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9章 冬至缺席(1/2)
冬至前夜,王雅萍做了个梦。
梦里她站在一片雪地里,四周白茫茫望不到边际。远处有幢房子,窗户透出暖黄色的光,隐约能听见屋里传来笑声和碗筷碰撞的声音。她想走过去,脚却像钉在雪里,怎么也挪不动。低头一看,才发现雪已经埋到了膝盖。
醒来时窗外还是黑的,手机显示凌晨四点十七分。丈夫张建明在身边打着均匀的鼾声,一只手习惯性地搭在她腰上。王雅萍轻轻移开他的手,起身走到客厅。
茶几上放着婆婆昨天送来的冬至礼盒——两袋速冻饺子、一盒芝麻汤圆、还有一小瓶她自制的腊八蒜。礼盒用红色塑料袋装着,袋口打了个死结。王雅萍盯着那个结看了很久,最终没有打开。
六点半,张建明醒了。“今天冬至,妈说十一点前到就行,大哥他们也会去。”
“我公司有点事,处理完再去。”王雅萍背对着他说,手里整理着早已整齐的沙发靠垫。
“周六能有什么事?”
“报表没做完,周一要交。”她的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情绪。
张建明沉默了一会儿,走进厨房开始烧水。水壶嗡嗡作响时,他说:“妈特意嘱咐让你早点去,说拌凉菜得你来,她拌的总是不够味。”
王雅萍没接话。她走到窗前,看着楼下光秃秃的梧桐树。树梢上挂着一片孤零零的枯叶,在北风里瑟瑟发抖。
八点,张建明出门去菜市场买鱼。婆婆昨天交代过,要买条新鲜的草鱼,做她最拿手的红烧鱼块。王雅萍站在阳台上看他走出单元门,手里拎着那个用了五年的蓝色购物袋,脚步匆匆。结婚七年,每个节日都是这样度过的——提前三天开始准备,当天一早忙碌,中午在婆婆家聚餐,晚上回来时带着剩菜和疲惫。
她突然想起刚结婚那年的冬至。那时婆婆拉着她的手说:“雅萍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过节都得回来,一个都不能少。”当时她心里暖暖的,觉得终于有了归属。现在想来,那句话更像是命令,而非邀请。
九点十分,王雅萍给部门经理发了条微信请假,然后换了身衣服走出家门。她没有开车,而是坐了公交,漫无目的地从城东晃到城西。
这座城市在她三十三年的人生中变化巨大。小时候住的老街区已经拆迁,变成了购物中心;第一次约会的电影院改成了健身房;甚至她和张建明相亲的那家咖啡馆,如今也成了连锁奶茶店。一切都在变,只有婆婆家的冬至聚餐,七年如一日。
她在人民公园下了车。冬天的公园人不多,几个老人穿着厚厚的棉衣在打太极拳,动作缓慢如水中游鱼。长椅上坐着个中年女人,正对着手机视频里的孩子说:“宝贝听话,妈妈过年就回去。”
王雅萍在另一张长椅坐下,拿出手机。家庭群里已经热闹起来。婆婆发了好几条语音:
“建明鱼买好了吗?要三斤左右的,太大不入味。”
“老大,你媳妇的腿好点没?能过来吗?”
“小玲,你到哪儿了?记得带点饮料。”
接着是大嫂的回复,一条文字消息:“妈,我腿疼得厉害,实在走不了路,你们先吃别等我。”
王雅萍盯着那条消息,拇指在屏幕上方悬停片刻,最终什么也没发。她关掉微信,打开地图,手指随意滑动。城市在她指尖放大缩小,像一件精致的玩具。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探索过这座生活了十年的城市——每次出门都有目的地,超市、公司、婆婆家,三点一线。
她决定去城北的老图书馆,那是她大学时常去的地方,毕业后就再没去过。
图书馆还是老样子,红砖外墙爬满了枯萎的爬山虎。阅览室里只有寥寥几人,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王雅萍在哲学区停下,抽出一本蒙田随笔集。翻开书页,一句用铅笔划了线的话跳入眼帘:“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是一个人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她想起第一次见大嫂的情景。五年前的春节,大嫂刚嫁进来不久,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婆婆不停指挥:“芹菜切细点”“肉要逆着纹路切”“这个菜太咸了”。大嫂只是点头,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饭后王雅萍主动帮忙洗碗,大嫂小声说:“我真羡慕你,上班忙,不用天天来做饭。”
“你也可以找工作啊。”王雅萍当时说。
大嫂苦笑:“你大哥说家里不缺我那点钱,让我照顾好家就行。”
后来王雅萍才知道,大嫂有关节炎,阴雨天就疼得厉害。但每次家庭聚会,她还是会准时出现,在厨房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只有去年夏天,她住院做小手术,才“合法”缺席了一次中秋聚餐。
十一点半,张建明打来电话。
“你到哪儿了?妈问了好几次了。”
“公司的事还没处理完,你们先吃,别等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什么事这么急?今天冬至,全家就差你了。”
“真的是急事。”王雅萍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你们先吃,我尽量赶过去。”
挂断电话后,她走到图书馆的天台。从这里能看到大半个城市,远处高楼林立,近处是老旧的居民区。婆婆家就在三公里外那个灰扑扑的小区里,六楼,阳台外挂着密密麻麻的晾衣杆。此刻,那间不到八十平米的房子里应该挤了七八个人,厨房烟气腾腾,电视开着没人看,孩子们在狭窄的客厅里追逐打闹。
而她在这里,站在城市上空,第一次感到呼吸顺畅。
中午十二点,王雅萍在图书馆附近的小面馆要了碗牛肉面。店里只有她一个客人,老板在柜台后刷手机,老板娘坐在门口摘菜。电视里播放着冬至特别节目,主持人笑容可掬地说:“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
面很烫,她吃得很慢。隔壁桌来了对年轻情侣,女孩撒娇说不想去男方家过节,男孩哄着:“就去吃个饭,吃完我们就走,带你去看电影。”王雅萍听着,嘴角浮起一丝苦笑。七年前,张建明也说过类似的话。
吃完饭,她沿着护城河慢慢走。河水结了层薄冰,几个孩子在岸边试探着扔石子。有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成功将石子扔到对岸,兴奋地跳起来,被妈妈一把拉住:“小心滑下去!”
