“基本管理费+超额利润分成”的模式，并详细解释了成本核算的国际通行准则，以及独立审计的必要性。

关于防弊，他们强调了洋行内部的双重账簿制度（一套运营账，一套内部稽核账）、定期岗位轮换、以及总部不定期巡查等措施，更提及可引入第三方（如另一家洋行或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

关于报告，他们承诺提供中英文对照的月度简报与季度详报，包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西式财务报表，以及经理人对市场、经营状况的叙述性分析。

载沣听得极其认真，时而蹙眉沉思，时而追问细节。

他并不完全理解那些复杂的会计术语，但他能从中捕捉到关键词：制度、制衡、透明、证据。

这与内务府旧日那套依赖个人忠诚（实则往往靠不住）、账簿模糊、全凭管事一张嘴的经营方式，有着天壤之别。

风险当然有，洋人亦非善男信女，但相比之下，这种有契约、有规矩、有痕迹可查的模式，似乎更可控，也更符合他“厘清”一切的目标。

几次会面，反复推敲条款，特别是关于审计权、争议解决（约定由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或指定国际商会仲裁）以及契约终止条件等关键处。

最终，载沣觉得心中那杆秤平稳了。

利弊已权衡清楚，这已是在当下局面中，能为这些商业资产找到的、相对最不坏的一条出路。

他提起笔，在那几份经由律师润色过的中英文委托契约上，郑重签下了“载沣”二字，并钤上自己的私章。

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他听来，仿佛旧时代某种含糊的窠臼被轻轻划破。

他将产业的管理权交出，换回的是一套承诺、一叠待填的表格，和对未来收益一种更基于计算的期待。

事毕，他并未感到轻松，反而更添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命王文韶等人，将天津土地清丈的阶段性成果、商业产业委托洋行经营的决策过程、契约要点、以及对剩余直管产业的整顿规划，分门别类，一一详细写明，着可靠之人，以最快最稳妥的方式，寄往北京紫禁城，呈交隆裕皇太后御览，并转奏皇帝。

在奏报中，他并未过多渲染困难或自表功劳，而是力求平实清晰：土地清丈如何推进，边界如何划定，新契如何颁发；商业账目如何清理，弊案如何处置，洋行委托如何操作，利弊如何考量；庄户人心如何安抚，未来赋税如何应对……桩桩件件，皆有依据，有数据，有对策。

他试图向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展示的，不是一个忠臣的悲情，而是一个全力为皇室谋取的务实与周详。

他知道，紫禁城的高墙或许已隔断了真正的权力，但这份详细的奏报，至少能让太后和皇帝明白：大清的天下虽已改姓，但爱新觉罗家的一部分祖产，正在以一种新的、艰难却或许可行的方式，被努力地保全着、经营者。

他载沣，不再是那个无力回天的摄政王，而是在新时代的惊涛边上，为一个古老家族奋力打捞、谨慎修补的掌舵人。

这份认知，比方才独酌时的微醺，更让他感到一种复杂而坚实的平静。前路依然茫茫，但手中的桨，似乎终于摸到了一点着力之处。

醇亲王载沣在此次传回的信件中，另单独向隆裕皇太后陈请。

说明有关皇商一事，及寻找洋人代为经营管理的考量始末。

“奴才载沣谨奏皇太后：

天津事，前已详陈清丈庄田、厘定界产诸情。今再禀者，乃津门旧商往来之局，已做彻底了断。

此辈世受皇恩，然多年经营，与内务府账目纠葛如乱麻，虚垫暗寄，弊窦丛生。奴才此番借清丈之势，督饬王文韶等，会同天津县公署，强力清算。

彼等虽多方狡展，然铁证在前，民国官署亦持公断（彼等乐见前朝积弊廓清），终使其无从抵赖。

经月余拉锯，或追缴，或折产，或抵偿，总计为皇室追回现银及可速变现之资，约合三十万两有奇。

此数虽不及历年所失之十一，然在时局板荡、旧契纷乱之际，能斩断葛藤，收回此款，已属不易。

此中确得民国地方官署表面公允之协助，使其不敢公然袒护奸商，此亦奴才不得已而借之力也。

此三十万两，奴才思之再三，若返解内库，不过暂充用度，旋踵即尽。

当此实业兴国之时，皇室欲存根本，须有生发之业。故奴才斗胆建言，并已在津着手筹划：拟以此款为初始资本，于天津择地创设新式实业工厂，首以面粉、纺织二项为要。

面粉者，民食所系，销路广稳；纺织者，洋布充市，利权外溢，我自办之，既可牟利，亦稍塞漏卮。

已着人考察机器、选址、聘匠，务求切实。此厂但立，便是皇室一项恒产，岁有盈余，可渐补用度，更可为日后兴办他业之基。 且以实业示人，亦稍减坐食旧产之讥。

皇太后陛下毋忧后续资费。

此三十万两充作母本，当可周转启动。

日后工厂运维，一则以利养利，渐次扩充；二则，津沪等地皇室整顿后之产业，若经营得法，岁入亦可部分挹注。

奴才必殚精竭虑，务使此实业根基稳固，为皇室另辟一财源活水。

天津诸事，可谓先破后立，破积弊而立新业。庄田之权已清，商产之绊已斩，今更欲化死银为活业。

奴才才疏任重，如履薄冰，唯尽心竭力，为我皇家谋一实路。伏乞太后陛下宽怀垂鉴。

（附：清算所得细目及实业筹划节略另册封呈）”

载沣写下“三十万两”时，他笔尖微顿。

这数目，说多不多，说少却也是从那些滑不溜手的皇商牙缝里硬抠出来的实实在在的银子。

报给太后，须显得是桩“功绩”，是“追回”，而非“贱卖”或“妥协”。强调“民国协助”，是撇清自己独断的干系，也暗示此乃时势使然，非臣不力。

而将这笔钱投向实业，更是他深思后的棋步——既符合袁世凯政府“振兴实业”的号召，减少阻力；又能为皇室开辟一条看似更“现代”、更“正当”的财路，总比一味收租放贷，在新时代更易招致物议。

至于“后续资金毋忧”，自然是安慰太后的话，他自己心里，对工厂能否盈利、旧产业能否持续供血，并无十分把握。

但这一步，必须迈出去。这封信，既要报功稳心，更要指明一个不同于死守田租的、艰难却不得不尝试的未来方向。

“再禀太后陛下关于皇室在津商业诸产之最终处置方略，此乃奴才深思月余，几经权衡，不得已而为之策，伏乞圣鉴：

前奏言及与旧商切割，追回三十万两。然此仅了结外部纠葛。于内府直属之店铺、房产、货栈等业，臣之处置，遵循以下步骤：

首在彻查清底，以正家法。

奴才抵津后，即严令所有皇室产业，无论原隶何司，一律向天津县公署进行私产申报备案，取得民国官府之初步登记凭据，此为先占法理之位。

随即，督同王文韶等，并借调原会计司熟手，辅以高价聘得之洋账房，对历年账册进行彻查。凡亏空不明、支用暧昧之处，皆穷究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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