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8章 更换载体（1/2）
瑞士苏黎世，早晨八点。
日内瓦湖畔的一栋隐秘别墅里，灯火通明。椭圆形会议桌旁坐着七个人——来自欧盟委员会卫生总司、欧洲药品管理局（EA）、法国国家卫生管理局、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的代表，以及三位身份特殊的观察员：一位来自某欧洲王室家族的医疗顾问，一位是意大利工业巨头家族的管家，还有莉莉安·温莎本人。
这场会议没有官方记录，没有会议纪要，甚至参会者手机都留在了门外的屏蔽箱里。但讨论的内容，可能影响整个欧洲未来十年的医疗政策走向。
“数据已经很明显。”EA高级评审员索菲亚·贝特朗将平板电脑推到桌子中央，“过去三个月，全球完成87例K疗法有限临床实验治疗，总体有效率80.46%，无严重不良反应，无死亡案例。从纯医学角度看，这比我们现有的任何肿瘤治疗方案都更优。”
德国代表卡尔·施密特皱眉：“但所有治疗数据都实时传回中国，如果是有限临床实验可以接受，但是扩大临床试验以及上市后如果还是这样，意味着欧洲公民最敏感的健康信息基因组数据、免疫特征、疾病进展轨迹存储在中国企业的服务器上，这违反了GdpR的基本原则。”
“所以我们需要修正GdpR。”王室医疗顾问平静地说，“或者说，为这类特殊情况创设例外条款。”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修改GdpR？这几乎是欧盟法律体系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领域之一。
“这不可能。”法国代表摇头，“数据主权是欧盟的核心原则之一，不可能为某个特定疗法开绿灯。”
“与有限临床实验一样，我们就建立联合监管的数据池。”莉莉安开口了，她的声音在会议室里清晰而坚定，“数据物理存储在欧洲境内的服务器，但中国治疗团队可以通过加密通道实时访问临床决策所需的部分。参照有限临床实验，保持欧中联合监督委员会，任何数据调用都需要双重授权。”
“这需要庞大的技术建设和监管成本。”
“患者等不起成本核算。”意大利管家第一次说话，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米兰口音，“我家主人的胰腺癌已经扩散到肝脏，标准方案无效。他今年才五十二岁，有三个未成年子女。每拖延一天，他活着看到孩子们毕业的可能性就减少一分。你们讨论法律条款的时候，能否想一想这些具体的生命？”
这番话让会议室陷入沉默，医疗政策讨论往往陷于抽象的原则和数字，但具体的生命、具体的家庭，才是所有政策的终极指向。
索菲亚调出一组新数据：“我这里有份分析报告，如果K疗法能在欧盟全面获批，预计第一年可以让至少五千名晚期实体瘤患者获得治疗机会。按照现有数据推算，其中约三千人可能实现长期生存或临床治愈。同时，因为减少了无效治疗和住院时间，医保系统每年可能节省超过十亿欧元。”
“但技术控制权……”
“技术控制权从来就不在欧洲。”莉莉安一针见血，“过去三十年，美国药企控制着绝大多数创新药物的专利和生产，欧洲支付高价、让渡数据、依赖进口。现在只是换成了中国企业，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至少，中国企业的普惠框架承诺了可及性和公平定价。”
中午12点，会议暂时休会。莉莉安走到露台上，看着日内瓦湖上的水汽。卡尔·施密特跟了出来，递给她一杯热茶。
温莎女士，您为什么这么坚持？”卡尔问，“您已经治愈了。”
“因为我亲眼见过病房里的绝望。”莉莉安接过茶杯，“也因为我相信医疗进步如果只惠及能支付高价的人，那就不是真正的进步。K疗法和普惠框架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推动医疗公平的最后机会。”
“但风险……”
“卡尔，你管理药品审批二十年了。”莉莉安转身看着他，“你批准过多少种药，明知道它们只能延长患者几个月的生命，却要耗费家庭毕生积蓄？你拒绝过多少种药，因为它们虽然有效但价格太高医保无力承担？现在有一种疗法，效果好得多，副作用小得多，而且承诺根据支付能力定价。如果我们因为数据主权的顾虑而拖延甚至阻止它，未来历史会如何评价我们？”
卡尔沉默了很久，最终说：“我会推动扩大临床实验，但还是以前的原则，必须建立严格的数据监管框架，这不是不信任，而是规则。”
“公平。”莉莉安点头，“那就制定好的规则。”
……
南都，三博研究所。
杨平仍在观察那些胰腺癌细胞，新设计的载体原型已经完成了体外实验。结果显示，它确实能有效感染这种高表达罕见受体的胰腺癌细胞，K因子表达后，细胞凋亡率达到了68%。
但问题出现在动物实验阶段，小鼠模型显示新载体虽然对胰腺肿瘤有抑制作用，却在肝脏和肾脏产生了意外的轻度炎症反应。
“脱靶毒性。”宋子墨看着病理切片，眉头紧锁，“虽然不严重，但确实存在，载体可能识别了正常组织中低水平表达的同类受体。”
唐顺调出受体表达谱数据：“这个受体在胎儿期广泛表达，成年后只在少数组织有痕迹性表达。但我们的载体亲和力太高了，连痕迹表达都抓住了。”
