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1章 令醇亲王满意的结果（1/2）

海河两岸的皇庄田野上，夏日农忙正酣。庄稼在充足的日照和佃农们小心翼翼的侍弄下，长得郁郁葱葱。

但在这看似平静的劳作表象之下，一股无声的恐慌与迷茫，如同田垄间挥之不去的湿闷暑气，紧紧缠绕着每一个佃户和壮丁的心。

他们亲眼看着，那些曾经在庄子里说一不二、威风凛凛的庄头、管事，被穿着黑色制服的巡警从宅院里拖出来，戴上镣铐，押上马车。

往日里盘剥他们的账房被查封，盖着大红印章的封条贴在库房和账房的门上，刺眼而冰冷。

更有风言风语传来，某某庄头已被判了刑，家产抄没；某某管事在狱中畏罪自尽。这些消息像风一样在田间地头、茅舍炕头流传，每一次窃窃私语，都加深着人们脸上的愁容与眼里的惊惧。

“郑老爷（庄头）那么厉害的人物，说倒就倒了……咱们这些泥腿子，往后可怎么办？”

“听说量地量的那么细，一根草芥都要算清楚，是不是量完了，地就不让咱种了？”

“皇上都没了，王爷也管不了庄头了，那些民国来的官老爷，拿着尺子算盘，他们到底要干啥章程？”

“这地……以后还是皇上的……啊不，王爷的吗？还是说，要归了民国？那租子交给谁？会不会涨？”

疑问一个接一个，却没有答案。

佃户们聚集在歇晌的树荫下，或在收工后昏暗的油灯旁，压低声音讨论着，脸上写满了茫然与忧虑。

他们不懂什么“产权清晰”、“赋税改革”，只知道头顶的天变了，脚下赖以生存的土地似乎也在动摇。

庄头的倒台固然让人暗自快意，但随之而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更让人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害怕失去租种的土地，害怕新的“东家”或“官家”更加苛刻，害怕这刚刚能勉强糊口的生计，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然而，恐慌归恐慌，日子还得过。

鸡叫三遍，他们依旧扛起锄头、牵着耕牛，沉默地走向那片熟悉的田地。汗水顺着黝黑的脊背流淌，淹没在泥土里。手上的动作不敢有丝毫懈怠，秧要插得笔直，草要除得干净，水要灌得及时。

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小心翼翼——在这前途未卜的关口，唯有把地种好，把庄稼伺候好，才可能有一线生机。 他们用最原始的勤勉，对抗着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田间少了往日的吆喝与庄头爪牙的催逼，却多了许多沉默的张望。

不时有佃户停下手中的活计，直起腰，用手搭个凉棚，望向庄子口的方向——那里偶尔会有清丈局的人马进出，或者有穿着不同制服（警察、县衙差役）的人路过。

每一次陌生人的出现，都会引起一阵紧张的张望和压抑的议论。看到那些人只是路过，或者去了别处，人们才会暗暗松一口气，继续埋头劳作，但那根紧绷的弦，从未真正放松。

他们像田里那些深深扎根却又随风摇摆的庄稼，敏锐地感知着环境的每一丝变化，却无力改变风的方向。

皇上的退位、王爷的抉择、民国官老爷的章程，对他们而言都太过遥远和抽象。他们关心的，是秋后能不能打下足够的粮食，交了租子还能否让全家吃上饱饭，这地明年还能不能继续种。

暮色四合，炊烟从低矮的茅舍中升起，混合着饭菜的简单香气。

男人们蹲在门槛上，闷头抽着旱烟，女人们一边收拾碗筷，一边低声嘱咐孩子别跑远。

星光下的皇庄，一片沉寂，只有几声犬吠和零星的蛙鸣。这份宁静之下，是数百户人家沉甸甸的愁绪与对明日未知的惶恐。

他们等待着，等待着那些拿尺子、翻账本的人，最终决定他们和这片土地的命运。

在等待中，他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更小心地、更努力地，在这片土地上继续耕耘下去，仿佛这样，就能把根扎得更牢一些，在即将到来的风雨中，不至于被连根拔起。

