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6章 东北局势变化（2/2）

叙五（张景惠字），外头的门路和内部那些墙头草的安抚，你来。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剿匪是第一桩，其他的……老子再去‘化缘’！”

他端起桌上的粗瓷碗，以茶代酒：“这局棋，老赵想看咱们怎么‘应子’。咱们就应给他看，不但应，还要反将他一军！让奉天上下都瞧瞧，谁才是真正能办事、能带兵的人！干了！”

几只碗重重碰在一起，灯火随之摇曳。

一场借力打力、于合规框架内急速扩张的精密谋划，在这间密室里达成共识。

张作霖不仅是在应对整编，更是在利用这次机会，完成从地方武装头目向正规化、核心化军事集团领袖的关键一跃。

他笼络的，远不止是麾下士兵的人心，更是未来角逐东北霸业的资本与底气。

当赵尔巽的政令下达、张作霖借势在辽西积极扩张之际，奉天省内其他五路巡防营的将领们，绝非坐视不理的旁观者。

他们依据各自的地盘、实力、背景与性格，审时度势，做出了迥然不同的抉择，奉天军界的暗流因此更加汹涌复杂。

冯德麟（右路巡防营统领，驻辽西北镇）面对赵都督回奉之后的一系列变化，快速的做出了抉择，决定强势对峙，暗中结盟以自固。

冯德麟所盘算与行动，作为与张作霖齐名甚至资历更老的“辽西巨擘”，冯德麟对张的崛起最为警惕和不满。他同样以“剿匪安民”为名，在自己的防区内加紧整顿军队，毫不示弱。

他明面上遵从赵尔巽政令，但刻意强调自己防区的独立性与重要性，防止张作霖势力渗透。

他积极拉拢对张作霖也有戒心的其他将领，如聂汝清，形成非正式的制衡同盟。

冯德麟更深层地加强了与日本关东军的私下联络。

他驻防的辽西地区靠近日本势力范围，他试图引入日本人的关注乃至支持，作为对抗张作霖和增加自身政治筹码的“外援”。

他的选择，为奉天乃至东北的局势埋下了最危险的伏笔。

吴俊升（后路巡防营统领，驻辽源、洮南）的抉择则是专注地盘，务实经营，静观其变。

绰号“吴大舌头”的吴俊升，看似粗豪，实则精明。

他的防区位于奉天北部及内蒙古边缘，地域广阔，匪患与蒙旗事务复杂，远离奉天、辽西的权力中心。

他对赵尔巽的政令和张作霖的动作表现出一种“迟钝的服从” ，专注于剿灭辖区内的蒙匪（如陶克陶胡、白音大赉等），以此巩固个人权威和向赵尔巽证明价值。

他大力经营洮南等地，将其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来建设，对介入奉天核心权力斗争兴趣不大，但绝对不允许张作霖或其他势力触犯他的地盘。

他的策略是 “扎根北疆，拥兵自重” ，成为一股无论奉天城头如何变幻，都难以被忽视的地方实力派。

马龙潭（中路巡防营统领，驻铁岭、开原一带）的抉择则是选择紧密靠拢赵尔巽，以“忠义”自持。

马龙潭是位儒将，深得赵尔巽信任。他的防区位于奉天中部要冲，直接屏卫省城。

他是赵尔巽政令最坚定、最直接的执行者，在整军、剿匪上不遗余力，且事事向都督府详细禀报，与张作霖“夹带私货”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他自觉成为赵尔巽在军中的“自己人”和制衡其他将领的棋子，对张作霖、冯德麟等人的扩张保持警惕。

他的抉择是基于传统忠义观念和对赵尔巽个人的效忠，意图在维护正统秩序中提升地位，但因此也必然站在张作霖等野心家的对立面。

聂汝清（暂代左路巡防营统领？或他部将领，驻防省城周边或辽东）做出的抉择是依循正统，力图借中央与赵尔巽权威自保。

（注：聂汝清此时职务可能有争议，但其作为非张作霖嫡系的将领代表，心态具有典型性。）这类将领可能出身北洋正统或与中央政府关系较近，但实力相对较弱。

他们热烈拥护赵尔巽的整军令，希望借助这道“上方宝剑”来规范军队、获得补给，同时防止被张作霖等强邻吞并。

他们倾向于事事强调“中央法度”和“都督钧令” ，试图用程序合法性来保护自己，并可能暗中向北京方面汇报奉天军界的实情，寻求更高层面的支持。

他们的处境最危险，必须在赵尔巽、张作霖、冯德麟等多股势力的夹缝中小心求存，其忠诚度往往取决于谁能为他们提供生存保障。

张景惠（前路巡防营帮统或独立支队首领，驻台安、辽中？）快速做出了抉择，选择明分暗合，坚定追随张作霖。

作为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和早期合伙人，张景惠的地位特殊。他可能名义上独立统率一部，但实为张作霖集团的核心成员。

