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 奉天政治格局（2/2）

政治与法律：省议会自身组织法、选举细则草案；本省行政机构改组原则建议；司法独立推进步骤。

财政与经济：审核本省年度预算概要；整顿税制、厘金的具体办法；鼓励实业、保护产权的实施细则；官产、旗产处理原则。

民生与教育：推行新学制、广设学堂的经费筹措与计划；旗人生计安置方案；灾荒赈济与农事改良建议。

内务与治安：地方警察制度改革；剿匪清乡善后事宜；户籍管理革新。

军事与边防（此领域议案需特别谨慎，多具建议性质）：军费开支监督原则；边防协同建议；退役军人安置。

特别审议：对《奉省施政纲要》具体条款的补充建议案。

此框架案经过简短讨论，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

它如同一张精心绘制的地图，既将议员的思绪引导至都督府希望关注的领域，又为各方表达诉求提供了合法出口。

议案潮涌与博弈开端

框架既定，议员们蓄势已久的提案热情顿时迸发。

秘书处开始收到雪片般的议案文本。

来自辽南的议员联署提出《保障田房产权并规范田赋征收案》；商界代表提出《裁撤厘金苛扰、统一商业税法案》；旗籍与遗老背景议员提出《妥善筹议旗丁生计并保全传统文化祀典案》；新派学者型议员则提出《速设奉天省立师范及中学并保障教育经费独立案》；甚至还有涉及具体工程利益的《筹修奉海铁路（奉天至海龙）以利交通案》……

每一份议案背后，都代表着某一地域、某一阶层或某一利益群体的诉求。会场内，按照议程开始逐项审议。首先从争议相对较小的教育、民生类议案入手。讨论迅速变得具体而热烈：

关于旗人生计，议员们就“应拨官地放垦”还是“兴办旗营工厂”争执不休，款项来源更是焦点。

关于教育经费，新派要求大幅度增加预算并指定来源，保守派则强调量力而行，优先保障传统社学。

即便是相对原则性的《省议会选举细则》草案，一读阶段便引发了关于“财产资格”与“学历资格”孰轻孰重、选区如何划分才公允的激烈辩论。

吴景濂、孙百斛等人不断主持协调，袁金铠则穿梭于各小团体间进行沟通、安抚。

赵尔巽多数时间静静端坐聆听，只在关键处或争议过于激烈时，才低声与身旁的舒鸿贻交换意见，或向主席台上的吴景濂投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

都督府并未直接干预具体辩论，但其存在本身，以及会前与议会核心达成的默契，犹如无形的轨道，引导着讨论的大方向。

走向：漫长的章程制定

首日会议，在程序性辩论与部分议案一读中落幕。

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数日乃至数周，这些议案将经过委员会逐条审查、大会二读辩论、修正、表决的冗长过程。每一个条款、每一项拨款数字、每一个权力界定，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角力与妥协。

奉天省议会大楼，这个新挂上共和招牌的旧式建筑，此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实验室和利益交易所。

在这里，前清的士绅、新兴的商人、留洋的学生、地方的豪强，试图在民国的法理框架与赵尔巽的权威主导下，通过言辞与表决，重新界定奉天的规则，分配未来的资源。

会议按部就班地推进着，看似平和有序，然而水面之下，各种合纵连横、利益交换正在悄然进行。

一份份章程条例的最终面貌，将不仅是纸面上的法律文字，更是奉天省新旧力量对比、利益格局变迁的忠实映照。

奉天省议会特别会议：随着省议会各项政令条例的推进，赵尔巽提出施政三策。

议事堂内肃穆异常。

前些日子因选举章程引发的喧嚣尚未完全散去，但此刻，所有议员的目光都聚焦于主席台旁那抹沉稳的身影——奉天都督赵尔巽。

他今日身着民国都督礼服，神情庄重，面前摆放着一叠精心准备的文书。

议长吴景濂简短致辞后，赵尔巽缓步走向讲台。他没有寒暄，直入主题，声音清晰而有力地回荡在穹顶之下：

“诸位议员先生：今日提请议会咨议者，乃关系奉天治乱兴衰之根本三策。此三策，一为遵行北京中央政府明令，一为顺应本省现实急务，皆需借重本会之议决，以定章程，以顺民意，以固省基。”

