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9章 我们只能治病，无法改变别人命运。（1/2）
魔都瑞金医院胰腺外科重症监护室，清晨六点。
四十九岁的患者沈国华躺在病床上，腹部因为大量腹水高高隆起，像怀胎七月的孕妇。他的皮肤和眼白已经泛黄，这是梗阻性黄疸，胰腺肿瘤压迫胆管所致。监护仪上的数字并不乐观：心率112次/分，血氧饱和度92%，体温38.5c。
妻子周敏握着他枯瘦的手，眼睛红肿。过去三个月，他们辗转帝都、魔都，得到的结论都一样：晚期胰腺癌，肝转移，预计生存期三到六个月，已经没有什么方法有效，沈国华从160斤瘦到不足100斤。
“沈先生，周女士。”科主任陈主任带着一位年轻医生走进来，“这位是刚从南都三博医院进修回来的李医生，他带来了一个新方案，或许有效。”
或许有效？
这对沈国华来说，就是救命稻草。
李医生是第一批K疗法三博培训班的中国学员之一，他详细解释了治疗原理、可能的免疫反应、以及最关键的一点：成功率。
“K疗法没有治疗胰腺癌的先例，不久前才刚刚转向胰腺癌，实际成功率未知，根据现有的理论数据推测，K疗法对胰腺癌的总体有效率约35%，完全缓解率不会到5%。沈先生的情况更复杂，已经出现肝转移和黄疸，有效率可能更低，估计在15%到20%之间。”李医生的语气平静而坦诚，“而且，因为腺病毒需要经过肝脏代谢，您目前的肝功能状况可能影响药物分布和疗效。”
沈国华的声音虚弱但清晰：“不做的话，我还有多久？”
“很难精确预测，但以过往的经验，可能一到两个月，同样这是理论预测。”
“做的话，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有效，肿瘤可能缩小，黄疸缓解，疼痛减轻。最好的情况是获得手术机会，但概率很低。”李医生没有美化，“最坏的情况是治疗无效，或者引发严重免疫反应，加速病情进展。”
周敏眼泪又涌出来：“李医生，我们愿意试，多少钱我们都……”
“费用不是问题。”李医生打断她，“沈先生作为难治性病例，治疗费用由他们的科研基金承担，我们现在需要决定的是治还是不治。”
沈国华看着天花板，沉默了足足一分钟，监护仪的滴答声在病房里格外清晰。
“治！”他最终说，“15%的机会，也比如等死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不如拼一把。”
“好，那我给你安排！”李医生说。
沈国华的血红蛋白只有78g/L，白蛋白28g/L，肝功能多项指标异常，总体情况非常不乐观，不适合做任何对身体有打击的治疗。
但是K疗法比起其它治疗方案，他对患者的耐受能力要求很低，而且K疗法需要大量患者来验证它最终的边界在哪里。
中午十二点，南都三博研究所远程会诊中心。
杨平、宋子墨、徐志良、唐顺、陆小路以及远在清华的陈永年院士，通过视频连线共同会诊。沈国华的全部数据：基因测序、影像资料、生化指标同步显示在大屏幕上。
“肿瘤细胞确实高表达那个罕见受体，这是好消息。”杨平指着靶点检测数据，“坏消息是，他的中和抗体检测显示对腺病毒5型有高滴度预存免疫。如果使用标准制剂大部分载体可能在进入肿瘤前就被清除。”
陈院士调出混合载体库的数据：“他同时对腺病毒26型和35型抗体阴性，我们可以用26型载体，这是我们改造后靶向性最好的版本之一。但问题是26型载体的生产工艺还在优化，目前只有实验室级产量，只够一次治疗。”
“一次机会。”宋子墨沉吟，“如果失败，就没有第二次尝试的可能。”
徐志良补充：“而且……新载体……的长期安全性数据不足，虽然……动物实验显示良好，但人体……应用还是首次。”
大家面对着医学创新中最常见的伦理困境：是用还不够成熟的新技术去拯救一个几乎没有其他希望的患者，还是等待更多验证，但患者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
“杨教授，您决定。”陈院士最终说，“这是您的患者，您的技术。”
对于新的K疗法，陈院士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原材料”供应商而已。
杨平看着屏幕上沈国华的影像资料，肿瘤像一只邪恶的八爪鱼，盘踞在胰腺头部，触须已经伸向肝脏、侵犯血管。这是一个典型的、教科书式的晚期胰腺癌病例，代表着实体瘤治疗中最坚固的堡垒之一。
“用新载体。”杨平的声音很平静，“需要提前准备好免疫抑制预案，预防可能的细胞因子风暴；告知患者和家属，这是全球首例使用该载体的治疗，风险未知。”
决定作出后，陈院士立刻安排将实验室仅有的两瓶26型载体制剂通过专机送往南都，制剂保存在零下80度的液氮罐中，三博研究所将利用26型载体基因重组K制剂。
为了方便治疗，沈国华从魔都瑞金医院被转送到三博研究所，李医生跟着一起来到研究所。
五天后，治疗开始。
沈国华已经签完了厚达十二页的知情同意书，其中三页专门说明了新载体的实验性质。他的眼神很平静，甚至有一种奇异的解脱感，至少他在为活着战斗，而不是被动等待死亡，对一个绝症患者来说，希望，哪怕是一丝丝，也非常重要。