随着时间推移，海河两岸田野间的测绘木桩和经纬仪支架，逐渐从冲突的焦点转变为平静的新界碑。

此期间清丈局与醇亲王代表之间那公开场合的“据理力争”，虽仍时有发生，但内核已悄然转变。

激烈的言辞背后，是更多在密室、书房、甚至茶楼雅座中进行的、不为人知的沟通与协商。

台面上，双方依然各执一词：清丈局强调测绘数据的客观性与民国新章的法理；王府代表则紧扣内务府档案的连续性与前朝法统。每一次公开会议记录，都显得剑拔弩张，寸土不让。

桌面下，却是另一番景象。

赵秉文与王文韶、赵启明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工作语言”。往往在公开辩论陷入僵局后，双方会以“技术复核”、“补充查档”为由暂时休会，随后便是更直接的接触。

“王大人，贵府所持咸丰年间添附文书，其所述河湾走向与现今实测河道变迁趋势，确有可印证之处。然其中涉及滩涂亩数之记载，与后世河道衙门的淤积核算存有出入。”

“若完全依此旧档，恐难以应对外界（尤其是报界乡绅）质询。不若……以此处为基准，东西各让若干，以实测水线为界，如何？”

赵秉文在私下沟通中如此提议，既承认了对方档案的部分有效性，又将其修正到更符合“现状”且不易被攻击的范围内。

王文韶则会沉吟片刻：“赵局长所虑周全。然此处滩涂历年所出苇柴、鱼虾之利，亦是庄户生计所系。”

“若依新界，皇室岁入减损颇多。可否在核定新赋税时，对此类‘沿河生计地’酌情考量，定一较低等则？” 这便是在土地面积上做出让步，转而谋求在税收负担上获得补偿。

至于那些庄头私卖、盗典的土地，成为了主要的“交易筹码”。

皇室方面深知，完全追回绝无可能，且易引发与地方买主（往往也是乡绅）的激烈对抗，有违袁世凯“平稳”的示意。

因此，他们的策略转变为：选择性追索，以换取在其他更核心地块上的认可。

“经查，庄头李益盗卖之‘甲字七号’地，买主系本地富商，其交易虽属非法，但历年经营投入甚巨，且已完纳部分田赋。若强行收回，恐酿事端。”

赵启明在私下向其表示，“王府可放弃追索此地，但作为交换，希望清丈局能完全认可与之相邻的、档案清晰的‘乙字三号’林地归属，并在地契中明确载明其内所有成材林木之产权。”

赵秉文则心领神会。

知道这二人所想，放弃追索一块已经难以收回、且可能引发麻烦的“赃地”，换取对另一块更大、更无争议的皇室资产的完全确认，并满足袁世凯“尽量保证”的指示下，这在政治账和技术账上都是划算的。

赵秉文多方权衡后甚至主动提出：“依照此类情况，可统一办理。”

“凡能证实为庄头个人舞弊、且现占有人确系善意（或难以简单剥夺）之地，可由内务府出具‘不予追认’声明，清丈局则据此将其从皇庄册籍中划出，产权另行认定。”

“同时，对于内务府坚决主张、依据相对充分之地，清丈局将在最终勘界文书中予以明确背书。”

在这种公开争吵、私下妥协的拉锯中，一套套为各个皇庄“量身定做”的最终确权方案，逐步浮出水面。

最终皇室核心区域皇庄土地得以保全，凡是内务府档案清晰连续、与重要地形地物（如陵寝、祭祀场所、内务府别业）关联紧密的土地，基本按照档案记载或略作技术性调整后，得到确认。