第一策：整军经武，厘清底数以安边圉

“其一，为整顿军备，厘定军政。”

赵尔巽展开第一份文件，“当今国体虽更，然强邻环伺，匪患未靖，军政实为保境安民之第一要务。本督决议：彻底核查本省各军实有员额、械弹种类数目，汰弱留强，统一编练。并依中央陆军部之要求，将奉天兵力装备详情，如实造册，上报北京。”

他略作停顿，目光扫过全场，尤其在几位与军方有联系的议员脸上稍作停留。

“此事非仅为应付中央，实为我奉天自身求存图强之必需。唯有军纪严明，械精兵强，外足以御侮，内足以靖乱，工商庶政方能推行无阻。相关整顿章程草案，已着令有关方面拟定，今日亦提请大会，一并参详讨论。”

第二策：革新行政，裁旧立新以符国体

“其二，为改组行政公署，确立民国官制。”

他拿起第二份纲要，“前清旧制衙署，或事权重叠，或不合时宜，亟需裁撤合并。依中央内务部令及本省实际，拟将现有军政、民政系统，分门别类，改组设立符合民国规制之各司、局。”

“如内务司掌民政警政，财政司理度支税收，教育司兴办新学，实业司督导工农商矿。此非仅为更换名目，实欲划清权责，提高政效，使我奉天行政，彻底步入共和法治之轨道。”

第三策：振兴实业，改革税制以纾民困。

“其三，为改革民生经济，培植根本财力。”

第三部分显然更为复杂，赵尔巽语速放缓，“财为庶政之母。现行税制，如厘金关卡林立，盐政纷乱，田赋不均，商税琐细，非但商民困苦，省库亦难得实济。”

本督提议：“在奉天、辽阳两地，先行试点推行新式税制，简化归并，务求公平便商。同时，大力鼓励工商实业，凡创办工厂、开发矿藏、兴修利路者，政府当在法律、土地上予以便利扶持。”

他特别强调：“然兴百业、练新军、办新政，在在需款。除本省竭力整顿税源、压缩浮费以自筹外，亦当将奉天边陲重要、基础薄弱之情，具文呈报中央，恳请大总统、国务院予以专项拨款或政策倾斜，此乃为东三省乃至国家北门之安危计，非独奉天一省之私利也。”

……

赵尔巽此次提案的核心，便是张作霖起草的《整军章程》浮出水面。

待赵尔巽阐述完毕，吴景濂即宣布进入咨议环节。

首先被分发给议员的，便是附于“第一策”之后的一份具体章程草案——《奉天省巡防营整顿及地方治安维持暂行办法（草案）》。

这份由张作霖主导起草的文件，虽冠以省府名义，其字里行间的锋芒与意图，却让许多议员屏息细读。

章程核心赫然两条：

第一，整肃地方治安，严厉打击土匪马贼。条文赋予各地驻军及新设之“清乡督查”广泛权力，可依据情势主动剿匪，并接管或监督匪患严重地区的治安。

这意味着军事权力将借“剿匪”之名，更深地介入地方行政。

第二，精简军队，编练新兵。要求对各部进行“点验”，裁汰老弱空额，随后以“补充缺额、增强战力”为由，于各战略要地设立“新兵训练处”，统一征募、训练新兵，合格后补充各部。其草案虽言“补充”，实则隐含了重建人事体系、以新血换旧部的潜力。

议事堂内顿时响起激烈的议论声：

支持者（多与地方安宁息息相关或亲近军方者） 高声赞同：“早该如此！匪患不除，商路不通，乡里不宁，谈何发展？张统领此章程，正是对症下猛药！军队汰弱留强，更是强国必由之路！”

疑虑者（尤其注重行政权独立及地方权益的议员） 则尖锐质疑：“剿匪自是应当，但章程赋予军方权限是否过大？‘清乡督查’与地方官权如何划分？”

“若处置不当，岂非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再者，‘点验’‘裁汰’之权操于何人之手？‘新兵训练处’所练之兵，又听命于省府，还是某一将领？此中分寸，必须厘清，否则恐有强枝弱干、私兵坐大之虞！”