杨平让李医生来治疗沈国华，这是他的患者。病房里，大家严阵以待。
“沈先生，我们要开始了。”李医生说，“过程就像普通输液，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您可能会发烧、发冷、肌肉酸痛，这是药物的副反应，对于这些副反应，我们已经有经验应对，它是可控的。”
沈国华点点头，闭上了眼睛，药液顺着静脉留置针，进入他的血管。
治疗二十分钟，严密观察七十二小时。这七十二小时，对沈国华是生死考验，对杨平团队是技术验证，K疗法开始挑战“癌王”了。
……
全球各地，第一批从三博培训班结业的学员，开始了他们回国后的第一例独立治疗。
巴西圣保罗肿瘤中心，卡洛斯医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他的第一位患者是五十六岁的乳腺癌晚期女性，肿瘤已经转移到骨骼和肺部。按照标准流程，卡洛斯在治疗前做了腺病毒抗体筛查，结果发现患者对5型、26型、35型全部有中度以上抗体阳性。
“这意味着所有现有载体都可能效果不佳。”卡洛斯对患者家属解释，“我们可以尝试用免疫抑制剂预处理，降低抗体水平后再治疗，但这会增加感染风险。”
患者的女儿，一位三十出头的律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医生，这种疗法在巴西还没有正式获批上市，仅仅是临床试验，如果我母亲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可以起诉医院或中国的技术方吗？”
卡洛斯愣住了，在训练营，他们学过技术、学过操作、学过并发症处理，但没人教过他们如何面对这种不信任，这已经不属于技术上的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
“治疗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已经说明了所有风险。”他尽量保持专业，“但作为医生，我必须告诉您实情：任何治疗都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创新疗法的实验治疗。”
最终家属决定暂时放弃治疗，希望等待更成熟的方案。
卡洛斯看着患者被推出诊室，心里五味杂陈，在培训班他们讨论的是如何救治更多人；在现实里，第一道关卡却是信任。
同样的问题在印度孟买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拉吉夫医生的第一位患者是家境贫寒的结肠癌晚期男性。按照普惠框架的阶梯定价，患者需要自付的部分约合3000美元——这对一个印度农村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医生，我们卖掉土地和所有的值钱的东西才可以凑出这笔钱。”患者的儿子说，“但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我父亲还是走了，那我的弟弟妹妹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拉吉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培训班教了他医学，但没教他如何衡量生命的价值，如何在一个家庭可能因此陷入赤贫的情况下，建议他们承担治疗风险。
他打电话给南都的培训班的老师宋子墨，电话那头的宋子墨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拉吉夫医生，这是普惠框架在全球推广中最现实的问题。我们能做的，是确保治疗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数据真实透明，让患者和家庭能在充分信息下做选择。至于选择本身，那是每个家庭的权利和命运。我们只能治病，无法改变别人命运。”
挂断电话后，拉吉夫看着诊室外排队的几十个患者。他们眼中都有同样的对生的渴望。而他手中的K疗法，对一些人可能是希望，对另一些人可能是沉重的负担。
我们只能治病，无法改变别人命运。
拉吉夫心中默念这句话。
最终，患者家属放弃治疗，他们认为不值得。
……
苏黎世会议十天后，欧盟委员会卫生总司发布了一份长达八十页的《关于特定突破性医疗技术数据跨境传输的临时指导原则》。
这份文件没有修改GdpR，但创设了一个特殊通道：对于经过严格评估的、能显着改善无药可治患者生存的创新疗法，允许在满足以下条件时进行必要的数据跨境传输：
数据接收方必须通过欧盟的数据安全认证；
传输的数据仅限于临床决策必需的最小范围；
设立联合监督委员会，欧方拥有数据访问的实时监控和一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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