各处皇庄争议边界得到弹性处理，对于历史模糊地带，多以“各让一步”的方式划定新界，或采用对皇室稍显有利但又不至于引发邻地强烈反弹的方案。

赵启明、王文韶通过书信同醇亲王载沣沟通后，确定了皇庄瑕疵资产置换妥协方案。

对于各处管理皇庄庄头舞弊造成的产权混乱地块，皇室以放弃追索部分难以收回或价值已损的“烂账”为代价，换取对更优质资产的确认，或是在赋税等级上获得优惠。

通过程序正义确定了实质的交易，所有的妥协与交易，最终都被纳入正式的清丈文书、边界协议和新的赋税核定表中。

重新确立边界，核定田亩的皇庄。

每一寸土地的得失，都在公文上有其“合法合规”的理由——或是“尊重历史档案”，或是“依据实地勘测”，或是“考虑民间既有权益”，绝不提任何台面下的交换。

最终，当时机成熟，一场正式的“更换地契”仪式在天津县公署举行。

仪式虽不盛大，却庄重严谨。醇亲王载沣派出了有分量的代表，清丈局赵秉文、县知事张维新、甚至警务处长杨以德（作为秩序保障方）以及牵扯皇庄边界相关地主均到场见证。

一份份用民国政府统一格式印制、盖有天津土地清丈局和县公署大红印章的新式地契，被郑重地交付给皇室代表及相关地主士绅。

地契上，清晰地载明了各地块的坐落、面积、四至（依据最终协商确定的界限）、土地种类、以及每年应纳的民国政府田赋税额。

皇室代表接过地契，表情复杂。

他们保全了远比最初预想更多的核心土地，但也白纸黑字地确认了向新政府纳税的义务，并永久性地失去了那些依靠模糊地带和庄头舞弊所延伸的“隐形”权益。

这或许不是胜利，而是在无可逆转的潮流下，能争取到的最不坏的结果。

对于民国政府（对清丈局）而言，仪式则象征着一次成功的“现代国家土地规划”实践：他们以公开、合法（尽管内含妥协）的程序，将前朝最大的土地特权体——皇室庄园——纳入了民国的产权与税收体系，确认了国家的最高土地主权和征税权。

袁世凯所期望的“法理森严”与“平稳过渡”，至少在表面上实现了。

海河湾的各处皇庄，自此有了双重身份：它们仍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宗之业”，但更是中华民国领土上，一块块有着清晰编号、需要按时纳税的普通地产（尽管所有者特殊）。

那曾经笼罩在土地之上的、与皇权直接勾连的模糊光环，终于被尺规和印章，分解为一组组明确的数据和一条条受新法律约束的权利义务。

皇室在天津河东区的诸多皇庄土地，正式核定更换地契，确定了土地资产规模。并一步步向其他区域慢慢展开，直至清丈局理清整个天津的土地。

风吹过更换了新地契的田垄，庄稼依旧生长。但土地之下的权属规则，已悄然完成了从“天家私产”到“民国恒产”的嬗变。

争吵与协商都已尘埃落定，留下的，是白纸黑字的契约，和一个新时代对土地产权那不容置疑的、清晰的界定。

醇亲王载沣在天津宅邸的书房里，就着明净的玻璃罩灯，一页页翻看着由王文韶、赵启明等人呈报上来的、关于各皇庄清丈最终结果的详细节略。

新地契的样式、确认的面积、核定的赋税额、以及那些在谈判中无奈放弃或置换的地块清单，都化作墨字，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

他合上卷宗，闭目沉思良久。窗外是天津卫渐起的暮色与隐约的市声，与他记忆中紫禁城暮鼓钟声迥异。

土地是保住了大半，甚至有些核心区界还因“尊重旧档”而略有盈余，这已是袁世凯默许下的最好结果。但如何管，却成了比争多少更迫切的难题。

经过此番土地清丈，牵扯出好大一堆龌龊事宜。

庄头、管事们十去七八，或锁拿问罪，或仓皇逃匿，往日层层叠叠、虽不乏蠹虫却也勉强维持运转的皇庄管理体系，已然崩塌。

新的地契握在手中，冰凉而陌生，它象征着产权，却无法直接驱使田间那些惶惑不安的佃户与壮丁。

载沣深知，此时的皇庄，犹如一艘失了所有水手头目、却刚刚更换了船籍证明的大船，漂浮在陌生的民国水域，甲板上的乘客（佃户壮丁）若因恐慌或生计无着而骚动起来，顷刻间便有覆舟之虞。