王雅萍想起儿子浩浩。五岁的他今天应该在婆婆家和堂哥打闹,把饺子馅弄得满地都是,然后被公公轻声呵斥。浩浩越来越不喜欢去奶奶家,上周还说:“妈妈,为什么每个星期六都要去?我想去游乐园。”
当时张建明说:“因为那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可是我不想团聚。”浩浩嘟着嘴。
张建明脸色一沉,王雅萍赶紧打圆场:“下次妈妈带你去游乐园。”
下次,下次,总是下一次。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擅长拖延和敷衍,对儿子,对丈夫,也对自己。
下午两点,她逛进一家手工艺品店。店里摆满各种陶瓷制品,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在转盘上拉坯。泥土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随着转盘旋转,渐渐变成优雅的花瓶形状。
“想试试吗?”老太太抬头问。
王雅萍摇摇头,“我就看看。”
“今天是冬至,怎么一个人逛?”老太太边修整瓶口边问。
“家里人聚餐,我偷个懒。”
老太太笑了,“聪明。我以前也是,一到过节就头疼,七大姑八大姨的,问东问西。现在老了,反倒清静了。”
王雅萍看着架子上那些杯碗碟盘,每个都不完美,有的釉色不均匀,有的形状略歪,但都透着手工的温度。她拿起一个小陶碗,碗底刻着一行小字:自在。
“这个多少钱?”
“喜欢就拿去,今天冬至,送你了。”老太太擦擦手,“自己做的东西,不值几个钱。”
王雅萍道了谢,将小碗小心地包好放进包里。走出店门时,老太太说:“姑娘,日子是自己的,怎么舒服怎么过。”
那一刻,王雅萍突然想哭。
下午三点,她坐在商场咖啡厅里,看着人来人往。很多都是一家老小,手里提着购物袋,孩子们兴奋地跑来跑去。她想起去年的冬至,那天大嫂腿疼得脸色发白,但还是坚持包完了所有饺子。饭后王雅萍主动洗碗,发现大嫂偷偷在阳台抹眼泪。
“怎么了?”她问。
大嫂摇摇头,“没事,就是疼得厉害。”
“疼就别勉强啊。”
“那怎么行,”大嫂苦笑,“少一个人,妈会不高兴的。”
当时王雅萍不理解,现在她懂了。在这个家庭里,“团圆”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缺席需要理由,而且是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最好是生病、加班,或者其他无法抗拒的因素。单纯地“不想去”是不被允许的,那意味着破坏家庭和谐,意味着自私。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小姑子张玲。
“二嫂,你什么时候到?妈把鱼留着没做,说等你来了再做。”
“你们先做吧,我真可能赶不过去。”
“那怎么行,”张玲压低声音,“妈脸色已经不好看了,大哥和大嫂吵了一架,因为大嫂不来。你就别添乱了。”
添乱。这个词刺痛了王雅萍。原来她的缺席不是个人选择,而是给这个家“添乱”。
“我知道了。”她挂了电话。
四点半,天色开始暗下来。冬天的白昼短暂得像一声叹息。王雅萍坐地铁回家,车厢里挤满了人,各种食物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糖炒栗子、烤红薯、韭菜盒子。有人手机外放着短视频,夸张的笑声在密闭空间里回荡。
她闭上眼睛,想起七年前第一次在张家过冬至的情景。那时婆婆对她格外热情,不停夹菜,夸她能干。她受宠若惊,觉得终于找到了第二个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也许是第二年,当她拌的凉菜得到所有人称赞时,这道菜就成了她的“固定任务”。也许是第三年,当婆婆自然而然地把围裙递给她,说“厨房交给你们年轻人”。也许是第五年,当她的加班开始被质疑“是不是不想来”。
义务一旦变成习惯,感激就会变成期待,期待又会变成要求。而要求一旦不被满足,就会变成失望和指责。
五点半,王雅萍到家时,张建明还没回来。她打开灯,空荡荡的房间安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她拿出那个小陶碗,放在餐桌中央。粗糙的质感,不规则的形状,釉色从浅褐渐变成深棕,像秋天土地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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