杨平站在白板前，上面画满了信号通路和基因序列，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一整天，但思维依然清晰。
“只要能够识别它们并且启动凋亡程序，这就是胜利，剩下的工作就是继续改进而已。我们需要增加一道验证锁。”他画出一个新的基因回路设计，“如果暂时没有满意的单一标志物，我们可以使用两个，让载体只有在同时检测到两个标志物时，才启动K因子表达。肿瘤细胞通常有多个异常标志物，而正常组织很少会同时出现两个。”
“但这会降低感染效率。”
“安全第一。”杨平放下笔，“效率可以优化，但安全性不能妥协。重新设计，重新合成，重新验证。”
这意味着至少两周的延迟，而那位胰腺癌患者，可能等不了两周。
就在这时，实验室的门被推开，陆小路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六十岁左右、气质儒雅的男人。
“杨教授，抱歉这么晚打扰。”陆小路说，“这位是清华大学的陈永年院士，专门研究腺病毒载体的专家，之前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难题，他看了我们公开的部分数据，特意赶过来，有些想法想和您交流。”
杨平有些意外，陈院士是国内病毒载体领域的泰斗，但一直专注于基础研究，很少介入临床转化。
“杨教授，久仰。”陈院士主动握手，“我看你们在靶向策略上做了非常精巧的设计，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你们使用的腺病毒血清型是5型，这是最常见的，但也是最容易被人体预存免疫清除的。”
杨平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您是说部分患者可能因为既往感染过腺病毒5型而产生抗体，导致载体被提前清除，影响疗效？”
“对！而且这个问题在不同人种间差异很大。”陈院士调出自己团队尚未公开的数据，“我们研究了东亚、欧洲、非洲人群的腺病毒抗体谱。腺病毒5型的中和抗体阳性率，在中国人群约40%，在欧洲人群可达60%，在非洲某些地区甚至超过80%。”
这个数据让实验室里所有人都怔住了。如果属实，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欧洲患者可能对K疗法载体有预存免疫，疗效会大打折扣。
“那之前……欧洲患者……的治疗数据……”徐志良迟疑。
“可能无意中筛选掉了有高滴度抗体的患者。”陈院士说，“如果未来需要多次治疗，这个问题会更突出。”
杨平快速调出欧洲中心的患者数据，果然发现了一个规律：所有治疗有效的患者，治疗前检测的腺病毒中和抗体滴度都处于低水平。
“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杨平客观地承认，“一直专注于靶向性，却忽略了递送载体本身的基本免疫学特性。”
“这不是你们的问题，因为你们不会投入太多精力来研究载体病毒，只能应用成熟的载体病毒，而载体病毒是我们的专攻领域，在我们这些数据出现之前，你选择的腺病毒无疑是最优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所以我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陈院士打开笔记本电脑，“我们实验室开发了一套‘腺病毒血清型混合载体库’技术。简单说，就是针对同一个治疗基因，构建多种不同血清型的载体版本。治疗前检测患者的抗体谱，选择患者没有抗体的血清型载体进行个性化投送。”
屏幕上展示着十二种不同血清型腺病毒的基因改造方案，每一种都适配了K因子的表达盒。
“这需要庞大的生产体系和复杂的检测流程。”宋子墨说。
“但解决了根本问题。”杨平已经拿起笔开始计算，“而且，如果结合我们刚设计的双标志物验证锁，安全性和有效性都能大幅提升。”
杨平开始将陈教授的新技术引入进行分析，大家开始重新讨论载体。
不知不觉，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初步的合作方案敲定：陈院士团队提供血清型改造技术和混合载体库，三博团队负责整合靶向系统和临床转化，双方共享知识产权，共同推进。
“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技术瓶颈得到解决的机会。”宋子墨说。
“但也是最大的挑战。”杨平揉了揉太阳穴，“意味着所有生产线要改造，所有培训内容要更新，所有临床方案要修订，相当于重来一遍。”
“你担心吗？”宋子墨问道。
杨平沉默了一会儿：“担心，但更担心的是如果我们明知道问题存在却不去解决，未来因此治疗失败的患者，会让我们无法面对。”
大家点点头，这就是杨教授，永远把患者安全和技术完善放在第一位，哪怕代价巨大，他是一个技术狂。
“黄总那边说，生产改造他来解决。”宋子墨说，“培训更新需要我们主导，至于临床方案修订……”他顿了顿，“可能需要暂时放慢新患者接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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