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 裁定学术争议（1/2）

开元十年五月的文华殿，庭中紫藤花开了，垂落的紫色花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将清香送入殿内。今日的文华殿布置与经筵不同，撤去了御座与臣子的坐榻，只在殿中设了一圈圈坐席，如同一个巨大的环状讲坛。中心留出空地，供讲者站立发言。

这不是寻常的廷议，而是一场特殊的学术辩论会。辩论双方是当今《春秋》学的两大流派代表人物：一方是洛阳太学的博士郑虔，年过六旬，乃郑玄之后，承袭古文经学传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另一方是来自江南的鸿儒王弼，五十许岁，是新兴的“义理派”领袖，主张“得意忘言”，重义理阐发而不拘泥于字句训诂。

今日的辩论，源于去年科举的一道策论题：“论《春秋》‘微言大义’与治国之道”。两位大儒在各自评卷时，对一份优秀答卷的评价截然相反，进而引发了对《春秋》根本阐释方法的争论。此事传开后，竟有演变为学术门户之争的苗头。司马柬得知后，决定亲自召见两位大儒，当面主持这场辩论。

辰时三刻，两位大儒与二十余位太学博士、国子监教授、翰林学士鱼贯入殿。郑虔身着深青色儒服，头戴方巾，面容清癯，步伐稳重；王弼则是一袭月白深衣，外罩半臂，发束玉簪，举止从容。两人互相拱手致礼，面上虽都带着学者应有的谦和，但眼神中的锐气却掩藏不住。

司马柬今日未着朝服，只穿素色常服，坐在北面特意设的坐席上。太子司马谔坐在他身旁，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其余学者依次就坐，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半圆。

“今日不讲朝政，只论学问。”司马柬开场，“《春秋》乃五经之一，关乎治道本源。郑博士与王先生对经义理解有异，此乃学术之常。然朕闻近来有门生相互攻讦，言对方‘离经叛道’或‘泥古不化’。这便失了学术争鸣的本意。”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今日请二位各抒己见，一辩高下。但朕有三条规矩：其一，就学论学，不涉人身；其二，以理服人，不以势压人；其三，论毕之后，无论胜负，不得结怨。”

“臣等谨遵圣谕。”众人齐声应道。

辩论开始。郑虔先起身，向皇帝与众人行礼，然后道：“《春秋》乃孔子所作，字字珠玑，句句微言。治《春秋》当先明训诂，通字义，考史实，然后方能得圣人之意。譬如‘郑伯克段于鄢’一句，‘克’字何解？《左传》明言：‘如二君，故曰克。’此乃训诂之要。若不先明字句，空谈义理，便是空中楼阁，终将偏离圣人之本意。”

他声音清朗，引经据典，从“春王正月”的“王”字，讲到“陨石于宋五”的记载笔法，证明《春秋》的每一个字都有深意，都必须细细考究。

王弼待郑虔言毕，起身道：“郑博士所言，乃治经基础，弼亦不敢轻忽。然《春秋》之义，不仅在字句之间，更在字句之外。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这‘一’便是《春秋》大义——尊王攘夷，正名定分，褒善贬恶。若拘泥于一字一句之训诂，而失了大义根本，便是舍本逐末。”

他举例道：“譬如‘赵盾弑其君’，史实是赵穿弑君，赵盾未逃国境，返不讨贼，故书‘赵盾弑’。此非字面之训诂所能解，需明《春秋》‘责贤者备’之大义。治经者当先明此大义，然后字句训诂方有所归。”

两人一辩一驳，渐渐深入。郑虔强调“我注六经”，必须忠实于文本；王弼主张“六经注我”，经义需与时代结合。殿中学者们听得入神，有人频频点头，有人蹙眉沉思，更有人忍不住低声与邻座议论。

太子司马谔也听得很专注，时而看看郑虔，时而看看王弼，显然在努力理解两派的观点差异。

辩论持续了一个时辰，双方各举十余例，互有攻守。郑虔功底扎实，引证丰富，每每指出王弼解释中与古注不合之处；王弼思维敏捷，善于阐发，常能从寻常语句中引出深刻的治国道理。

终于，两人都说得有些累了。殿中一时寂静，唯有庭外紫藤花香随风飘入。

司马柬这时开口：“二位所言，朕都听了。郑博士重训诂考据，乃是治学根基，无此则经义易流于空疏妄诞；王先生重义理阐发，乃是经世致用，无此则经学易沦为章句之学，无益于治道。”

他顿了顿，看向两人：“然朕有一问：若依郑博士之法，字字考究，句句训诂，可能确解《春秋》每一字句？”

郑虔沉吟道：“虽不能尽解，然可近之。”

“若依王先生之法，把握大义，阐发义理，可能确保不偏离圣人之本意？”

王弼谨慎道：“需常以古注校正，不敢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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