——届时，无论新地契多么合法，民国政府都极有可能以“维护治安”、“平息民变”为由，进行干涉甚至接管。

“维稳”二字，此刻重逾千斤。 这不仅是向袁世凯表明皇室“安分守己”的姿态，更是皇室能否真正消化、掌控这清丈成果的生死线。

经过一夜缜密思量，载沣作出了决断。他召来心腹，口述了一道发往皇庄的指令，交由王文韶、赵启明具体执行，要点清晰而务实：

以稳定人心为第一要务。

明确告知两位会计司官员，其当前首要职责，从“争地”转为“安民”。

务必亲赴各皇庄，召集尚存的里甲长老、有威望的老佃户，乃至全体庄丁佃户，公开宣示。

承诺此前定制“不变”以止恐慌。

指令的核心内容是宣布：所有现有佃户的租佃关系、承种地块、乃至一些庄户原有的“承包”山林水面等经营方式，在过渡期间，一概暂不改变。

此举旨在消除庄户们最大的恐惧——怕土地被收回、怕租约被新主（或官府）撕毁、怕生计陡然断绝。

载沣知道，在找到新的、可靠的庄头管理体系之前，维持现状是成本最低、也最不易生乱的选择。

载沣做主，皇室主动让利示“仁”以收民心。

然而，仅仅是“不变”不足以安抚可能积聚的怨气（尤其是对往日庄头盘剥的怨气）。

载沣做出了一个更具魄力的决定：指令宣布，自即日起，至新的章程颁布之前，所有皇庄田地（包括山林水面出产）的收成抽取比例（实即地租），普遍进行下调。

下调幅度依据土地肥瘠、往年租率而定，但务求让庄户们能立即、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负担减轻。

这一招，是直接的经济让利，旨在迅速平息可能的怨怼，甚至争取庄户的好感与拥护，将他们对旧庄头的仇恨与对未来的恐慌，转化为对“皇上，王爷仁德”的感激与依赖。

醇亲王载沣为确立临时权威。

指令授权王文韶、赵启明作为王爷特使，在过渡时期代行庄头管理之责，但不具体插手田间琐事，而是依靠留下的少数老实管事、庄中长老进行日常协调。

他们的核心任务是监督租税（已下调后的）的平允收取、处理突发纠纷、并定期向醇亲王报告各处皇庄中的情势。

同时，也暗示，警务处长杨以德那边已有所沟通，会关注庄中治安，这对潜在的不轨之徒亦是震慑。

这道指令，堪称载沣在新时代困境下的一次精明而无奈的政治操作。

它放弃了短期内从皇庄获取最大经济收益的企图，转而追求政治安全和社会控制的延续。

下调租税，看似减少了收入，实则是用眼前的经济损失，购买庄户的“安稳”与“认同”，避免给民国政府以介入的借口，也为皇室争取时间来慢慢重建对其剩余产业的控制网络。

当王文韶、赵启明带着这道指令重返皇庄，召集惴惴不安的庄户们宣布“租照旧种，租子还减了”时，田间弥漫的恐慌情绪确实为之一缓。

佃户们将信将疑，但实实在在的减租承诺，比任何空洞的安抚都更有力量。人们开始窃窃私语：“王爷……到底还是念着咱们？”“只要地还能种，租子能轻些，管他庄头是谁……”

载沣在天津宅邸，等待着回音。

他知道，这道指令只是权宜之计。

皇庄终究要建立一套适应民国环境的新管理模式，也许要雇佣专业经理人，也许要进一步明确永佃权甚至尝试某种程度的分割出售以回笼资金。

但在那之前，必须先让这片刚刚厘清界限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心，安稳下来。保全了皇室土地的名分，现在，他必须用怀柔与让利，去重新系住土地上的人。

这不再是帝王心术，而是一个失了国的贵族，在竭力稳住他最后一片世袭领地上的炊烟。

暮色中，他仿佛能看见海河对岸的田野，在短暂的骚动后，重归一种紧绷的平静。这平静，是他用退让换来的，脆弱而珍贵。

当郑家庄田垄间的界桩还带着新土的潮气时，醇亲王载沣在天津宅邸的静室中，已将目光从地契图纸上悄然移开，投向了另一片虽不显于野、却同样关乎皇室命脉的领域——内务府在天津庞大的独立商业产业。

他于六月初甫抵天津，便嗅到了这座“华洋杂处、利薮丛生”的码头城市里，潜藏的另一重危机。

土地是祖产，看得见摸得着，而遍布天津的当铺、码头仓库、米行、绸缎庄乃至参茸字号，则是皇室流动的血脉，是维持体面开销、维系庞杂人手的现金源泉。

这些产业，历来由内务府派员或委托“皇商”经营，账目独立于田庄系统，其间水之深、利之厚、弊之隐，载沣早有耳闻，却始终难以真正触及。

“必须赶在土地清丈吸引所有目光之前，先理清自家的钱袋子。” 载沣心中雪亮。

他深知，民国政府乃至地方势力，对皇室的注意力总有转移之时。一旦土地风波稍定，这些更易隐藏、也更容易被巧取豪夺的商业资产，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届时若自家还是一笔糊涂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于是，在醇亲王载沣以及内务府的指示下，迅捷而果决。