来自匪患较轻地区或与张作霖原有防区较远府的议员 则更关心财政：“整军、剿匪、练兵，样样需钱。这笔巨额军费从何而出？”

“是否会挤占刚才都督所言的教育、实业经费？章程对此语焉不详，必须要求列明预算来源及监督办法！”

争论迅速白热化。

支持者强调“乱世用重典”、“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认为效率与实效高于程序细节。

反对者则紧咬“法度”、“制衡”与“民权”，担心军权借机无限扩张，侵蚀民政根基，甚至造就新的地方军阀。

赵尔巽端坐台上，静听各方辩论，神色不动。

他提出这三策，尤其是将张作霖的整军章程提交议会讨论，本身就是一步深算的棋：既回应了北京整军改制的政令，又满足了张作霖系扩张实力的部分需求，同时将这番敏感的军事改革置于“民意监督”（尽管是有限的）的讨论之下。

他需要议会通过这些框架，但又必须确保在具体实行中，都督府（尤其是他自己）的最终控制权不被架空。

这场关于整军章程的辩论，不仅仅是条文之争，更是奉天未来权力格局中，军权与民政权、集中与制衡、效率与法度之间的一次公开角力。

议事堂内的声浪，清晰地映照出奉天在走向“共和”与“现代化”道路上，那复杂而险峻的现实地形。

随着临时议会对各项具体议案的审议渐入深水区，一项项提案被敲定，一个更为根本性的议题被提上了日程——为奉天省议会自身立规。

这项由都督府主导拟定、经议长吴景濂等核心人物预先沟通的《奉天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于六月中下旬正式提交大会审议，立刻引发了比任何民生经济案都更为尖锐和根本性的辩论。

草案核心：64人框架下的“稳健共和”

草案的核心条款清晰而坚定：

议会规模：明确规定奉天省议会议员总数为64人。这一数字远少于前清咨议局及当前临时议会的规模，其意在打造一个更为精干、更易协调，同时也更便于施加影响的代议机构。

选举资格：在遵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中央相关法令原则下，草案对选举人与被选举人资格作出了倾向于“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细致规定。

除国籍、年龄、居住年限外，特别强调了财产（如拥有一定价值不动产或年纳直接税数额）或特定学历（如中学及以上毕业或传统功名）作为重要资格。

此条款旨在确保议员主体由地方士绅、商贾领袖及受过新旧教育的知识精英构成。

选区划分与选举方式：采纳复式选举制（初选与复选），并以县为基本选区单位。

选区名额分配方案由都督府协同议会拟定，综合考虑了人口、赋税、行政地位及“地域平衡”。选举事务则在原则上由地方行政官厅负责监督执行。

议会内的激烈交锋

草案一经宣读，议事堂内哗然继而陷入激烈争辩。

赵尔巽主导制定的《省议会选举章程》草案分发后，进行激烈讨论与争论。

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甫一停歇，紧接着便是一阵压抑不住的哗然与交头接耳。

那份由都督府拟定、经议长吴景濂非正式通气后分发的《奉天省议会议员选举章程》草案，如同投入滚油中的冰块，在议员们中间炸开了锅。

正式的会议还未开始，但走廊、休息室、甚至楼梯转角，都成了临时而激烈的辩论场。

核心焦点一：64人定额——“这是精兵简政，还是削足适履？”

草案中最醒目、最无可争议的数字——“议员总额64名”，首先引发了震惊与计算。

来自大县或自信能稳操胜券地区的议员（如袁金铠支持者），虽觉人数较前清咨议局时大幅减少，但盘算自身选区优势后，多持默许或谨慎支持态度，认为“人数精干，反易办事，避免冗杂”。

来自小县、边缘地区或自觉代表新兴行业（如商会、教育会）的议员，则感到强烈不满与危机。

一位来自东部山区的议员挥舞着草案，对同僚激动地说：“64人！分摊到几十个县府，一些偏僻小县还能有几个名额？这岂不是将省政话语权更进一步集中到奉天、辽阳等几个大地方？我们边地的声音谁来听？这‘共和’难道是几个大县绅的共和吗？”