他完全配合张作霖的战略，在剿匪、整军中与张部协同行动，互为奥援。

他在公开场合可能保持一定独立性，以避免过早暴露张作霖集团的整体实力，但私下所有重大决策均与张作霖商议，充当张作霖势力延伸的触角和助力。

他的抉择是基于牢固的私人关系和共同利益，是张作霖阵营中仅次于汤玉麟、张作相等人的关键支柱。

总而言之， 赵尔巽的政令如同一场突然降临的考试，奉天的将领们交出了不同的答卷。

张作霖是积极利用甚至扭曲考题的“优等生”；

冯德麟是试图另找考官的“挑战者”；

吴俊升是只做自己熟悉题目的“偏科生”；

马龙潭是循规蹈矩的“模范生”；

聂汝清是依赖师长权威的“紧张学生”；

张景惠则是张作霖的“默契搭档”。

奉天的军权，并未因一纸政令而真正统一于都督府，反而在“遵令而行”的表象下，加速了各派系根据自身利益的重新分化与组合。

一场更大规模的合纵连横与权力洗牌，已然在平静的公文往来与剿匪捷报之下，悄然拉开了序幕。

当赵尔巽的政令如雪片般从都督府发出，覆盖奉天的民政、财政与教育时，手握兵权的张作霖，却在这看似统一的步调中，敏锐地抓住并放大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整饬军政，保境安民”。

他的一系列动作，堪称将合法政策运用至炉火纯青的典范。

借“剿匪”之名，行扩张与肃清之实

赵尔巽的《纲要》中，“保境安民”是首要口号。

张作霖立刻将此奉为圭臬，其麾下的巡防营马队以“清剿胡匪，靖安地方”为名，频繁出动作战。每一次“剿匪捷报”呈送都督府时，都必然附带如下内容：

请功扩编：以“匪患猖獗，非增兵不足以清剿”为由，请求将表现出色的部队予以扩编，或授予正式番号。

控制要地：剿匪路线精心规划，其部队借机进驻或加强对交通枢纽、税卡、富庶城镇的实际控制，将这些地区的治安权（及背后的税收、商业利益）逐步纳入掌中。

清除异己：将不听调遣或属于其他派系的零星武装、地方团练，直接定性为“通匪”或“匪伙”，予以吞并或武力解决，顺理成章地消除内部竞争对手。

借“整军”之令，铸嫡系与现代化之器

对于《纲要》中“汰弱留强，统一编练”的指示，张作霖的执行既迅速又极具个人色彩。

汰弱（排除异己）：他主导的“淘汰老弱”名单，巧妙地优先清除了军中那些忠诚度存疑、可能听命于其他大佬（如冯德麟等）或都督府直接指挥的部队单位，代之以从自己家乡（海城、辽中一带）招募的子弟兵或主动投效的悍匪。

留强（强化嫡系）：其核心的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等部，不仅毫发无伤，反而以“模范部队”的名义获得优先补充兵员、更新装备的特权。

他利用赵尔巽争取到的部分中央拨款和地方财政支持，为嫡系采购了更多的快枪、机枪甚至火炮。

编练新军（培养骨干）：他积极响应“编练新兵”的号召，但新兵训练营的教官、管带，清一色是他的亲信。

训练内容不仅包括军事技能，更强调“知恩图报”、“效忠统领”的个人忠诚教育。

这实质上是在系统性培养只认张作霖的下一代军官和士兵。

张作霖巧妙的“合规”汇报与资源攫取。

张作霖深知，一切行动必须披上“执行都督政令”的外衣。他的呈文总是格式规范、措辞恭顺：

“职部遵奉都督整军令谕，已于本月裁汰老弱计三百余名，所节饷项，悉数用于添购军械，强化训练。近日剿灭辽西巨匪‘青山好’一股，地方称快。唯残匪流窜，恐需扩大巡防区域，增设哨卡，以竟全功。所需额外开支，伏乞都督核示。”

随着剿匪进度的成果具体：数字清晰，战果明确。

困难紧随，张作霖总是提出新的“实际困难”（匪患未靖、防区需扩大），为下一步要权、要钱埋下伏笔。

张作霖尊重程序，最终决定权“伏乞都督核示”，表面上完全尊重赵尔巽的权威。

张作霖的这一套组合拳，效果惊人。在短短时间内：

军队质量，尤其直辖部队的战斗力、忠诚度和武器装备水平，明显高于奉天其他巡防部队。

控制范围随着他的势力借剿匪之名，从辽西走廊迅速向奉天中部乃至北部关键地区渗透。

政治上他成为赵尔巽“保境安民”政策最锋利、最见成效的执行者，在民间和北京政府眼中，他都是“能办事”的悍将，这为其积累了重要的政治资本。

赵尔巽收到了安靖地方的捷报，看到了军队正在“整顿”的报告，短期内对此乐见其成，甚至依赖张作霖的武力来稳固局面。

然而，张作霖正是在这“恪尽职守”的表象之下，将赵尔巽旨在加强省控的政令，巧妙转化为了壮大个人军事集团的催化剂。

奉天的军权，在“执行政令”的号角声中，正不可逆转地、加速地向张作霖个人手中集中。

这为日后奉天乃至整个东北的权力格局，埋下了决定性的伏笔。

当赵尔巽在奉天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张作霖等将领借势扩张之时，与其毗邻的吉林、黑龙江两省都督，绝非置身事外的看客。