会计司笔贴式赵启明、王文韶持内务府印信，会同醇亲王府可靠的随从护卫，快速行动，在短短数日内，将内务府在天津各主要商号的账房重地一一控制。

所有历年账簿、契据、银钱往来票据、库存清单，尽数装箱加封，运抵王府天津宅邸库房集中封存。

行动之迅速、封锁之严密，甚至让许多商号的掌柜措手不及，待到反应过来，账房已然空空如也，只余下醇亲王“彻查账目、以整纪纲”的冰冷通知。

紧接着，一场静默却浩大的账目清理工程在宅邸内展开。

载沣并未只依赖府内原有的账房——那些人脉络太深，难保不与旧利益勾连。且封存账目，内容数量庞大，单靠自身不足以理清账目，采取了 “内外结合、新旧参用” 的策略：

由跟随他来自北京、身家清白的王府大账房总领其事，负责协调、监督，并核对最核心的收支关节点。

跟是不惜重金，在天津城内广泛聘请信誉良好、精通传统“四柱清册”及复杂复式记账法的资深账房先生。这些人熟悉本地商业惯例、钱庄银号往来暗语、货物市价起伏，能从数字缝隙中看出猫腻。

更具突破性的一步，是通过洋行买办或直接联系，聘请了多位供职于外国洋行（如汇丰、怡和）或海关的华人高级会计。

这些人掌握着最新式的西式簿记法（如借贷记账法）、审计流程，擅长发现账目逻辑矛盾、虚假摊销，其出具的报告格式严谨，日后若与外界（尤其是可能介入的民国政府财政部门或外国债主）对账，也更具“现代公信力”。

堆积如山的账册在库房中俨然成列。

空气里弥漫着旧纸、灰尘与墨汁的气味。算盘珠的噼啪声、钢笔划过西洋账本的沙沙声、以及压低声音的讨论和争论，日夜不息。

载沣不时亲临，并不翻看具体账目，只是沉默地巡视，用目光施加压力。他关注的是进度、是发现的“大窟窿”、是可能牵连的人事脉络。

至六月下旬，重点已然突破：宣统朝这短短三年间的关联账目，已基本厘清脉络。

结果触目惊心：虚报开支、挪用流水、暗设“小金库”、与不良商人合股亏损却由公账填补……种种弊端，多数指向几位长期把持天津皇产经营的内务府中级官员及与之勾结的“皇商”。

这些账目被单独列出，附上初步的分析摘要，呈报载沣。

与此前内务府改革，罢黜了不少内务府官员，从其中不少供词得到互相印证。

看着这些摘要，载沣面色铁青，却未立即发作。他指示：“宣统朝账目，证据确凿者另册严密保管，涉事人员名单独立，暂不声张。眼下继续全力清理光绪朝乃至更早账目。”

他需要更完整的拼图，才能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人——是雷霆清洗以儆效尤，还是以此把柄暗中控制、迫使其在产业转型中继续效力？

这需要权衡，需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尤其是不能与土地清丈的敏感期叠加，引发不可控的动荡。

至于年代更久远的账目，则如一片望不到边的泥沼，牵扯着更复杂的历史关系、早已离职或故去的人员、以及许多已成惯例却未必合规的操作。

载沣知道，那可能永远也理不清，但只要将最近几年的黑洞堵上，建立起相对透明的新账制度，便是巨大的成功。

天津城的夜晚，华灯初上，租界的霓虹与老城的灯笼交相辉映。

载沣站在阁楼的露台上，望着眼前这片流淌着银钱与欲望的城市。

土地清丈在明处争夺疆界，而这场静默的账房之战，则在暗处清理着堡垒内部的积弊与隐患。

他双线作战，一面以怀柔与妥协稳住田庄的根本，一面以铁腕与精明梳理商业的脉络。

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帝国斜阳的余晖里，为爱新觉罗家族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可以依凭的、实实在在的资财，无论是土地，还是金钱。

他知道，新时代的生存法则，已容不下太多的温情与糊涂，每一分清晰与掌控，都意味着多一分延续下去的希望。

醇亲王下令封存天津皇产账目、并动用外人彻查的消息，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油锅里溅入冰水，瞬间在相关店铺掌柜、管事的小圈子里炸开了锅。