更有议员尖锐质疑：“眼下临时议会尚有百余人，章程一定，大半同仁便要‘归乡’了。赵都督此策，莫非是要借‘立法’之名，行‘清洗’之实，好让议会更加…听话？”

核心焦点二：选举资格——“恒产”与“新学”的门槛之争

草案中对选举人与被选举人资格的规定，引发了理念上的直接冲撞。

“有恒产者有恒心”派（以多数士绅议员为核心） 对此条大为赞赏。”

一位老成议员捋须道：“此乃老成谋国之举。议政非空谈，需有身家之累者，方知责任之重；需有学识根基者，方能明事理、断是非。若让无产业、无根底之人混入，议会岂不成了菜市口，终日喧嚣却无益实务？”

“共和平等”派（以年轻新派议员及部分代表市民阶层者为主） 则视此条为“封建余孽”。

一位戴眼镜的年轻议员情绪激昂，在休息室内对众人宣讲：“谬矣！此条款，实则将财产与特定旧学出身设为铜墙铁壁！广大勤劳工人、佃农、小贩，乃至有新思想但家道中落者，皆被拒之门外！这哪里是民国选举？这分明是前清‘绅议’的借尸还魂！赵都督口口声声‘顺应共和’，这章程第一条便违背了共和精神！”

双方围绕“财产数额是否过高”、“新旧学历资格如何具体认定”、“是否有歧视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而琐碎的辩驳，谁也说服不了谁。

核心焦点三：选举组织与监督——“官掌选举，民意何在？”

草案中关于选举由“地方行政官厅监督执行”的条款，触动了议员们最敏感的神经——公正性。

支持现行行政体系者认为，由熟悉地方情况的县知事等官员监督，能保证选举有序，防止出现混乱或“痞子运动”。

“难道要另设一个谁也不认识、谁也不买账的‘选举衙门’？那才是真正的混乱和黑箱！”一名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议员反驳质疑者。

强烈反对者则一针见血：“如此一来，选举成败，岂不完全操于各地县知事、府台之手？”

“他们若要迎合上意，或与地方某一家族勾结，操纵选举名单、控制投票，易如反掌！这‘监督’实为‘操控’！省议会将来岂不成了都督府和各地官厅的‘表决机器’？民意从何体现？”

这部分争论最为激烈，也最涉及权力本质。不少议员，即便是那些支持其他条款的，对此也心存疑虑，担心自己或己方势力在未来选举中，会因为不获地方官青睐而意外出局。

议会总体氛围充满了焦虑、算计与无奈的暗流

激烈的言辞背后，是复杂的利益算计与情绪：

既有派系（如袁金铠周围群体） 在震惊后迅速开始盘算如何在新的64人框架和选举规则下，确保自身及盟友能够继续当选，甚至谋求更核心的地位。

感到被挤压的群体（小县代表、新行业代表） 则在愤怒与焦虑中，尝试横向串联，准备在正式审议时提出修正案，或至少发出抗议之声。

许多中间派议员 心情复杂。

他们既觉得章程限制颇多，有违理想中的“共和”，又清醒认识到赵尔巽的权威和现实的力量对比，明白完全推翻草案几无可能。

他们更多地在讨论哪些条款有“商量余地”，可以争取微调，以减少对自身或所代表群体的损害。

反对之声：主要由部分来自开埠商埠、省城及受过新式系统教育的年轻议员发出。

他们抨击“64人”之数不足以代表奉天千万民众，指责财产与学历限制实为排斥平民、固化精英统治，并强烈要求实行更直接的选举和更广泛的选举权，以体现共和真义。

他们援引欧美先例与《临时约法》中的民权条款，言辞激烈。

支持与辩护：以吴景濂、袁金铠、孙百斛及绝大多数来自各县的士绅议员为主体，坚决拥护草案。

他们强调奉天“边陲初定，民智未开，治理之道首重安稳”。

认为精简的议会更有效率，而严格的资格限制可确保议员“具学识、有资望、负乡里之誉”，能提交“切实可行之议案，而非徒作空言”。

他们将此章程视为对抗可能出现的“暴民政治”或激进动荡的防洪堤。

整个议会大楼里，人声鼎沸，气氛凝重。草案上的每一个字，都被反复咀嚼、解读、争论。

这已不仅仅是对一份章程的讨论，更是奉天省未来权力格局、利益分配方式以及“共和”在奉天究竟是何面貌的一次提前预演和激烈博弈。

每个人都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知道接下来的正式审议，必将是一场硬仗。而坐在都督府内的赵尔巽，正静静等待着这些争论的声音，以及他预计中最终会到来的、符合他设计的结果。