他们以边境大吏特有的谨慎与现实主义，密切审视着奉天的一举一动，并依据自身利益，给出了审慎而复杂的应对。

吉林省都督 陈昭常

陈昭常身为前清吉林巡抚，在民国初年留任都督，其处境与赵尔巽有相似之处：同为旧官僚转型，需同时应对中央政令、地方势力及日俄压力。

他对奉天局势的反应堪称 “有限合作，高度警惕”。

陈昭常公开的反应与表态，

支持“安定大局”，他迅速通电，公开赞赏赵尔巽返奉后“力挽危局，奠定人心”的举措，对《奉省施政纲要》中关于三省协同、共维边防的内容表示“深以为然，愿共策进行”。

这既是官僚礼仪，也是向北京和奉天表明自己站在“维护统一稳定”的阵营。

对北京袁世凯政府发出的整备军队，谨慎欢迎“军事整编”。

对于奉天整军，他表态支持“强兵御侮”的方向，但强调需“各省因地制宜，缓急有序”。

暗中则加紧核查本省军队，防止奉天以“统一编制”为名，将影响力渗透至吉军。

陈昭常的内心盘算与应对策略：

决定借势固权，陈昭常将赵尔巽视为抵御袁世凯北洋势力过度渗透东三省的“挡箭牌”和“老成领袖”。

他希望借助赵的资望和奉天的体量，维持东三省一定的整体性，以集体姿态与中央周旋，从而保全自己的位置和吉林的自主空间。

严防奉系西扩，他对张作霖部的迅猛扩张尤为警惕。

吉林西南部与奉天接壤，张作霖剿匪整军的活动有向吉境蔓延之势。

陈昭常密令边境驻军加强戒备，明确防区界限，并以“避免误会，协同剿匪”为名，要求与奉军建立明确的通报与协商机制，实质是划清红线。

陈昭常重点经营东路与对俄策略。

他的精力更多放在吉林东部延吉、珲春等对日、对俄交涉前沿，以及哈尔滨等地复杂的路权、利权问题上。

他试图将“三省协同”的重点引向共同外交（尤其是对俄）和经济开发（如吉黑铁路连接） ，而非军事一体化，以此凸显吉林的独特价值，避免被奉天完全主导。

黑龙江省都督 宋小濂

宋小濂作为边疆干吏，长期与俄人周旋，其处境更为孤悬，压力直接来自北方。

他的反应可概括为 “务实合作，寻求倚靠”，但对奉天戒心并未减少。

宋小濂也是公开反应与表达态度。

积极响应“联防”倡议，对于赵尔巽政策中“固我边圉”的号召，宋小濂反应最为热烈。

他多次强调黑省“地处极边，强俄逼处”，亟需奉、吉两省作为后盾，因此在边防情报共享、剿灭跨境胡匪（如蒙匪）等具体事务上，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愿。

宋小濂拥护“统一政令”形式，他表示原则上支持行政、财政等方面的改革与统一，但强调黑省“开化较晚，情形特殊”，执行中需有变通和中央、奉天的支持（实为要钱要资源）。

宋小濂内心的盘算与应对策略是。

视奉天为关键后方与补给线，黑龙江孤悬北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军力薄弱。

宋小濂深知，一旦有事（俄人进逼或大规模匪患），唯一能指望的实质性援助只能来自奉天。

因此，与赵尔巽保持良好关系，是黑省安全的战略需要。他希望通过支持赵尔巽，换取奉天在军火、饷银乃至军事干预上的承诺。

同时又警惕“协同”变“吞并”，在积极寻求合作的同时，他极度警惕奉天势力借“协同”之名进入黑省。

对于张作霖等部可能以追剿蒙匪为名北上，他预设了严格的界限。

同时，他牢牢抓住本省森林、矿产、金矿等资源的管理权，将其视为与奉天及中央博弈、换取自主权的核心筹码。

宋小濂利用各方矛盾，维系平衡。

宋小濂也暗中观察奉天内部（如赵尔巽与张作霖之间）及奉天与吉林之间的微妙关系。

他力求在奉、吉之间保持等距，有时甚至有意在具体事务上偏向吉林一些，以防止奉天形成对黑省的绝对主导，为自己争取最大的活动空间。

总结而言，吉、黑两省都督对赵尔巽举措的反应，是基于现实利益的精细算计：

都有共同点，都公开支持赵尔巽稳定大局的旗帜，都希望借助奉天的力量抵御外部（俄、日）压力，都严防奉天军事势力的直接渗透。

两方不同的确是，陈昭常（吉林） 更注重政治上的联合自重与独立自主，力图与奉天平起平坐；

宋小濂（黑龙江） 则因处境更艰难，对奉天的倚赖更深，合作意愿更务实，但守护本地利益的决心同样坚定。

他们的应对，使得赵尔巽构想的“东三省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在合作与猜忌、整体利益与地方本位之间艰难前行。

奉天的任何动作，都将在吉、黑引起连锁反应，迫使两位都督不断调整策略，以在变局中保全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