最初的惊愕过后，便是蔓延开来的、火烧火燎的焦虑。

这些掌柜、管事，多是经营皇产多年的“老人”。有的世代为内务府效力，根深蒂固；有的则是通过层层关系、重金打点才得了这“皇商”或“管事”的肥缺。

他们早已将各自经营的店铺、仓库、当铺视作自己的“禁脔”，其间腾挪遮掩、虚报营私、夹带私货、乃至与地方胥吏、帮会勾连分肥，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生意经”。

历年送往内务府的“正账”，不过是冰山一角，底下暗流涌动的利益，才是他们安身立命、乃至发家致富的根本。

如今，账册被封，犹如命门被扼。谁能不慌？

最初的慌乱过后，本能驱使着他们行动起来，试图运用最熟悉的手段——疏通关系，打听消息，乃至施加压力。

“瑞昌当铺”的大掌柜，是内务府某司官的表亲，立刻修书遣人星夜送往京城，试图走通内务府的旧日门路，至少探听王爷此举的真实意图，或求个“缓查”。

“福海米行”的管事，则备下厚礼，求见天津某位素日交好、据说能在醇亲王跟前说上话的遗老，希望能代为转圜，美言几句。

更有那经营码头仓库的，自恃与青帮“大”字辈人物有旧，试图通过江湖渠道，向王府管家或雇请的账房先生“递话”，软硬兼施。

然而，这一次，所有的努力都如同泥牛入海，或碰了硬钉子。

内务府的旧关系，已然失灵。

京城回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便是几句不痛不痒、语焉不详的官面文章。

仔细打听才知，自小皇帝退位、载沣出京前，内务府人事已有不小变动，一些旧日手握实权、能与皇商们“互利”的官员或被调离闲职，或态度骤变，对来自天津的请托避之唯恐不及。

新上任的，多是些较为谨慎或欲撇清干系的官员，谁敢在醇亲王亲自督办、且明显是要“清理门户”的节骨眼上，去触这个霉头、接这烫手的银子？

转向地方官府，更是绝望。

天津县公署的张维新，早已从土地清丈一事中摸清了风向。醇亲王在天津的一举一动，袁大总统那边岂能不知？默许其清理皇产，显然是既给了皇室体面，也乐见其内部整顿、减少日后纠纷。

对于醇亲王载沣的一系列做法，以张维新的视角来看，十分支持这样的举措。

他张维新此刻若收了这些掌柜的钱、替他们说话，岂不是自找麻烦，往王爷和可能关注此事的袁大总统眼里揉沙子？

于是，县公署大门对这些“皇商”的代表变得格外难进，即使见了，也是打着官腔：“此系皇室内部事务，本公署不便干预。尔等既是同内务府合作，自当听从王爷吩咐。”

至于警务处长杨以德，更是精明到了骨子里。

他不仅严令手下不得与这些焦急的掌柜们有任何非公务接触，甚至暗中加强了对几家主要皇产店铺周边的巡逻，既是防备有人狗急跳墙破坏账目或转移资产，也是做给载沣看，表明他“维持治安、杜绝干扰”的态度。

有掌柜试图通过往日孝敬过的警官递话，得到的回应是杨处长冷冰冰的警告：“皇室查自家账，天经地义。谁要是敢耍花样，妨碍秩序，别怪我警务处不讲情面，直接拿人！” 这话传开，那些本想动用些“非常手段”的掌柜，顿时偃旗息鼓。

甚至他们试图接触那些被高薪聘请来查账的账房先生和洋行会计，也收效甚微。

这些专业人士，要么是看重醇亲王给出的丰厚酬金和“事后保障”，要么是出于职业操守，对来自利益相关方的笼络一律冷脸相对。

有洋行会计甚至直言：“我们只对账目数字和会计准则负责，出具的报告需要经得起同行复核。任何试图影响审计独立性的行为，我们都将记录在案，并可能反映给委托方（即醇亲王）。”

左右碰壁，上下打点无门。

掌柜管事们聚集在隐秘的茶楼或私宅中，相对无言，脸上最初的焦虑渐渐被一种更深的无力与恐惧取代。

他们意识到，这一次，不再是往常那种可以靠银子、人情、乃至些许威吓就能摆平的“例行检查”或“上官勒索”。

醇亲王载沣是动了真格，而且巧妙地在最合适的时机（土地清丈吸引外界注意时），运用了最难以被传统手段腐蚀的力量（专业外来会计），并身处一个连地方官府都不敢掣肘的政治气候（袁世凯的默许）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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