关键的斡旋与妥协：议长吴景濂展现了高超的平衡技巧。

在赵尔巽“框架不可动摇，细节可予磋商”的授意下，他主持了多次闭门协商与公开辩论。

最终，反对派在核心条款上未能撼动多数，但争取到一些程序性让步与模糊地带的解释空间，例如承诺在未来的选举细则中尽量保证投票的公开性与公正程序。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约十日，各方观点得到充分表达，章程草案也在字句上经历了反复打磨。

最终表决通过与呈报北京确认。

1912年7月初，修改后的《奉天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即议会组织章程）进入最终表决。

表决前，赵尔巽再次亲临议会。

他并未就具体条款发表评论，而是以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强调：“议会为国家立法基础，章程为议会运作根本。今诸君所议，乃为奉天立百年之规。务望摒弃成见，以本省现实与长远福祉为念，投下庄严一票。”

最终，章程以超过四分之三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

“64人”的架构、基于财产与学识的选举资格、复式选举与行政监督的基本原则均得以确立。

这标志着奉天省的“共和代议制”，在形式与实质上都被锚定在了一个以地方传统精英为主导的保守而稳定的模式上。

章程通过后，赵尔巽立即指令都督府会同省议会，将全文及审议过程纪要，以最快速度咨呈北京袁世凯政府（国务院及内务部）。

呈文着重申明：此章程系“完全遵照《临时约法》及中央颁行诸法之精神，体察奉天地方特殊情形，经合法召集之省临时议会郑重讨论、民主决议而产生”，其目的在于“确立本省立法机关之法定基础，促进地方自治之稳健施行，以巩固国家统一，维系边疆安宁”。

北京方面，袁世凯及其核心幕僚审阅后，做出了务实判断：

程序合法，形式完备：章程在条文上未公然违背中央法令，且经过了“议会讨论”这一民主程序，无可指摘。

符合管控预期：其保守倾向有利于抑制东北可能出现的激进政治力量，维护地方既有秩序，这与北洋集团“重稳定、缓变革”的统治策略高度契合。

一个易于被地方督军和士绅影响的议会，远比一个难以驾驭的“民意机构”更符合当前利益。

予以追认：鉴于赵尔巽近期表现出的合作态度及稳定东北的成效，北京政府无意在此细节上横生枝节。很快，批复下达：“准予备案施行。即希依此筹备正式选举，健全机构，以彰共和治体。”

这份在1912年7月初尘埃落定的章程，其影响迅速扩散：

对奉天政局：它彻底终结了临时议会的过渡状态，为奉天省建立了法理上完备的共和代议制框架。

赵尔巽借此成功将省议会的组织权与未来走向，牢牢纳入了以都督府和传统士绅联盟为主导的轨道，极大削弱了省议会成为独立反对力量或政治风暴源的可能性。

对各方势力：张作霖等军事将领对此漠不关心，他们的舞台在军营与战场，只要议会不试图干涉军权与饷源。

吉林、黑龙江两省都督则密切观望，暗自评估此模式是否可为本省借鉴，以应对中央同样的改组要求。

章程的提前确认（相较于更拖沓的历史进程），标志着赵尔巽在返奉后极短时间内，便完成了对奉天省最高民意机关的法律“收编”与制度“定型”。

他以一种符合民国法统的方式，为奉天的政治游戏划定了棋盘与规则。

自此，任何想在奉天从事公开政治活动者，都必须首先在这个以64名士绅精英为核心的议会框架内寻找位置和发声渠道。

奉天的“共和”，在诞生之初，其基因便被深刻地刻上了“稳健”与“可控”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