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0章 皇庄清丈利益（2/2）

这是更棘手的灰色地带。

一些土地，确是庄头利用皇庄权势，通过压价、胁迫、勾结胥吏模糊产权等方式，从民间攫取，并登记在皇庄或庄头自己名下（但仍算作替皇室经营）。

清丈局倾向于将此视为皇庄的不当得利，在厘清后可能返还原主或收归国有。

对此，王文韶与赵启明的策略则更为灵活且富有进攻性：

“此块土地之获取，程序上或有瑕疵，然其初衷与结果，乃为扩充皇庄，增益皇室产业。”

“庄头行事，纵有不当，亦是在履行其管理庄务、为皇室谋利之职责范围内。且历年所出产息，皆纳入庄田总账（他们可能出示经过“整理”的账目摘要），供奉宫用。”

“依据《大清会典》及历代成例，皇室产业之管理者，在授权范围内为增进产业所为之行为，其成果当归属于产业本身。”

他们试图将庄头的个人恶行，重新框架为“职务行为”，将土地本身划归皇室产权范畴。

同时，他们也可能暗示，如果清丈局及县公署坚持要追究，皇室愿意就“取得方式”的瑕疵，与原地主进行“协商补偿”，但前提是产权须先确认归属皇室，再由皇室作为所有权人出面处理后续。

这等于是要先将土地划过来，再谈其他。

双方的辩论，已不仅是技术勘验，更是法律依据、历史解释权和产权哲学的交锋。

清丈局手握现代测绘和民国法理，强调“现状清晰”与“交易安全”；会计司官员则依托前朝典章和内务府档案，强调“历史法统”与“主仆权责”。

每一次“据理力争”，都在试探新政权袁世凯及赵局长的底线，也都在为皇室争夺每一寸可能的土地利益。

载沣在天津宅邸中，通过快马传递的争辩要点，密切追踪着每一场辩论的细节。

他知道，这是在为皇室即将到来的、与民国政府关于《清室优待条件》中财产部分的具体落实谈判，积累筹码，厘清家底。

哪些地必须死死守住（有铁证），哪些地可以作为谈判交换的筹码（争议较大），哪些地的损失可以推给庄头个人顶罪（私卖部分），都在这一场场面红耳赤又引经据典的争论中，逐渐清晰。

海河畔的清丈，因此不仅是在测量土地，更是在进行一场静默的产权分割谈判的前哨战。

会计司官员的“竭力维护”，正是在用旧帝国最精密的档案武器，为新政权下的皇室，划定一条尽可能有利的财产红线。

他们争的不仅是几百亩田地，更是爱新觉罗家族在新时代赖以存续的那份“祖宗之业”的最终版图。

每一份被认可的内务府档案，每一次成功的“据理力争”，都像是在那无可挽回的退潮中，为皇室奋力圈回的一小片沙洲。

天津土地清丈局那场关乎皇庄归属的激烈辩论，在王文韶与赵启明引经据典、竭力维护皇室利益的言辞落下后，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端坐主位、一直未曾轻易表态的清丈局局长赵秉文。

赵秉文面沉如水，手指无意识地轻叩着那份厚重的《直隶京畿地区皇室田产牧场林场清册（厘定本）》的封面。

他此刻的沉默与权衡，并非仅仅源于现场的技术与法理难题，更深层的原因，埋藏在他赴津之前，那段仅有寥寥数人知晓的、发生在中南海居仁堂的私下召见。

记忆清晰如昨。

袁世凯的书房里弥漫着雪茄与旧书卷的气息，大总统并未身着戎装或礼服，只是一袭简单的长衫，但那种久居上位的威仪与洞悉人心的目光，让年轻的赵秉文倍感压力。

“秉文啊，天津这个试点，关乎新政体面，也关乎北方安稳。” 袁世凯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缓，却字字千钧，“皇庄这件事，敏感。处理好了，是民国法度森严、公允无私的典范；处理岔了，就是逼人太甚，徒惹物议，给那些宗社党余孽、还有外国看热闹的留下口实。”

他轻轻掸了掸烟灰，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赵秉文，投向了更复杂的政局棋盘：“清丈的根本，是‘理清’。理清什么？一是理清产权，避免日后无穷讼争；二是理清赋税，充实国库。至于皇庄……终究是前朝遗泽，醇亲王也是个识时务的。”

接着，袁世凯话锋微转，说出了最关键的核心指示：“所以，这件事，由民国政府出面来办，名正言顺。 但具体办理时，尺度你要把握好。”

“地界上，尽量依照他们内务府历来的档案记载去办，只要不是太离谱，就以此为准，给他们出具新的地契证明。这样，面子上，是我们民国政府依法确认了他们的产权，程序走到了，法理上立住了。里子上，也算是……嗯，保全了体面。”

袁世凯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了赵秉文一眼：“当然，该核定的新赋税，要按章核定，这是民国政府的权利，也是义务。至于庄头舞弊、私卖典当那些烂账……”

袁世凯嘴角泛起一丝难以捉摸的弧度，“自然是依律追究，该罚的罚，该追的追。但追回来的，是填了国库，还是……酌情处置，这里面的分寸，你看着办。”

“大体总的原则是，只要不是闹得沸反盈天、明显出格、让咱们民国政府下不来台的事儿，在皇庄土地的归属上，可以……尽量保证他们的权益。 安定，平稳过渡，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你明白吗？”

这番话，没有一字写在公文上，却比任何明文指令都更有分量。

它定义了此次清丈的政治优先级：稳定压倒一切，在确保民国法统和税收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对清室财产进行“技术性倾斜”，以此换取爱新觉罗家族对民国政府的继续认可与合作，并安抚整个前清贵族乃至观望的旧势力。

此刻，在郑家庄的临时公署里，赵秉文脑海中回荡着“尽量依照内务府档案”、“只要不太明显出格”、“尽量保证皇室权益”这些关键词。

他看着眼前据理力争的王文韶和赵启明，看着他们精心准备的“最新依据账册”，心中已然明了：醇亲王方面如此有备而来、寸土必争，恐怕也对袁世凯的底线有所揣测，甚至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类似的“默契”暗示。

于是，在众人注视下，赵秉文缓缓开口，声音沉稳，既不像清丈局技术官员那样纯粹执着于测绘数据，也不像王府代表那样完全偏向旧档：

“王大人、赵大人所陈，确有依据。内务府档案乃前朝官方记载，其连续性与权威性，清丈局予以尊重。”

他先定了调子，认可了对方“法统”工具的合法性。

“然清丈之事，贵在‘核实’。贵府所呈清册，与实地测绘、县存旧档之间的差异，尤其涉及庄头私卖、典当，及所谓‘以皇室名义’购置之地，仍需逐一厘清。凡能证实确系庄头个人舞弊、盗卖，且有确凿证据表明皇室事前不知情、事后未受益者，其产权主张，民国法律难以支持，此点毋庸置疑。”

他划出了第一条红线：个人犯罪与皇室产业必须切割，皇室不能无限兜底。

“至于边界争议、历史添附、及管理过程中的产权变动，”赵秉文话锋微转，语速放慢，“清丈局的原则是，在尊重历史沿革与档案记载的基础上，结合实地情况，力求公允确权。 ”

“只要内务府记载清晰、连续，且与宏观地貌、历史沿革无根本矛盾，清丈局在出具地契证明时，可以优先采信。具体赋税额度，将依据重新核定的土地等级、面积，按民国新章办理。”

这几乎是直接回应了袁世凯“尽量依照内务府档案办理地契”的指示，同时牢牢抓住了“核定新赋税”这个民国政府的核心利益点。

他没有完全满足皇室代表的所有要求，尤其是那些明显牵强的“职务行为论”，但也明确传递了不会死抠测绘数据、愿意在历史档案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的善意。

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倾斜，是在袁世凯划定的政治框框内的技术性操作。

王文韶与赵启明交换了一个眼神。

他们都是聪明人，听出了赵秉文言外之意的妥协空间与政治底线。

争辩不会停止，但此后双方的“据理力争”，将更多地围绕着如何“解释”内务府档案使其更符合“无明显出格”的标准，以及如何在赋税折算、瑕疵土地补偿等方面进行讨价还价。

真正的较量，从非此即彼的对抗，转入了在既定政治默契下的利益微调与细节打磨。

赵秉文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将如同走钢丝。一方面，他要确保清丈程序公正、数据公开，特别是对赋税的核定必须严谨，以堵住革命党及舆论之口，彰显民国政府之“公”。

另一方面，他又要在无数具体案例中，运用裁量权，微妙地践行袁世凯那套“尽量保证”的潜规则，确保皇庄清丈这个“样板工程”，最终能以“皆大欢喜”（至少表面如此）的方式收官，成为袁世凯政治棋盘上一枚稳固的棋子。

海河的风吹不散这其中的复杂算计。

清丈，从来就不仅仅是丈量土地，更是丈量人心，丈量新旧时代交替中，那脆弱而现实的权力平衡。赵秉文手中的标尺，量得出田亩，却也要量得准那无声的政治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